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儿童及其历史

可以用来解释原因的正是社会因素（它肯定扮演了某种角色）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紧张对立性。这个问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本书：写一本关于儿童史的书意味着什么？书中综合列举了许多社会参数，这些参数和每个不同儿童的特性都可以用来理解儿童史。确切地说，我们从开始就知道与所掌握的线索相比，我们的雄心显得过于庞大。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历史中的只言片语，而把儿童当作主题也非常不易：我们所取得的关于儿童的资料（对20世纪尤其重要）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它需要进行严格精确的阐释。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历史各个时期的成年人（立法者、教育学家、作家、画家、家长、自传作家等）留给我们的有色眼镜来了解儿童，正是利用这些间接线索，我们才可以尝试去重新构建过去不同时期的儿童面貌。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对儿童物品都进行了分类、贴标签和细心排放（衣物、玩具、玩偶），但只有当我们能够复原它们的用途时，这些物品才重新具有意义。我们在时间中追溯得越久远，就越担心有更多的线索转瞬即逝，这并非因为儿童没有自己的地位，而仅仅是因为儿童概念的不同。我们涉及过组织构架不同的其他大陆：古代时期（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或中世纪）的原始资料更少，同时也最少谈及该领域。虽然我们所掌握的著作中的母亲从18世纪起以痛哭来排解子女生病或死亡所带来的哀伤，但我们也不能从这种感情表达的变化来推断说以前若干世纪中就缺少类似对儿童的情感。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本书的时间线是连续的，但我们所了解的却并非如此，书中也有各种黑洞和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或许永远无法解答）。

然而，三十多年来，儿童史文献编纂取得了巨大进步。历史人口学向我们揭示了很多对家庭结构、弃儿或避孕手段的发明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要素。历史学家的兴趣从经济史或政治史到社会风俗史或思想史的转变，直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私生活史上。与如今我们的各种习惯相比，人们对私生活史的观察方法已经不再是猎奇的差异法，而是连贯并带有自我逻辑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每个时期都会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联系或分隔开来。但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这种角度的转移在三十年前却并非如此明显。在这一主题方面，有一本书可以被视为具有某种突破意义的标志性作品：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的《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该书在欧美引起了巨大反响，使这一乏人问津的研究领域变得繁荣起来。如今所有要撰写关于儿童史著作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无论对其结论是进行批判还是接受）参考这本在史学界开辟了新领域（称之为新课题更合适）的先驱性作品。

事实上，菲利普·阿里耶斯的这本书与其之前的见解一脉相承，1948年这位人口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史及其生活态度》（L’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et de leurs attitudes devant la vi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中就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书中有一章即为“家庭中的儿童”。菲利普·阿里耶斯以一针见血的方式指出了18世纪末的决定性转折点：“儿童就像是西哀士*（Sieyès）所见的第三等级一样。我们可以引用他在1780—1820年间所说的：第三等级曾经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15菲利普·阿里耶斯在这里想要表明的不仅是一种针对幼儿的教学法（如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教学法）和专门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更是突出儿童在家庭内部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作者采用了一种二元视角来对比两种类型的家庭。一方面，他将一种家庭定义为“旧家庭”，它是一种负责保证财产继承的社会机构，以父权和资产管理为中心，但是缺少“家庭意识”中的情感维系：这种家庭的大量存在与父母对数量过多的子女的未来有所忽视有关系，这些孩子会很快且彻底地离开其家庭圈，寻求更广阔的天地。与这种模式相对的是依据家庭和家庭生活创造的“现代家庭”：父母的所有努力都围绕着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保证他们比自己更成功；在这些条件下，现代家庭主动控制生育，不像祖辈一样随意而无远见，这也是让他们所能支配的资源与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相匹配的唯一方法。菲利普·阿里耶斯的设想曾认为19世纪的人口大变革，即马尔萨斯人口主义，首先是“意识状态的改变：对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儿童的看法”。或许菲利普·阿里耶斯对于这一漫长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比任何人都更敏感，他自己也指出想要观察到一种家庭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的突然转变只是在做无用功：在他看来，这种演化进程在若干世纪里是伴随着从最高等级到最低等级的社会分化而逐层推进的。近期的城市或农村人口调查研究通过更为精确的年代测定证明他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位人口学家的探索都以渐进的发现为支撑，即可视可测的现象（即人口统计）取决于“某些隐形、隐藏到现在的从未被观察和研究过的行为方式”。 对菲利普·阿里耶斯来说，“在漫漫黑夜里发挥作用的长期影响力与短期内发生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而且“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深层次的东西。或者就算说了也是采用迂回和暗示的方式” 。16所以心态史学家扮演的角色就是将那些与当代人的意识不一定相符的言论、暗示进行重新建构。同时，借助服饰图像学这种间接的方法，人口学家能够进一步将其对儿童的疑问深化：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油画和雕刻品中出现了一种特定的儿童服装，这种把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的类似某种制服一样的长袍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呢？这难道不是中世纪与18世纪启蒙运动之间儿童特定身份（至少对男孩来说，因为主要涉及的是男孩的服装）出现的标志吗？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家庭，而菲利普·阿里耶斯自己1914年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中。17不管怎样，1948年《法国人口史》（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一书中所提出的太过粗糙的模型仍需回顾。

