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有一次，一列客运火车突然遇到塌方事故，火车出轨，车内的电灯熄灭，正当乘客惊慌的时候，车厢中的几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他们很快地帮助列车员把乘客组织起来，维持车厢中的秩序，安定人心，度过了严重的困难。

在旧社会，人们历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可是，在新社会，“多管闲事”的人却日益多起来。特别是许多共产党员，更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个离休的老党员，发现交通秩序不好，便到处奔走呼吁。有的党员发现了陈梦猇这样的诈骗犯非法活动的蛛丝马迹，便抓住不放，克服重重阻力，把这个坏蛋揭发出来。马路上看见流氓捣乱，工厂里仓库物资管理混乱，商店里把热销货卖“大份”供应给投机倒把分子，里弄中有人组织地下黑灯舞会，以至私借公家汽车结婚之类的事情，都有许多党员挺身而出，或者是当场制止，或者是向有关方面揭发。人民称赞这样的党员说，“这才像共产党员的样子”；也有些人讨厌这些党员，嫌他们管得太宽，挖苦他们是“属河水的”。这两种不同意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我们说“管得宽”，确实是共产党人党性的标志之一。我们不但是“属河水的”，还是“属大海的”哩！我们的理想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要在整个地球上最后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丑恶现象。我们怎么能把眼光只盯住自己的鼻子尖呢？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拿这种世界观来看人生、看社会，就可以看见社会上各种事物之间的互相关联，就可以看见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老百姓当家做主的地位，就没有人民安定的生活。社会风气不好，哪一个家庭要完全不受影响，也很难办得到。事实上不可能存在“世外桃源”。什么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快，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可以相应地多得到一些改善。国家的兴旺，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国家的盛衰又是由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综合起来决定的。说这些事情和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关系，说我们“管不着”，说得通吗？

在封建社会里，即使是比较正直的人，也往往只能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有当大官的人才能关心天下大事，没有地位的人能把自己管好就不错了。他们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少数英雄豪杰决定的，虽然也有人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多半是一句空话。例如杜甫，虽然想到了天下的寒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是，他对这个理想的实现，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我们也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但是却更看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例如，大家对物价上涨有意见。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不但要靠政府有正确的政策、措施，更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去年，全国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只有340多亿元，国家用于物价补贴方面的费用却已经达到320亿元。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么高，生产出来的适用产品只有那么多，生活就不可能有大的提高。硬要多发工资、奖金，又要控制物价，确实是难事。办法还在工人自己手里，这就是增产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讲究经济效益。所以，在共产主义者看来，不但应当想得宽，还应当实际上管得宽，把天下兴亡的担子挑到我们自己肩上来。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正是这样做的。1967年春，彭德怀在被打倒、揪斗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某外国从废渣中回收镁金属的报道，想起某矿的矿渣中有许多有用的元素，便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设法回收利用。这时候，彭德怀同志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权力？他有的不过是一颗共产主义者的心。

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我们说要挑起天下兴亡的担子，并不是说哪一位同志有扭转乾坤的本事。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把这一份有限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总能起到它的一份作用。而且，只要我们坚持做下去，我们就可以影响别人。即使是有一个人受了“我”的影响，“我”的力量也就扩大了一倍。而由于我们坚持的是人民的利益，是真理，就必然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和我们走到一起来，汇成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小组发展到领导全国的大政党，经历的不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吗？今天和以后的其他合乎人民利益的事情，也会是这样的。也许，当人们庆祝胜利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你曾经在困难的时候为担这个担子做出过什么牺牲。那又有什么关系！“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共产主义的事业在前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共产党员》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