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着青稞、飘着经幡的田野

——战时成都的藏地研究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C.Osgood）［1］，出版了25年前在昆明滇池所作的田野调查报告，题为《旧中国的村落生活：对云南高峣的社区研究》［2］。他写道：“1935年，我到中国作简短的试探性访问；我随后幸运地结识燕大的李安宅。1935—1936年度他在美国访问一年，第二学期在耶鲁［3］。因为我们对文化研究都有满腔热情，所以他很快同意合作开展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合理且雄心勃勃。我们一致同意合作研究两个社区，一个是他在河北的本土村子，一个（美国）东南部佛蒙特的定居点。”［4］日本侵华战争，阻断这项计划，原定在李安宅家乡进行的实地调查，调整到大后方昆明滇池附近。最终也因为日机空袭，不得不提前中止。

国土沦丧，政府西迁，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西南边地，一时间成为调查、服务与开发的热土。成都华西坝，聚拢一大群各地播迁来的人类学家，他们自觉把目光投注到“他者”的边地，边疆调研与服务有声有势，卓有实绩；其中李安宅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所（简称华西边研所）及后期任乃强组织的康藏研究社，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成果丰硕。

二战结束，人类进入冷战时期。1950年后，红色中国对西方关上国门。奥斯古德在那部著作中写道：“那些与我一起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我领受过他们的恩惠，但战争和悲剧切断了我们所有的联系。他们当中谁也比不上李安宅和他的妻子那么重要，他们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依旧如阴霾天空耀眼的明星。十五年过去，他俩的生死变故我全然不知。现在我高兴地把这本书奉献给我的朋友，希望给李安宅带去平安和幸福。”［5］文中所指的十五年前，是他们在耶鲁大学最后分别的1948年。

那以后，李安宅难以获取境外信息，更不可能看到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的著作。更为吊诡的是，“文革”中，他写有一篇长约万字的“回忆海外访学”，在这份交代材料中，“奥斯古德”（李译作“欧兹古”）的名字前后出现9次，口吻陌生冷漠。［6］时势变易。这种态度昭示着那门舶来学科的下场，也浓缩了那批学者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