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儿童

艾格勒·贝奇

1. 善与恶之间

1.1 在儿童身上可以很快找到新基督教文化在多个世纪中都与古罗马文化，尤其是教育领域有联系的依据。1天使传报预示着卓越儿童的降生，与这些幼儿出众的智慧有关的故事到处都是，尤其是耶稣曾在圣殿中与学者对话（《路加福音》（Confessions）2，41—52）。另一种与儿童有关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就是自传体文学作品的出现。在《忏悔录》第一部中，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讲述了他从出生到青年阶段的生活，开创了一种存在于中世纪的新样式（例如基伯·德·诺让（Guibert de Nogent）的《自传》（De vita sua））。圣奥古斯丁不仅叙述了他人生初期的生活，还提到了重新找回这段过去的方法：除了自己遥远而模糊的回忆外（Ⅳ，8），他还求助于别人向他讲述的童年以及对其他儿童的细心观察（同上，及Ⅶ，12）。与异教徒文化相比，新生儿非常重要：在与异教迥异的历史和思想的基本观念中，儿童的地位已经不再边缘化，《福音书》非常强调儿童那些新奇而具有典范性的内容。2不仅如此，《福音书》中谈及的非凡的儿童或寓言中的普通幼儿和已经度过童年阶段的人所叙述的普通儿童从此都处于一种明确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框架之中。耶稣让那些想进天国的人去模仿的儿童（《马可福音》9，36—37；《马太福音》18，3—5；19，13—15）是那些在街道玩耍或者与父母待在家中的儿童，例如耶稣治愈的睚鲁（Jaïre）的女儿（《马可福音》5，22—43）；有些儿童年龄很小，例如被希律王（Hérode）下令杀死的两岁以内的无辜婴儿（《马太福音》2，13—18），他们成为权贵怒火和暴力的受害者。奥古斯丁自己的童年也处于这种背景之中，他有一位母亲和一位哺乳的乳母（Ⅰ，6，7和Ⅰ，7，11），随后还有一位粗暴的学校老师（Ⅰ，9，14）和一些玩伴（同上，Ⅰ，9，15和Ⅰ，10，16）。

中世纪描述儿童的许多固定方式在这些场景中已经得以体现：这是一种有着真实出生和死亡的儿童，他们生活在家庭之中，与同伴嬉戏玩耍，不一定属于统治阶级，也不仅限于男性后代，人们从最年幼时期开始讲述他的生活。对人生最初时期和儿童行为（对其自身进行评估，而不是单独从教育带来的转变这一角度）的关注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变得更加强烈，如同圣杰罗姆（Saint Jérôme）（5世纪）那两封著名的信所表明的一样：一封是写给莱塔的关于女儿宝拉的教育的信（《使徒书信》，CⅦ），另一封写给一个名叫帕卡图拉的小女孩（CⅩⅩⅧ），在信中，圣人自称长者，言语充满关怀与诙谐。与圣奥古斯丁一样，人们用认真的目光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没有偏见，也没有参考成人模式，研究内容既有新事物，也有儿童的脆弱、任性和含糊不清的话语。从《忏悔录》开始，与全新的儿童现象学（笑容，哭泣，牙牙学语，语言学习，智力与记忆，游戏，学校的学习内容，与他人的关系，性格，沉默，感情）紧密相连的内容就开始出现，即一种儿童天性的道德和宗教观，它可以证明儿童的积极性（儿童可以寻找一些手势来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忏悔录》，Ⅵ，10），同时也让儿童受到质疑，并从此开创了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以后的儿童二重性观点。

在随后的多个世纪里，这种儿童二重性成为了宗教经文中各种各样评论的对象。3让我们回到圣奥古斯丁的文章中：儿童虽然弱小，但他并非无罪（Ⅶ，11和12），他所具有的缺陷带来的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非心理问题：他贪吃（同上），嫉妒（同上），不听父母和老师管教（Ⅸ，15），不爱学习，极易开小差，被外界所吸引（Ⅹ，16和ⅩⅨ，30），小偷小摸，爱撒谎（同上）。但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善于保护自己，拥有一些只可能来自于上帝的优点（ⅩⅩ，31）。然而圣奥古斯丁同样在《上帝之城》（Cité de Dieu）（21，14）中扪心自问，他是否宁愿死去也不想再经受一次充满痛苦和束缚的童年。