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著的《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建立在双假设之上。第一个也是最具争议的假设，即传统社会中不存在儿童的概念；在中世纪，“儿童意识”，也就是儿童特殊性意识（“这种特殊性从本质上把儿童和成年人甚至少年区分开来”），是不存在的：“一旦孩子可以脱离母亲、保姆或乳母的关怀而生存，他就成为成人社会一员，和成人也不再有任何区别。”18对于儿童来说，学徒制这个词比教育更合适，因为小孩很快就远离了父母；在作者看来，唯一可以辨别的对儿童的态度是一种“表面情感”，即“爱抚”，它归属于“非语言表达情绪的广阔领域”，19成年人从婴幼儿这种“逗趣的小东西”所感受到的愉悦，与“动物或者不知何为羞耻的小猴子”所带来的没有不同。20事实上，主要的情感或社会交流都是在农村或者居住区的邻居或友人这种外延更广的社交层面进行的，而不是家庭内部。

菲利普·阿里耶斯书中的第二个假设是：一切都随着因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运动的结合而出现的儿童的分离而产生变化。一方面，儿童入学教育这个过程开始缓慢进行，我们可以见证这个过程的完成：从16世纪起，中学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取代了学徒制，17世纪，中学又被为穷人孩子而建的慈善学校所取代。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改革者都希望培养理性的人和虔诚的基督徒，这种独立空间中的“禁闭式教育”使他们所期望的对儿童的道德教化得以进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从此都有“良好”教养。但是另一方面，若没有同样经历深刻变化的家庭的密切配合，“迫使儿童接受教育”也不可能实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从此在家庭内部得以表现（私生活由此诞生，它满足了混杂不堪的旧社交体系所无法提供的对私生活和身份认同的需求），这种感情和其他感情一样通过对子女教育的不断重视表现出来。家庭和学校将儿童从成人社会中分离出来，为儿童身份的确定做出了贡献，这种严格的形式表达的是一种与冷漠的态度完全不同的、过度执着又带有侵略性的爱，它支配着18世纪以后的社会。

实际上菲利普·阿里耶斯的所有论证都为社会形态学发展的相对线性构想提供了论据基础：从现代开始，包容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等级并允许极端情况并存的单一强制性社会主体被各种封闭的社会群体、家庭以及依据心理相似性和对生活方式的认同而聚集起来的各种级别的团体组织所取代。21正是在这种社会分裂进程之中，儿童的身份才逐渐凸显出来，其最初的出现如同古语的表述一般：无论服装、游戏还是故事，儿童继承的都是曾经被各个年龄和社会阶层分享，而仅被社会上层所抛弃的东西，这或许就是民众暴力行为与儿童之间的联系根基所在，这种混杂局面在资产阶级主导的19世纪并不少见。

