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月在天

1943年秋，政治学教授兼教务长汤吉禾接替刘世传，成为齐大校长。其人作风粗暴，不善处理各种矛盾，引起校董事会不满。早就对齐大国学所有意见的哈燕社借机削减经费，国学所面临减员的困境。支撑危局的钱穆以为对学生不能厚此薄彼，裁汰任中一位殊为不妥，于是率性辞职，9月离开赖家园子。

钱穆来到华西坝，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邀他加盟中国文化研究所，作研究员兼历史研究部主任。钱穆称，就聘的条件是必须住进校园南侧的别墅。那片小洋楼，通常住外籍教师。罗忠恕请示校长张凌高后满足了钱穆的条件。钱穆得意地称，此举“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跟随钱穆搬进那栋别墅的，还有从赖家园子跟来的五六位弟子。严耕望回忆：

我与树棠及吴佩兰则在四川大学研究所继续学业。9月4日迁寓川大宿舍，虽然房舍古旧，但也还宽松舒适。不久，先生嘱我到华西大学讲授一班“中国通史”。我本不想教书，但先生既好意有此安排，对于我也有扩大学术基础的好处，所以到华大兼课，并迁住先生寓所。同时聚居者又有姚翰园、张遵骆、李定一、孔玉芳、黄淑兰等七八人，树棠、佩兰亦常来盘桓。［75］

晚年钱穆写道，“旧随齐鲁研究生诸人皆散去，淑兰有夫不在川，有一女在近县读中学。淑兰前在天津女师与余姨妹张一飞同学，极相善。来华西大学读教育系，兼学绘画，山水翎毛皆工，又善二胡，能拉刘天华诸曲。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76］

2005年春，笔者寻觅钱穆故居，到原坝上校南路宿舍拜访华西牙科专家王翰章，听他细说端详：

我现在住的这个位置，当年华大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住在这里。李先生前面一栋楼，住着华大社会学系蒋旨昂教授，他算是我们河北老乡。蒋夫人谷蕴玉当年是省卫生厅厅长。钱穆住在他家楼上。我一个同学是谷蕴玉的亲戚。一天，我陪他，另外还有几位同学，其中有陈宗祥带着话剧演员秦怡，我们一起去谷蕴玉家玩。正碰到钱穆跟一个女生在草地上散步。当时他们就住在一起。记得谷蕴玉不无揶揄地说：“这么个名教授，有家有室的，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跟女学生住在一起……”［77］

就是这位女生，1944年11月，顾颉刚偕新夫人张静秋到成都华西坝时，专门在日记中提到意味深长的一笔，且有后续。

顾颉刚杀回成都，是应校长汤吉禾邀请重组国学所。按照商议，由他领衔重新成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顾氏须在所内完成“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为此事，他跑教育部，与高教司司长赵畸协商，得到对方允诺。但他不想撂下重庆的摊子，想出一石二鸟的主意：一部分为国学研究所，留在成都交由丁山负责；一部分为培养研究生的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移驻重庆，亲自掌握。经费两边平分，待战争结束，研究所再合二为一。

他与妻子张静秋暂住坝上齐鲁村，一边在齐大讲授“春秋史”、“历史地理”课，一边筹措文科研究所及历史学部迁渝事宜。诸事无常。1945年1月，齐大引发学潮，汤吉禾被迫辞职。顾颉刚与之协约也化为乌有。1月15日，他携妻再返重庆。

8月15日，抗战胜利。齐大新任校长吴克明［78］开始考虑返迁问题，也试图振兴国学所。他在给哈燕社的信中，表示将在二年内聘请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内工作”，［79］包括吴金鼎、丁山、彭举、常乃德等，顾颉刚也在名单之列。1946年1月4日，叶理绥在给纽约齐大董事会的信中表示，哈燕社的资助是要在齐大内“造就一个专修水准有力的中文系”，而“不是来帮助学者的研究计划”。信中还提到，“顾颉刚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学术事业推动者，但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学者。”［80］

国学研究是齐大人心中的理想塔。校长吴克明邀请校友、考古学家、原“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技正吴金鼎，担任文学院院长兼齐鲁国学所主任。顾颉刚曾致信吴金鼎——

《二十四史》之标点，为我辈整理中国历史之初步工作，且为不能不经过之一阶段。经过此一阶段，然后研究工作方有凭藉，引用原文方有标准。刚在崇义桥时，所中工作人员甚多，分配担任，其事甚便。不幸事未毕而刚已他去，虽校中每年寄一小部分经费来，然戋戋之数实无以集事，故迄今《梁书》《宋史》《元史》等尚未动手。

刚以为当今日新旧交替之时，我辈读无标点本已惯，加以钩勒犹不为难，及过渡时代既逝，他年为此事者必苦事倍而功半。刚所以冒若干人之诋諆而坚持进行此项工作者，正为其为时代使命也。甚望校中许我专聘一二人，成此伟业。其人应为大学或研究院毕业生，所得薪金等于一初级讲师。他年书成，交上海一书局刊出，但得标明“齐大研究所编辑，顾某主编”，容刚在齐大留一纪念，且以间塞谗慝之口，于愿足矣。［81］

彼时东归在即，这项计划只能束之高阁。

1946年5月，齐大迁回济南。面对哈燕社取消齐大国学所的要求，吴克明解释道，国学所研究人员其实仅存主任吴金鼎一人，还同时担任着齐大图书馆主任和文学院代院长，并负责一些教务工作，国学所的工作只占他一小部分时间。因国学所握有一些书籍及原稿的版权，立即取消似有不妥。哈燕社不为所动，对齐大年报中仍使用“国学研究所”的称呼感到“万分的震惊”，重申废除研究所乃“义不容辞”，并表示“在再拨付经费以前，我们须有国学研究所不再存在的肯定证明”。［82］

此时，顾颉刚和钱穆都在考虑去向问题，又在苏州邂逅。顾颉刚在1946年5月13日的日记中写，“宾四欲至云南大学，盖以与黄女私，不敢归家，成都僻不如昆明，虑其夫人追踪以来也。”那时钱穆住在苏州小新桥巷耦园。顾氏日记中多访钱穆的记录，从7月24日“到耦园，晤宾四及惠长。出，与宾四夫人谈”开始，到11月8日“到宾四处”结束，前后近十次，除了访钱穆，还多次“与宾四夫人谈”，也有钱夫人约谈他的记载。谈话内容多半涉及钱穆夫妇的情感危机。这以后，顾颉刚和钱穆各奔前程，似再无交际。

1948年3月28日顾颉刚日记载：“予去年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今日览报，悉候选人一百五十名，此次当选者八十一人，予亦当选。比较之参政员国大代表实在得多。唯予近年劳于生活，竟不能从事研究，未免有愧于衷耳。”9月18日，吴金鼎因患胃癌在济南病逝。在兰州大学讲学的顾颉刚，听到吴金鼎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吴金鼎君于次日卒于济南齐鲁大学，年四十七。齐大研究所恐遂星散矣。”［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