从后古典文化初期开始，介于善恶之间的儿童天性似乎就是一种双重性存在，它可以为灵修提供榜样，4但也饱受质疑：最初几个世纪的许多基督教作家有时使用一些颇为激烈的言辞提出儿童的“冲突性”概念，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才结束。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ément d’Alexandrie）（公元2世纪）歌颂了儿童的温柔、天真、单纯和诚恳（《教育者》（le Pédagogue），19，3），5从公元6世纪起，伴随圣伯努瓦（Saint Benoît）而生的修道院文化将儿童视为神之思想的阐释者，他们的愤怒无法持久，没有心机和怨恨，是一种温柔天真的生命。6这种对儿童的积极评价源自于对基督耶稣童年的真实性和情感性等各方面越来越专注的崇敬，7并且从公元8世纪开始到处普及：约1250年，英国方济各会修道士巴塞洛缪斯（Barthélemy l’Anglais）在他的《事物本性》（Liber de Proprietate rerum）中肯定了幼童的价值（依据是塞尔维亚的依西多禄所提出的一种错误的词源学，8他认为puer（儿童）来自于purus（清洁），而puella（女孩）来自于pupilla（小女孩））；约阿西姆·德·弗洛尔（Joachim de Flore）宣告了一个具有“儿童般纯洁”9（sinceritas puerilis）特征的新年龄阶段的产生；而罗吉尔·培根在他的《大著作》（Opus Maisus）（Ⅰ，1，H，300）中赞扬了儿童的单纯，10面对神的智慧，博学之人应当努力效仿这种单纯。

但相反的是，在这些儿童得到赞扬，基督儿童形象获得越来越多的崇拜的世纪里，儿童的特点也常常包括“懦弱无力”（infirmitas），由于单纯而没有任何道德和知识等。在圣托马斯（《圣保罗致哥林多前书注疏》，第十四章，第四篇）和圣文德（《路加福音注疏》，收录于《全集》（Opera omnia， prope Florentiam ad Claras Aquas，1895），第7卷，第459页）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主题又回到了天真儿童的双重性上来：他并不成熟，没有善恶之分，他有缺点和优点，脆弱和天真。其他更加悲观的人看到儿童在受洗赎救前的罪恶（基伯·德·诺让，《自传》，ⅩVⅢ）或者物质性的最低级形式（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世界沉思录》（De contempt mundi），PL，CCⅩⅦ，第703—704页断言儿童是由人类身体最低级的物质所孕育的）。

这些都并非与神学人类学和道德人类学相关的理论范畴的二重性，儿童更多的是一种借口，而非思维言论真正涉及的对象，它只是谈论成人优缺点并投射到他们身上的一种手段：11甚至在那些提到了或多或少真实存在的儿童的政治、社会或圣徒传记文章中，也有一些对比形象出现。因此尽管我们能看到把儿童视为财产来保护的最初的儿童和家庭政策12很早就已出现，尽管修道院常常会接纳并培养一些低龄儿童（即我们随后会提到的父母献给修会的儿童），尽管人们会向一些保佑儿童的圣人或圣女祈祷，13尽管在整个中世纪，传道士和理论学家都对针对儿童的暴力和过分严格而扼腕痛惜，14但依然会有一些声音认为童年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年龄阶段：阿伯拉尔（Abélard）在他的《我的苦难史》（Historia calamitatum）（467—482）中写道，爱洛依丝为了拒绝他的求婚，为他画了一幅画，在一栋满是孩子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一团糟，有孩子在哭泣，还有乳母在哼唱催眠曲，这些都是集中注意力和学习的障碍。而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下面也会提到，弃婴和杀婴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

然而这种在儿童身上同时看到善与恶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以后）也让人们能够对儿童天性有更加仔细、中肯的观察研究。与教学法和希腊罗马想象中的儿童相比，人们对中世纪未成年人的看法更基于现实，虽然与他们的地位、生活、想法有关的证据并没有比以前更多更丰富，15而且也常常是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中截取的（学校机构，宗教和哲学作品，画像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女性生存状况史16）。

1.2 教会法的拉丁词汇表中17有多个用来指代人生初期的儿童：puer （男孩）（puella女孩）是一般词汇；parvulus（小孩）， infans（婴儿）和infantulus（小孩）指的是幼儿，和aetatis pueritiae proximus（人生的幼年阶段）一样；然后一直到7岁（开始接近青春期的年龄），最经常使用的词是impubes（未成年人）。指代年龄的词语也非常多：pueritia（少年期）， puerilis aetas， pupillaris aetas， minor aetas， aetas tenera， aetas proxima infantiae。这些词汇并没有对应准确的年龄划分。童年一般来说一直持续到7岁，对女孩来说，pueritia和pupillaris aetas是从7岁到12岁，对男孩来说是从7岁到14岁，也就是青春期的开始。在文学使用中（这不单单是因为拉丁语演化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词汇则更加丰富，尤其在指代男孩的时候。18

除了这些词汇外（除了必然出现的汇合现象），19成年之前的年龄阶段受古希腊的启发而按照数字、生理、天文、星相学相应地分成若干阶段，但实际上更加复杂。20无论如何，根据比古希腊罗马更加清楚明确的方式，儿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具有自己特征的年龄段；21和古希腊罗马一样，它分为几个阶段，如同人们在司法条文里看到的一样，7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脆弱阶段在此时结束，也标志着儿童成长到了能够分辨善恶阶段，他可以接受不太重要的命令，订婚（女孩12岁开始才可以结婚，男孩为14岁）。在13世纪的法国，这也是未成年人监护结束的年龄。22