菲利普·阿里耶斯的书所具有的创新性毋庸置疑。不过该书首次出版时，也收到了少量传统学院派的反面评论。除了《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以外的主要历史学杂志都忽略了这本书。1961年前者刊登了一篇书评，这篇由某位人口学家撰写的书评对菲利普·阿里耶斯关于中世纪艺术的想法持保留意见，仅讨论了对待儿童的态度的变化以何种方式体现在人口变迁之中（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22更为专业的杂志也并没有给出太多评论，直到1964年让—路易·弗朗德兰（Jean-Louis Flandrin）在《年鉴》（Annales）上发表的那篇真正围绕作者的主题进行讨论的评论。23这部确立了随后几十年儿童史研究范式的先驱性著作所遭受的沉默冷遇实在令人费解。史学界的这种诡异的沉默可以通过三个原因来进行解释。第一个原因归咎于当时法国大学历史编纂领域的格局：在历史悠久的索邦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以卡米耶·埃内斯特·拉布鲁斯（Camille Ernest Labrousse）和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为代表的经济史或政治史，向心态史的转变几年之后才出现。其次，时任热带亚热带水果应用研究所文献和出版部主任的菲利普·阿里耶斯在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看来只是不入流的小人物，他对法属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积极介入的态度（当时他定期向皮埃尔·布当（Pierre Boutang）主编的《法兰西民族》（La Nation française）投稿）为他带来的也并非全是友谊。2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尽管在作品每个部分中，他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各个社会学科所熟悉的（家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并非未知领域，儿童对于心理学家、教育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尤其在亨利—伊雷内·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的《古代教育史》（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1948年）出版以来，都不是陌生内容），可是儿童这一研究对象对史学界来说却是新的，并且研究对象并非怀旧风潮或奇闻趣事，而是儿童本身。简言之，菲利普·阿里耶斯这部作品在欧洲的冷遇或许是因为它打破了研究的传统框架。

事实上，1962年菲利普·阿里耶斯的书在美国翻译出版之后才第一次受到追捧：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纷纷阅读这本著作，它甚至被一些与他书中主题相去甚远的社会运动所借鉴。1970年，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stone）试图宣扬一种只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被依赖关系和社会地位不平等所腐蚀的社会，她在自己的《性别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一书中用一章内容来分析《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 *：在她看来，这本书涉及的就是反对成人与儿童的隔离，终止对儿童的身体和经济依赖，杜绝儿童遭受的性别、家庭和社会压抑：当代教育难道不是一场只有贫民窟和工人阶级的孩子才能逃脱的“监管式噩梦”吗？中世纪观念依旧存在于街头的开放社区中的这些社会阶层中。如果说劳动阶级的孩子属于人们所知的“最聪明、最大胆、最具创新意识”的类别，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打扰”吗？25阿里耶斯笔下的中世纪被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反复解读和神化，为妇女和儿童解放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无论这种类型的作品如何被曲解，有一件事是确凿的：从70年代起，菲利普·阿里耶斯的书不仅在美国大学内部的讨论中成为经典并成为大学生推荐读物，而且其影响远超过这一范围。美国两大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和1977年才开始出版的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Index））中对该书的引用的发展就是例证：1969年和1970年约有15个引用，1975年和1976年为50多个，1980年超过75个。引用该书的不仅有历史杂志上或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也有关于教育、家庭关系或儿童发展的杂志以及精神分析学和政治学期刊中的文章，还有数量众多的面向包括专业人士在内的受教育人群的杂志中的文章。26该书在美国（1965年和1973年）和法国（1973年）的再版，以及其他欧洲语言译本的出版（1968年意大利语版，1975年德语版）在很大程度上都促成了这本书的巨大成功。1974年劳伦斯·斯通（Laurence Stone）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也对此有所记载：“阿里耶斯的书”，他写道，“是近十年中家庭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作为一部博学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先驱性作品，它配得上人们给予它的所有赞美和关注。这种另辟蹊径的书是任何传统历史学家都写不出来的，没有它我们的文化会显得更加贫乏。”27

但是，从《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开始，很多重要的批评不断出现。首当其冲的就是菲利普·阿里耶斯所提出的儿童的概念。让—路易·弗朗德兰在其1964年的评论中批评阿里耶斯向“传统心理学的定型论做了太多让步”，而且“提前把自己限制在了与本能一样受争议、与男女之爱一样定义模糊的心理学类别之中。”28在同一期《年鉴》杂志中，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指责他“缺少现代心理学的好奇心。因为儿童不仅仅是服装、游戏、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概念，它是人，是一种发展，是一段心理学家努力重新构建的历史。”29同样的批评也出现在戴维·亨特（David Hunt）讲述现代法国家庭心理学的《历史上的双亲和儿童》（Parents and Children in History）（1970年）一书中。对他来说，阿里耶斯的阐述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了解现代心理学知识；阿里耶斯没有很成功地对人在7岁之前的最初几年进行深入分析：这一方面依旧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中世纪儿童在这一人生阶段被抛弃且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关怀的这种假设似乎不太可能。实际上（也正如我们在现代心理学中所学到的），儿童在7岁之前会经历整个一系列非常重要并且极为复杂的阶段。儿童在进入成人社会之前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和成人交流，与成人保持复杂的关系，发号施令，唤起亲情或愤怒）。30戴维·亨特的主要阐述很大程度上受到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自我社会心理发展理论的影响，如果说他的阐述建立在路易十三（Louis ⅩⅢ）的医生埃罗阿尔（Héroard）的《关于路易十三的童年和青年的日志》（Journal d’Héroard）基础之上，这肯定不是偶然。这本日志极为详尽的描述让它成为现代屈指可数的能够让人重新建构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文献材料之一。

