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四书直解》的宇宙观与宗教观

在世界历史上，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信息。而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被重视。他们研究中国是为了利用有关中国的信息，以更顺利地完成传教工作。传教士们不仅掌握了近代中文，而且学习了古典中文，并写下许多教理书。这些书籍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还传到了韩国，赢得大批信徒。

传教士们还在中国传播了新的欧洲科学知识。可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文化成果。然而，我们在此不能忘记，传教士们有关中国思想的研究信息在欧洲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有人批评这是异教的偏颇学说，又有人称赞这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哲学理想。前者如文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和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等。但他们都读过儒家经典，赫尔德还将《中庸》译成德文。后者如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理性主义者、启蒙思想家，或者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等。他们高度称赞了中国哲学，并且对欧洲语言文献以及作为其信息来源的汉语原著之间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笔者下文将对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加以概括，之后还将略述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中庸》中“鬼神”的理解与张居正《四书直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