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史，无言的历史？

艾格勒·贝奇 多米尼克·朱利亚

1. 针对儿童的新伦理准则？

从1924年至今，大型国际组织的注意力总会定期聚焦于儿童世界：但这也仅限于些宣言、建议和研究，它们致力于描述各国儿童的现状，或阐述理想儿童的判定标准，从而符合有关未成年人的、定期修订的医学伦理学分类。这是一种基于愿望的主张：给予儿童一切合乎其愿望的东西，包括身体健康，生长发育所需的条件和方式，个人多元化发展、成长所需的关系网，充分发展所需的必要支持以及恢复健康的治疗等。理想儿童这一类别的历史仍有待从头书写，这是论述童年的重要章节，但是迅速浏览一下这类文献可以发现一些与童年观念相关的处理方式，以及和整个童年相联系的教育学和描述性言论的典型特征。这些字里行间所弥漫的总是一种鼓励的语调：“儿童应当如何”，“如何才是合乎期望的”，“如何是恰当的”，“人们承诺”，“人们竭尽全力”，“儿童的权利”等都是这类作品中的高频词汇。在这类特定的著作范畴中，最近才忽然出现这样一批作品：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做推论，而是分析事实；不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激励，而是注重分析不这么做会出现何种恶果，或如果人们遵循上述建议会带来何种积极意义。1三十多年来，在来自联合国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资料中，2儿童的成长条件都应当是舒适安逸、家人环绕、不背井离乡，享受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享有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与教育条件和关怀，拥有自由时间以嬉戏玩耍，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和剥削，触犯法律时根据年龄进行司法判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按照这种新的伦理准则培养出来（还有自我塑造）的理想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91年的文件中有所探讨。3但是该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定期调查所揭示的世界许多地区的真实儿童与这些国际组织的期望似乎恰恰相反。4

实际上，来自全球各国的统计数据和影像都足以表明：那些幸福成长的儿童，娇惯蛮横的儿童，广告宣传的“自由”又“幸福”的儿童，迪士尼乐园、欧洲迪士尼或者阿斯特里克斯乐园的目标儿童群体并非最普遍的范例。如今童工依然不计其数。5虽然国际劳工局从1919年成立以来就将使用童工视作最严重的违反人权行为之一，并致力于将其根除，但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在很多国家，童工是维系家庭经济收入所不可或缺的。从某种角度来看，在哥伦比亚所见到的父子同在煤矿中劳动，或在波哥大市场上卸水果蔬菜的影像对我们这些西方国家来说似曾相识，正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规定义务教育的法律的出现才使这一现象在西方逐渐消失。6但今天的经济现代化、国际公共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监督、企业家之间与日俱增的竞争实际上都推动了对降低劳动力价格的系统性研究，并导致了对儿童这种最廉价劳动力的剥削。7然而我们能对那些被奴役的印度儿童漠然吗？他们被家庭卖掉，或被从村庄抢走，从5岁开始就在拥挤的豪华地毯作坊里干活。伊克巴尔·马薛（Iqbal Masih）曾经是一名巴基斯坦织毯童工，母亲为还借款把10岁的他卖给一个手工地毯商，后来他成为反对强迫使用童工的代言人。1995年4月16日，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被暗杀，而他的死引起了对造成这种奴役现象的社会和家庭机构的关注。8当我们看到那些尼罗河三角洲的小女孩们在漆黑的夜间采摘最完整的白色茉莉花冠，以作为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香水—的原材料时，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无动于衷？当西方恋童癖的色情旅游的发展加剧了亚洲儿童所遭受的性剥削时，西方国家最终如何能够摆脱一切责任？9仅在泰国就有20万儿童在家中被诱拐或在难民营中被绑架，然后被卖到曼谷（Bangkok）和芭堤雅（Pattaya）的酒店中卖淫。为了满足寻求西方所没有的“刺激”（因为在西方会遭受审判）的变态顾客的不同口味，他们遭受监禁、毒打和强暴。印度童妓数量大概有40万，菲律宾10万，斯里兰卡3万。据估测，泰国艾滋病血清检测呈阳性的人数为60万（这些数字也许被低估了），母亲为艾滋病血清检测阳性的婴儿比例为18‰，预计到2000年仅泰国一个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就能达到50万。1996年8月27—31日召开的第一届关于未成年人被迫从事性交易的国际大会汇聚了来自130个国家的1300多位参与者，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正在扩张的犯罪行业的规模如何；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促使各国政府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打击“性交易者”的行动规划，但是却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司法措施。10

