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徘徊的幽灵

卜凯试图以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为参照，探寻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他认为，农业的问题，主要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他批评在中国建立集体农庄的大农业主张，脱离实际。卜凯当然也有政治见解，但总是恪守在学术的框架内。他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开篇即坦陈，不会“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22］，那些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卜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原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同学亨利·摩根索的私人特使，负责中国事务。他曾向国民政府提出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一整套方案，为国民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把卜凯视为靶子。1929至1934年间，陈翰笙参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的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和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三次农村调查，得出中国社会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并写成英文著作发表，为农村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的理论，认为卜凯没有看到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必需的”，批评卜凯“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面，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着重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

钱俊瑞还对卜凯调查选样的方法提出质疑：“单凭着调查员和农村的关系来决定调查的地点，那么里边掺和的主观因素就太多”，而“作者告诉我们，这些调查员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和聘请来的助手。在中国上得起金陵大学这类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够得上做金大助手的人们，其家庭的境况不消说是远在一般水平之上。因此，这些大学生的家乡（也就是调查的地点），其经济状况往往比较别处好些。这种情形在调查村落的决定上特别会表现得明显。假如一县只调查一村，其所谓标样的危险性，那真够大了”［23］。薛暮桥也在回忆录中写道：

国民党政府将他（卜凯）的主要著作《中国农家经济》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金陵大学在卜凯的主持下作了不少农村经济调查。但调查的都是生产力，不是生产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诸要素（特别是土地）的贫乏和各要素之间的配置不合理，批评中国的小农经济远不如美国的大农场。卜凯决不会承认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同无产阶级学者在农村经济研究上的根本区别。……［24］

1949年以后，卜凯的学说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的权威媒体报道：

（金大农经系）从该校农经系教授戈福鼎先生、经济系主任曹国卿先生、农经系教授崔毓俊先生等的控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专家”、“教授”是怎样在这座学府中公然干出令人难以容忍的罪恶事实来。戈福鼎教授指出首任农经系主任卜凯（美籍）及农经系教授路易士（美籍）是美帝派到中国的间谍。卜凯是1921年来到中国，他利用该系学生暑期作业进行调查中国土地及人口。他和他的前妻——臭名远扬的赛珍珠共同盗窃了中国学生的调查成果，他自己写成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把这当成他的资本，返回美国重进康乃尔大学。他利用中国学生的材料，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又披着“博士”的外衣重来中国。而他的太太赛珍珠也分得了她丈夫偷来的材料，以无耻的歪曲，写成了一本侮辱中国人民的小说《大地》，赛珍珠就因此出了名。她因此认识了美国出版界的大资本家，并与大资本家勾搭上，结了婚。卜凯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受了华尔街老板，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之命，收集我国农业经济情况，洛克菲勒并从他的洛氏基金中每年拿出一万五千美金，委托太平洋国际学会负责叫卜凯作中国土地的调查。于是卜凯就利用了金大农经系毕业同学进行这项工作。当时崔毓俊教授毕业于农经系，就是被卜凯派到云南进行土地调查的。崔教授控诉到这件事情时异常的愤怒。就这样调查达五年之久。蒋介石匪帮也帮助美国华尔街老板来完成这项调查任务，竟允许卜凯从空中摄影，攫取我国防机密，将中国黄河、长江的发源图等都偷摄了，以实现其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阴谋。而美国当局因为卜凯掠夺中国经济的“伟功”，便派他做了当时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进一步进行公开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勾当。［25］

卜凯回了美国，他的一批弟子离开大陆去了海峡对岸，为中国台湾的农业起飞献计出力；留在大陆的弟子就只能承受厄运。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有人说金大接受美国特务机关的资金。许多人明哲保身，沉默不语。崔毓俊却说出“是教会捐助的”，因此落下“思想反动”的结论。其子崔泽春告诉笔者：

