序  一

暑假前，大亮给我来信，说他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已经结项，研究成果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他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潜心研究多年的学术成果很快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确实为他高兴。

我与大亮的相识缘于学术。记得在2003年底，《中国翻译》编辑部给我来信，说收到一篇文章，对我提出的有关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请我看看。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我向来十分看重。从寄来的文章的观点与论证看，我觉得作者很有思想，文章观点鲜明，论证也很扎实，争鸣有助于推动学术发展，我强烈建议编辑部采用该文。2004年《中国翻译》第2期上发表了这篇名为《谁是翻译主体》的文章，我才知道作者的名字，也了解到当时他还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这篇文章针对国内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性的研究现状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明大亮注意追踪学术前沿，敢于探索求真，具有年轻学者应该具有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自此以后，我开始关注大亮的学术研究，他也经常向我提出一些学术问题，在交往与交流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我发现大亮善于钻研，勤于思考，长于思辨，对学术有执着的追求，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

总的来看，大亮这些年的学术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涉及三个研究领域。硕士阶段起，他关注并研究翻译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读研期间及毕业之后陆续在《中国翻译》等期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博士阶段，他从哲学的角度，对金岳霖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几经修改，最后形成了一部专著，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博士后阶段，他特别关注中国传统译论的伦理与审美问题，重新考量中国译论的核心价值。在我看来，这三个领域虽各有侧重，但有着内在的联系。

大亮这次献给翻译学术界的书，是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是一部系统研究金岳霖翻译思想的学术专著。我觉得大亮这个选题很有意义，金岳霖提到的译意（意义）、译味（意味）、意境与境界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金岳霖就语言与翻译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和主张，如语言文字的情感寄托、意念上的意义与情感上的寄托之间的关系、译意与译味的区别、文学翻译的困难等。这些主张和提出的问题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是，金岳霖也留下一些翻译问题没有解决，如译意与译味的联系、如何兼顾译意与译味、如何解决文学的不可译难题等。这些问题需要后人进一步探索。

读了大亮寄来的书稿，我发现他对以上一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并尝试对金岳霖留下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大亮研读了金岳霖的《知识论》，解析了知识论的研究对象、立场与态度对金岳霖的语言观与翻译观的影响，发现了金岳霖翻译思想的矛盾，探究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大亮认为解决文学的不可译难题不可能在知识论的领域内找到答案，只有跳出知识论的逻辑思维领域，借助中国哲学美学的境界论来超越概念和命题的局限性，从知识论转向境界论，利用境界翻译的超越思想才能打破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从而完成从知识论的二元对立到境界论的层级超越，最终实现译意与译味的和谐共存。

大亮并不满足于金岳霖提出的译意和译味，他在译意和译味的基础上增加了译境，形成了文学翻译的三种境界。其中，译意是基础，译味是关键，译境是理想。三种境界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三种翻译类型，而是相互联系的三个翻译层次。尽管大亮从理论上把文学翻译划分为三种境界，但他认为在实践上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整体，三境归一。这样的思考，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不仅试图从理论以及实践上解决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试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和谐统一。

大亮提出的文学翻译的境界论对于文学翻译有何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呢？首先，境界翻译传播的是正能量，提倡的是一种创造意识、超越精神和积极的翻译态度，这对于我们思考文学的不可译性具有拓展性的意义。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文学当然是很难译的，但中外文学翻译家并没有因为文学很难译而放弃文学翻译。相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面对翻译的障碍，总是在文字、文学与文化的不同方面，在认知与审美活动的互动中，创造性地超越不可译因素，把文学翻译提升到至高的审美境界。其次，文学翻译三种境界的提出可以用来评价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大小、文学性强弱以及翻译水平高低，从而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从可译性大小来看，意义的可译性最大，意境的可译性最小，意味居中，三者之间形成一个连续体。从文学性强弱来看，译意的文学性最低，译境的文学性最强，译味处于中间，成为连接译意和译境的桥梁与纽带，文学性从低到高排列。从翻译质量的高低来看，只能译意的作品，翻译质量居下品，能在译意基础上译味的作品，翻译质量居中品，意义、意味及意境三善具备的作品，翻译质量最高。

金岳霖的翻译思想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等不同的学科，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与研究方法。大亮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融汇中国哲学的境界理论、西方哲学的意义理论和中国美学的意味与意境理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学翻译的实例进行分析，以境界为主线贯穿全书，把译意（意义）、译味（意味）、译境（意境）联系起来，把握其内在关系，建构其理论关联。首先，大亮运用回归中国译论原点的研究思路，探究了意义、意味、意境、境界的哲学基础、美学渊源及文学传统，历时地追溯了四个范畴之间的概念变迁与继承发展关系，以便能够语境化和历史化地把握理论的原貌。其次，大亮借鉴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文论有关作品层次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文学作品划分为意义、意味与意境三个层面，然后在作品的结构中界定了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运用辩证法的“中介环节”理论，解决范畴之间的意义交叉关系。再次，大亮合理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法，把意义、意味与意境分解成不同的类别与层级，使其衍生出二级范畴和三级范畴，并通过逻辑推理与辩证逻辑建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思考与探索，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翻译实践层面，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相信，翻译学术界的同行会和我一样，对大亮的探索与进取精神点赞，但同时，我也期待，翻译学术界的同行对大亮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加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乃至提出批评与争鸣。

许  钧

2015年8月28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