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渝州受困

顾颉刚洞若观火，却不觉自己也陷洞穴。陪都岁月，“一眨眼，进城已二十天。热闹场中，容易混日，可叹可叹。”办《文史杂志》，经费人员不足。1941年11月21日，“为访吴铁城（中组部秘书处长）去了三次始得见，而态度甚冷，对于增加经费事恐不易相助。予为骝先（朱家骅）拉来，而系统则属于秘书处，所谓‘妾身不分明’，办事安望能如意乎？”［57］

顾颉刚以“层累地造成上古史”的观点，成名甚早，也屡遭谤议。1923年他在论大禹的一篇文章中，曾引用《说文解字》的解释：“禹，虫
也，从内，象形，兽足蹂地也。”他怀疑禹可能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情，不足奇怪。”此时陪都，却有人拿他开涮。1941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多种公开场合讲：“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呢。”引得周围人讪笑不已。这年一个夜晚，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前往顾颉刚家造访。原本同乡，相谈无间。顾毓琇探问：“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顾颉刚率性而答：“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里、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听者有意。不日，国府竟将6月6日设为“工程师节”，报上开辟特刊，刊有一篇陈立夫撰写的文章，文中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经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顾颉刚这才方知上当，“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么！”［58］本是可以商讨的学术问题，也遭政治批评，如冯玉祥在报上写文章：“有些人，乱搬弄自己有学问，硬说大禹不是个人，是个什么虫子，这真是任意毁谤……圣经贤传上有根据的东西，硬设法子说它胡说，这样一来，他就算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他算有了新发明新发现了，这不是怪事是什么呢？”［59］

禅语道，起心动念皆烦恼。顾颉刚在1942年5月4日致郑德坤的信中抱怨：“我在重庆忙得不〔得〕了。每星期一到沙坪坝中央大学任课及办出版部事务。星期三进城，办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事务。星期五又出城，到柏溪，办文史社事务。这三个地点都是相去三十里，重庆交通又如此不方便，真把我累死了。……”［60］三天后，老友叶圣陶在日记中证实：“余乘车趋两路口，访颉刚于组织部。其任事部分为部中之‘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会中有通晓各族语文之编译员，将翻译党义文件，编撰常识书报，俾边疆各族之人与他地人同其文化水准。除此而外，颉刚又在中大任课，兼出版部主任，又为《文史杂志》主编，其繁忙特甚。然自己作研究撰文章，则不可能矣。”［61］

此时，顾颉刚的家眷还在成都。1942年1月30日，他回赖家园子，“与所中同人谈话，周历所中各室，与所中人同桌吃饭。翻看《古史辨》第七册，看所中日记及账目……从重庆极扰攘之环境中出来，到赖家园子，真觉得到了清凉世界。庭中梅花正开，山茶初绽，玉兰待放，真是美丽极了。倘无张西山，我忍舍此而去乎？”3月4日，“宾四与书铭（刘世传字）极力拉我回校。我无他条件，只要西山之去与经济权之获得而已。虽然，此时不比去年，不能说留就留，我在重庆关系已深，必须将各方面关系摆脱，然后可答应回校也。”至3月17日止，“予此次回蓉凡四十七天，在城者三十四日，在乡者十三日，无成绩可言。乡居成论文两篇、序文两篇，每一论文只需三天工夫，自喜精力尚不衰颓也。”［62］如同刚钓起几尾快活的鱼，回到重庆，温馨的心境即转为烹油。顾颉刚在中央大学兼课，不久又受聘中大出版部主任，“从此又多一事。”4月15日，妻子“履安到渝，一家人得团聚矣。成都方面，予真得摆脱矣”。但此时恰似入彀之猎物，不得不与权贵周旋，如出席朱家骅家宴，为之代笔（“告河西、湟川、黔江三中学校学生须注重史地书”、1942元旦致辞、边务工作会演讲稿等）等等；也有小得：“组织部为予打轿子一乘，雇轿夫三人，以便往来。轿夫日食便是五十元，此一乘轿总共当费千八百元一月。十五倍于前五年在北平所乘之汽车。可骇可叹。”“商之朱先生，谓考试院内副院长室可居，遂居之。”“予身兼三职，月入千五百元以上，而自身需用千余元，家中需用千余元，每月赔累，履安为此颇郁郁。”“今日览报，悉予当选为参政员。此出骝先与顾墨三两公好意。予不娴政治，无能为役，而在此救死不遑之际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亦一佳事。”付出的代价也不菲：“事务过冗，下午六时许小便后忽觉头晕，几于立足不稳，见者以为予饮酒醉矣。因在室内静坐半小时，看书，幸复无恙。”“予今日做事，得朱（骝先）、顾（孟余）两先生之信任，可以放手做去矣。而今日钱不值钱，购置一物恒较战前加数十倍，而两先生手头又无钱，竟有走不通之苦。”［63］

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相关特权，归还上海等地的租界。当是时，举国同庆，蒋的威望臻于顶峰。朱家骅采纳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全国大学暨工矿党部“铸鼎奉献总裁”的倡议，决定在蒋出席11月7日的中央训练团开学典礼之际行“献鼎”仪式。此事使顾颉刚卷入一场丑闻。他在1月28日日记中载：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欣舞。献兹九鼎，实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64］

得知傅斯年、陈寅恪等人讥评后，他在5月13日日记中辩解：“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65］

此事为世人笑，还忤怒蒋介石。据说，当初朱家骅曾向蒋透露过，蒋未表态。后来陈布雷向蒋进言：“我意古人说鼎革，是先有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多难，日寇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当时国内外都在抨击蒋的专制思想，盟军参谋长史迪威称蒋是“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于是蒋临时起意。侍从室秘书唐纵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多赞委座英明。”［66］

为此，朱家骅丢了中组部部长的官位，顾颉刚也颜面扫地。竺可桢回忆，1943年12月18日，从浙大所在的遵义赴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期间，“至观音岩晤俞大维及陈寅恪。……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67］

屋漏连夜雨，船迟打头风。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夫人殷履安因患恶性疟疾不治身亡。6月22日，他在给华大博物馆馆长郑德坤的信中写道：“刚不幸，内子履安逝世后，小女自珍又发热至百○四度（今已知是伤寒），连朝不退，只得送至歌乐山中央医院，刚亦随来。此一个月中，家庭叠生变故，刚精神之受打击太酷烈矣。”他并没有趴下，反而屡败屡战，再涉足实业界，当年11月创立大中国图书局。只是，管理乏术、营销无能，命运又将嘲讽这位烦恼的学人。

总结重庆之行，顾颉刚写道：“予任事二十五年矣，从无如此数年中在渝之不顺手者。朱骝先先生好心把我拉来，要我主编《文史杂志》，要我主办边疆语文编译会。又以顾孟余先生之邀，任中大教授兼出版部主任。当时十分忙迫，终于一事无成。予知政学两界不能做事，故有改从商界之心。适会中国史地图表社成立，邀予任社长，予欣然从之，而同行竞争，内部涣散，至于今日也遂解体，且激起若干攻击。予虽心怀坦白，顾无术报以恶声。此毕生之大耻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