1957年暑假，社会上已大张旗鼓地反击罗隆基、章伯钧、葛佩琦等右派言论。那时父亲还在陕北搞调查没回来，我心想眼下形势已经明朗，以为父亲会闯过这一关。万万没想到父亲还是在劫难逃。父亲回来上班不几天，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领导让他在大会上汇报调查情况。父亲当真了，从科学的角度分析陕北较落后的农业……父亲说着说着，会场就风云骤变，就这么不可思议地，父亲被打成了右派。［26］

1958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之名，在北京和平饭店召开拔白旗大会。参加者有全国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农业部负责人在会上说：“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学者中影响比较大的，要数帝国主义分子卜凯及其在中国的门徒晏阳初、费孝通、吴景超等等。卜凯过去曾经在金大当过二十多年教授，雇用了一批仆从，在中国农村进行了一些虚假的调查，写了三本反动的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农场管理》，宣传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佃农优越论’、‘公允地租论’等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维护封建统治，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解放后，卜凯的门徒和跟班们摇身一变，成了专家、学者，占领了许多学校的农业经济系，在那里兴妖作怪。”那次会议被点名的专家学者有李景汉、费孝通、陈振汉、欧阳苹、杨家驺、应廉耕、韩德章、王毓瑚、孟庆彭、秦少伟、黄升泉、李赛民、沈达尊、吴华宝、王广森、刘庆云、崔毓俊、王一蛟、张仲威等。［27］

卜凯的弟子无一幸免，在遭到思想批判的同时，还要接受组织处理。乔启明曾于1951年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副总经理。1958年的“拔白旗”会后，被调往山西太谷县城外的山西农学院任副院长。同时被逐出京城的还有崔毓俊，被发配到贵州遵义地区农科所工作。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系主任应廉耕被打成“反党集团”主犯，他与系主任助理张仲威被撤职，开除党籍……

历史怆然翻过。1991年10月，值金大农经系建系70周年，一群银发老人徜徉曾经的战时校园，缅怀坝上青春往事。“金大农经系”那块金字招牌曾让他们吃尽苦头，他们中最走运的也丢了专业，仅凭外语或会计等专长谋生。老人郑安乡填词《满庭芳》记叙：

雨霁风和，身轻足健，相携漫步黉门［28］。高楼燕饮，华发对金尊。翁媪忘形尔汝，情怀逸，谐谑纷纷。恍然似，青衿年少，课后聚新村［29］。

重来游故地，新颜旧貌，意合形分。叹韶华已逝，芳躅犹存。俯仰徘徊指顾，荷池畔，云影波痕。流连久，依依话别，暮色已昏昏。［30］

岁月之叹，也是叹息卜凯的学说在中国的命运。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农经学会会长的段应碧，一次在听人谈到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的贡献时，感叹地说道，50年代初参加对卜凯的批判，但从来没读过他写的文章，看来全批错了。而且没读过就批判也太荒唐了。［31］“恨屋及乌”，对卜凯的研究成了禁区，有关文献资料毁损殆尽。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再没有出版过卜凯的著作，只有极少数图书馆还保存有很旧的民国版本，卜凯后期的著作还大都没有中文版本。这种状况导致“国内人们对卜凯的调查及其成果还缺乏全面、客观、公正的认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32］。

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农业生产技术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诸项经济问题。卜凯的批判者仅仅视之为主要研究农村生产关系的科学，也会落入自身构陷的矛盾。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偏于生产力诸要素的卜凯学说，成了理解1949年前中国农业经济的宏观化和计量化的重要依据。

时至今日，对卜凯的评价，仍有分歧。1997年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刘崧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经济教育史》一书，介绍卜凯所主持的两次农村社会调查及其成果基础，称《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大量数据反映出当时中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健所著《中国经济通史》，沿用前人的观点，认为“卜凯站在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保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抹煞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的实质，单纯从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土地利用等方面去考察”。而今日之南京农业大学，又重新竖起了“卜凯农业经济学派”的大旗［33］。同一个卜凯，截然不同的呈现，无论是指路的里程碑还是挡路的绊脚石，都显示出难以忽略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说，卜凯的幽灵还徘徊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