围绕着儿童心理学而进行的讨论随着整个美国心理史学派的发展而一直在持续，其中呼声最大的推动者就是罗伊德·德·莫斯（Lloyd de Mause）。31他毫不犹豫地对菲利普·阿里耶斯的文章进行驳斥，认为他低估了“众人皆知的儿童所遭受的恶劣的性虐待”，“大量的证据”有可能因此而被“掩盖、歪曲、削弱或者遗弃”。过去的儿童是幸福的这一观点在罗伊德·德·莫斯看来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童年史才是一场我们刚开始从中醒悟的梦魇。历史追溯得越久远，儿童所受的关怀就越少，越有可能遭到虐杀、毒打、恐吓和性虐待。” 32这种说法建立在心理史学理论的预先设定之上，而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些预先设定是非常有争议的。第一种公设是一种历史变更理论，它在人格的“心理基因”变化中（即若干世代中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所产生的变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罗伊德·德·莫斯想要推动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可以和涂尔干（Dukheim）和马克思的整体论社会学相对立的理论体系的发展。33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发展（在心理史学家看来，这种发展来自于家长倒退到子女心理年龄的能力，以及用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子女所承受的、家长自己童年时也曾遭遇过的焦虑的能力）是历史变更的一种独立于任何社会或技术变化之外的原因。

第二个公设和第一个同样无法得以证实，它建立在线性历史理论之上：这种理论“让儿童的境遇得到了普遍改善”，而“人口中发展最充分的群体和社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中的父母和子女相互关系的历史不同阶段由前后相继的六种模式所构成，从古代的“杀婴模式”到20世纪中期才出现的“帮助模式”，其间经历了占据中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弃婴模式”、14—17世纪的“情感矛盾”模式、18世纪的“介入”模式（这一时期父母对孩子的情感交流得到发展），然后是19世纪的“社会化”模式。34就像劳伦斯·斯通略带幽默的评论所说的一样，按照罗伊德·德·莫斯的理论，儿童史就是一部漫长的“暴行目录”，弥漫着各种黑暗和恐怖的基调。35事实上，有问题的是罗伊德·德·莫斯所引用的事件的汇编结构。这些选取的事件都被有意脱离了它们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对所使用的证据进行任何甚至最基础的历史评论），用来充当论证所需要的资料，归入到成人与儿童所能维系的三种关系类型之一：投射反应、倒退反应、同化反应。另外，作为一门“比较”科学，心理史学对历史领域的研究不会比天文学家对天空某一区域更专业，心理史学家因此有理由“从一个时代跃进到另一个时代” 。36于是他们最后获得一种与虐待儿童有关的（阉割、体罚以及性虐待等）历史文献大杂烩，然后根据最初的前提条件进行筛选。另外，心理史学家在研究中投入了大量情感，因为“多变的心理情结的发现和衡量只能通过人类角色的识别来完成”。与历史学家保持的科学联系为作者带来巨大失望（他在1975年曾“遇到了大约一千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从此我绝对再也不相信大部分传统历史学家准备好用他们的感情当作心理史的研究工具，哪怕他们曾接受过合理恰当的教育。［……］期望一个普通历史学家从事心理史学研究，就像是尝试向盲人讲授天文学，将现代心理学某个流派中的自省应用到他们的文献中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都会让他们反感。”37

人们对于这种还原主义历史理论并没有过多的批评，它似乎只是历史客观性与主观性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版本而已。与心理分析不同，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俗语所称的“灰飞烟灭”的死去的人。因此想要重建某个历史时期中（或许20世纪除外）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态度都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掌握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文献资料，例如特权等级作家所著的传记或日志。一丝不苟的记事员埃罗阿尔的记录让路易十三的童年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乐园，但是这真的可以被视为同时代的人的童年代表吗？