因此，我们也并不打算在这里描绘出一幅双连画*来对比依上述建议培养出来的孩子德智体均优的天堂美景和剥削、死亡、暴力的地狱噩梦；或者展现现在的儿童成长的条件与过去儿童所经受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在儿童理想成长规则和我们刚刚提及的无法想象的现实这两种极端之间，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一些现实中的儿童，他们既没有按照完美的方式生活，也未经受痛苦折磨；也有依据人类科学和儿童知识培养出来的儿童；还有一些仅存在于历史中的儿童。对于儿童理想成长规则，我们从来都只有一种片面认识：我们在生活中应当具备各种感情、关注和聆听外界或两耳不闻窗外事、通过道听途说或眼见为实的方法来交际和学习、记忆和渴盼，简言之这就是一种总是与生俱来、每个人都要重新经历的教育，它几乎难以用言语表达，在被定义或观察到以前就已经存在。

在整个19世纪，以及从19世纪末以来，科学文化使得新概念、新意见和问题越来越多，它依据一些范例解释了儿童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范例并非总是令人满意。尽管精神分析心理学（la psychanalyse）的解释性主张11曾经是最丰富、最有趣、也是最具煽动性的一种，但它只能被视作一家之言。除了这些设想外，其他心理学派、人类学、社会学和儿科学研究（在讲述20世纪的章节中会有提及）都致力于儿童研究。

如今精神分析学家的注意力放在了婴儿身上，人们也深切感受到20世纪儿科学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婴儿死亡率不仅大幅下降，而且发达国家生育的社会医疗保健和环境也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门全新的胚胎医学取得巨大突破，它提出的许多棘手的道德问题都让主流宗教、思想学派或立法机构措手不及。1993年巴黎儿童保健研究所的一位医生不就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命名为《人类胎儿的权利和义务》12（Les- droits et les devoirs du fœtus humain）吗？科学进步促使当代社会快速发展，但当今社会却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回答。总之，人们或许可以扪心自问：发达国家这种想要了解儿童，甚至包括其出生前的一切的欲望究竟意味着（隐瞒或压制了）什么？

与后面会提及的美国心理史学家的理论相悖的是，儿童史并不是一部进步史，原因很简单，因为成人的历史并非单线进化。孔多赛（Condorcet）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中指出，历史是可以倒退的；如果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因为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国家而显得太过“异域”的话，那么只需要想想那些已重回我们视野的野蛮行为就已足够：利用儿童乞讨，针对吉卜赛（茨冈）儿童的犯罪行为（最近意大利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逃离前南斯拉夫战场并来到我们这里的难民，都证明了社会冲突和社会断层对缄默不语的儿童的影响，以及那些小女孩因被强暴而留下的身心伤痕。13

我们也并不打算用一种同样虚假的“黑暗”儿童史来取代那些被媒体广泛传播的矫揉造作的虚假历史。社会符号是最含混不清的，而当下的状况也从来都是不透明的。但是儿童被遗忘的程度或许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都严重。一切都需要重新建构，但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我们所传播的既有印象。这里仅举一例，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身体和言语暴力与旧社会相比或许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儿童暴力（无论是童子军还是杀人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这好像与上文提到的新伦理准则水火不容，后者将儿童假定为惹人疼爱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刽子手；它也瞬间揭露了一种不可消除的相异性，一种打破了所有我们曾经以为最可靠的思维逻辑的野蛮与残忍。在利物浦，从法官面前押走两名10岁的谋杀犯的装甲囚车遭到了怒吼人群的铁棍和石块的围攻，车中罪犯于1993年2月12日杀害了年仅2岁的詹姆士·布格勒（James Bulger）。在这则震惊英伦的可怕的社会新闻背后，如何理解这些“儿童杀手”的行为问题仍然存在分歧。14一种最自然的倾向就是利用社会集体来进行解释：利物浦郊区到处荒凉而肮脏，工业危机和失业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家庭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