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老板筚路蓝缕

办国学所，只有几位当事者的热情，主管部门多不支持。1940年9月9日，史社系主任张维华向顾颉刚转达，教育部批复齐大“设研究所事缓议”，理由是经费匮缺，房舍图书全是借华大的，故“抗战期内，充实内部，不图扩张”。顾颉刚则表示，“予决不灰心，要做好事，未免不盘根错节者也。”［24］教育部“缓议”并非停办，况且他们不管经费。

另一“老板”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简称“哈燕社”）的态度却成败攸关。哈燕社于1928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在北平燕大设立办事处。依据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遗愿，决定拿一笔钱，为在华的基督教大学提供汉学研究经费，齐鲁国学所即其中的受益者。此时，哈燕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25］认为，齐大办国学所是好高骛远，应该按计划先办好本科教育。自1939年12月起，叶理绥在致齐大的信中，即对国学所有微词。1941年1月9日，张维华到赖家园子，出示哈燕社来信，要求顾颉刚解释1939年4月接受哈燕社资助2000美元所担负的《尚书学》编刻课题的进展情况，信末追问：“交稿抑或退钱？”［26］1942年12月4日叶理绥致信刘世传，指示齐大“除非专修课程组织完善，教学质量崇高”，否则“不应从事研究工作”，而“违反本社董事会政策及未和本社商量就组织的国学研究所开支太大”，已“大大的越出教务费用所占的比例……”［27］

战争牵制学术的发展。齐大原有的学术刊物《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被停办。顾颉刚自筹经费办了一份学术半月刊《责善》。为向学生示范读书笔记，他索性在杂志上连载原在昆明写的《浪口村随笔》。老师领进门，修行靠各人。弟子们也把《责善》当成向师长汇报、与同窗交流的园地。魏洪祯的《契丹之文学》，杜光简的《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释》，钱树棠《秦治驰道杂论》诸文，皆获顾颉刚与钱穆的赏识。

顾颉刚此时的学术兴趣，重在关注历史地理与民俗。避乱蜀地，他有清理四川上古史的计划。1940年12月中旬，他带弟子李为衡外出考察。先到双流县，查考文庙、薰风塔、瞿上城遗址、商瞿墓、应天寺等。后转新津县，游览“宋太子少保张商英故里”。再雇船沿南河下行15里，上岸西行，观摩一座座汉代崖墓群。后来到九莲山观音寺，“可惜元末毁于兵燹。到明代中叶，又由和尚们兴建起来，清代再加几次培修，才成十重殿宇，与旧址相较，已经缩小了大半。中间一殿还保存明成化以来的壁画，庄严肃穆，因系胶漆所绘，不易剥蚀。诸殿佛像也各极其妙，颜色凝湛……”［28］再赴邛崃，盘桓数日，考察天庆寺、杨伸花园遗址及文君井及邛窑遗址等，瞻仰魏了翁读书台、点易洞。12月31日，转道大邑，游览灌口悦来场、鹤鸣山。“鹤鸣山之中峰曰天柱山，上老君殿甚陡，闻张道陵即在此间仙去。其后迎仙阁则永乐帝所遣道士在此迎张三丰者。”［29］乘坐滑竿离开大邑，再到崇州、温江、郫县，顺路考察鱼凫城、望帝丛帝陵。1月5日回到赖家园子。

这趟环成都周边，由南向西朝北的半月形考察，“对于古代的蜀国也浮动了重重的幻想。”顾颉刚重新调阅《元和郡县制》《嘉庆四川通志》《路史》《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新津乡土志》《清代边政通考》等地方文献，结合原有积累与此次踏访的所获，开始撰写《蜀国史实之分析》——

三皇之一的人皇，“分九州为九囿”，《华阳国志》说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梁岷之域是其一囿”；五帝之后即夏禹，《史记》说“禹兴于西羌”，《华阳国志》说禹治水后，大会诸侯，巴蜀作为梁州的侯国参加了大会；桀是夏代最末一王，《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可见他曾对蜀国用兵……纵观巴蜀古史，左绌右支，疑窦丛生。顾颉刚提出，须先做彻底的破坏，才有合理的建设。“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地土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去，彼此纠缠，把人们的脑筋弄迷糊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30］弟子方诗铭谈道：“这篇文章写好后，颉刚先生翻览群书，又得到许多资料，准备写‘拾补’，还打算遍稔四川方志，系统研究四川的古史传说。”［31］因时间不逮，原定的目标终未实现，唯将构思中的第一部分完成，题为《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刊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创刊号上。1942年，再完成《秦汉时代的四川》一文。

顾颉刚曾总结此期的学术科研活动：

一、春秋史材料集——前年本拟作古代史材料集，嗣以范围过大，先从春秋史入手。此一年中，读《春秋经》《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等书，写笔记约4万言，又令书记抄写《春秋经》，编辑《春秋经通检》。

二、研究古蜀史——四川古代史，去年已与杨向奎君合力从事于李冰治水之故事。本年又研究古蜀国之传说，写成《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约三万五千言，刊入《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汇刊》。并游历双流、新津、邛崃、大邑等县，实地搜集资料。［32］

顾颉刚的四川上古史研究虽未完成，但后来的三星堆、金沙等众多文化遗址，证明了他当年的预见。华夏文明起源已从单一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演变成当今国内学界大致认同的“中华文明一体多元论”，顾颉刚先声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