对菲利普·阿里耶斯的批评的第二方面涉及的是与中世纪有关的诸多错误观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错误甚至来自于菲利普·阿里耶斯使用的研究方法，即从一个现代问题出发，然后对历史追根溯源。他自己有些痴迷于推定儿童情感的起源年代，让—路易·弗朗德兰曾明确指出过去的情感不同于今天，他还说：“必须要摆脱确定其产生年代的痴迷：生活结构中的形式和价值、理性和感情以及地位都可能发生了改变。”38 1948年，菲利普·阿里耶斯确定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产生（即18世纪末）前的中断期；1960年，他将儿童情感的产生设定在了文艺复兴时期；1973年，在《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第二版的前言中，他承认了让—路易·弗朗德兰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推说“当人们利用我在研究中一直使用的逆推法时，这种错误很难避免”，39他也表示如果让他重新构思这本大约二十年前所写的书，他将“更加警惕绝对起点和初始时间的诱惑”，更加注重“中世纪极其丰富的独立性”。40事实上，中世纪研究者们认真地批评了（我们在随后的篇章中依旧会发现）菲利普·阿里耶斯所肯定的一些论文。是的，中世纪确实存在着儿童情感及其特殊性（而且不仅仅在中世纪末期）。41从一个社会所未知的领域推断出某些方面的缺失，这或许过于鲁莽：想要理解一个社会，人们只能以社会自我意识或者社会的自身形象为根据；词汇同样可以具有迷惑性。另外，儿童很早就被迫与成人劳动活动有接触的观点遭到了猛烈抨击：中世纪末期的英国，验尸官被敦促就导致儿童死亡的事故展开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儿童大部分都生活在家庭中（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放牧、收割等田间劳动来帮助维持生计），事故经常发生在其游戏过程中。42对孤儿占大多数的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上半叶的学徒契约的分析表明，学徒期开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并且实际上儿童或青少年并没有离开父母，迫使他们离开的是家破人亡或父母再婚。43因此，纠正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出的关于中世纪的观点很有必要。44

针对阿里耶斯的最后一种批评45是其对画像研究的态度：“直到12世纪的中世纪艺术”，他写道，“并不了解儿童，或者没有试图去表现它；人们很难相信这种缺失是由于儿童的笨拙或虚弱。” 46但是中世纪艺术中还缺少了很多其他内容：由于其主题几乎都与宗教有关，几乎所有世俗生活都被遗漏了。我们特别应该学习读懂绘画，这指的并不是简单解读社会历史这种“庸俗”层面，47而是要把具体的社会内部某个时期所采用的“绘画风格”以及当时的图像准则视作艺术家想要传达的信息，这可以避免过度解读出艺术家所没有的意图。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到了德国艺术家巴尔东·格里恩（Baldung Grien）于1511年所作的一幅描绘圣人家庭的版画，并批评圣安娜（Sainte Anne）面对儿童缺少矜持与谨慎的态度，因为画中的她“掰开儿童的双腿，仿佛要露出并逗弄其性器官”，48他在埃罗阿尔的日志中也发现了很多这种例子。他不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艺术中，自然主义题材的根源从不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体验。令人更加信服的说法是这一举动更接近1400年和1530年间的描绘幼年耶稣的画家所采用的惯例，他们采用非常明显的方式在布局中突出其生殖器部位；这种转变与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宗教学说所强调的上帝化身为人这种新主张的联系更加紧密。这里的外祖母安娜就是耶稣人类家族的担保人。49同样，如果人们不重视传达给看到绘画的父母的象征性和寓意性的信息，那么本书中的论文之一所涉及的17世纪荷兰绘画中儿童所占据的位置也无法理解：对我们来说最庸俗普通的物品有着一种可以决定整幅画卷含义的象征意义。50任何一幅画都应重新放置到它被绘制的具体社会背景之中，它的含义要通过当时的视觉符号重新构建，但不排除会造成一些粗浅的误解。51

这种遭遇无情猛烈批判的命运是任何一本奠基性书籍都会经历的。菲利普·阿里耶斯的书所蕴含丰富内容能够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引起讨论，他所提出的大胆独创的主题所带来的挑战引起了新的探索研究。尽管如今他的很多论述已无法为人所接受，但他的书依然是整个儿童史必不可少的起点，我们必须对他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