这种对儿童特殊性的定义更为准确的结果就是儿童成为被更仔细观察的对象，某些作家提出了一种非常详尽的儿童生活和行为现象学。巴塞洛缪斯认为童年是一个特别脆弱和具有可塑性的阶段，23其他人24把这个人生最初阶段描写成一个充满风险的时期；25某些人认为婴儿不会说话是因为没有牙齿，他们应该得到成年人特别的关心照顾。26

1.3 对儿童特点越来越明确的定义在雕刻和绘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母亲臂弯中的耶稣形象越来越动态和成人化，他的形象不仅证明了儿童更加鲜活的“感情”（阿里耶斯想表达的层面27），也说明了人们对儿童的研究态度更加认真：在壁画和图画中，儿童或欢笑，或朝向母亲的乳房，要么酣睡，要么转向场景中的其他人；他已不再是一个缩小版的成年人，他的身高、外貌和衣着的变化渗透了不同的年龄段。虽然圣婴是被描绘得最多的形象，但他并不是孤单一人：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展示劳动中、或参加宗教节日、或陪伴父母的儿童。

最能突出儿童生活特点的就是游戏，但并非只有幼年耶稣会和动物玩耍或玩弄别的物品：我们能够了解到加洛林王朝以前的贵族大家庭儿童使用的某些玩具，例如球和陀螺，陶瓷人像和动物（国王的儿子玩的是黄金制品）。28对于稍晚一些的公元12世纪，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属于普通百姓阶层的孩子的玩具，29某些画像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桌子上的可操控木偶，它们似乎让大人和小孩都很快乐。30 14世纪末，在傅华萨（Froissart）的《恋爱的艾斯比奈特》31（L’Espinette amoureuse）中，他提到了自己直到12岁时所玩的游戏：模仿成人日常生活（播种、打猎），用自然材料制作玩具（木头，黏土），参加集体游戏（警察与小偷，正反面游戏，猜谜语）和一个人的游戏（骑木棍，向窗外的人做鬼脸）。32

1.4 然而，游戏这一童年生活的重要方面却并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应用到教学目的中去。人们只能容忍它到一定年龄：基伯·德·诺让写道（《自传》，Ⅴ），当他开始接受某位教师的管束时，后者立即让他彻底远离群体运动。无论是好或坏，简单或虚弱，儿童都是成人的理论和历史的一部分，人们要有步骤地通过大量强化练习，引导他抛弃儿童状态，走向成人世界。如果我们要讨论一种“中世纪”教学法的话（在各个时代都曾过分普及，但在这一时期尤其明显，它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分支，各种各样的机构，以及理论和神学框架），从整体上来说它是一种针对老师而非学生的教学法，是一系列的教育规划，但它并没有考虑到受教育者的个体性、发展性和社会性特点，只是特别专注于儿童要想变成成人所必经的过程，不要浪费任何时间，期限越短越好，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做出沉重的牺牲：圣杰罗姆在写给帕卡图拉的信里告诉小女孩，她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希望，而不是现实（CⅩⅩⅧ，1）。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人们不仅并没有创立一种建立在儿童行为（如游戏）基础上的教学法，而且还极力肯定了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关系：学生的行为和年龄可以证明这点，要想扭转这种情形似乎是永远不被允许的，甚至连耶稣在圣殿中与学者对话的情节也被解读为所有同龄儿童应当效仿的面对老师应当服从、谦逊和聆听的典范。33儿童是顺从的学生，整个发展过程中任何时期的主动性都被剥夺，因而儿童也有了双重身份：不仅因为他要接受教育，还因为以前所有照料他或者以照顾他为目标进行培养的人都接受过这种相同的教育，包括家长（雷蒙德·卢尔（Raymond Lulle）推荐过34）、乳母（圣杰罗姆在给莱塔的信中建议过，CⅦ，4）、讲道者和教师35、管理儿童生活的妇女、女教师、同学、保姆、圣杰罗姆所指点的人（CⅩⅩⅧ，4）。这些教育课本、论述、讲道和布道针对的是所有这些人。36

这种培养一方面专注于身体，另一方面也逐渐涉及宗教和道德，这是大部分中世纪教学法作品的不同之处。在圣人的生活中（从7世纪到12世纪37），我们可以发现对儿童身体、成长、疾病的明显关注，这种主要针对幼儿的身体教育学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受医学影响越来越大的育儿法；38随后而至的是稍晚一些的道德教育，它要求儿童成长为成人，尊重和敬重父母，敬畏上帝，学会顺从。具体来说，这种教学法和语言学习，即儿童最主要的问题，39有着密切联系，从圣杰罗姆（CⅦ，4）到13世纪的《卫生手册》，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家庭来解决，然后才是学校中的演说教育。40

负责儿童教育的每个人都采用特别的教育方法，根据时代、背景、传统、目标、年龄、儿童性别、地点和工具、教育者的其他任务而有所不同。针对所有这些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儿童生活的具体方面，有时候还可以隐约读到儿童自己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