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教育的办学思想问题

目前首都普通教育事业形势大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战线最好的时期之一。造成这个局面当然有许多原因。首先是中央的指导方针正确，也包括教育战线10多万同志的努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教育经费是增加了相当之多的。1982年我刚接触教育工作，那时普教经费全市一年2.02亿元，现在市政府拨的经费就到3亿多了。去年一年，各个方面支援办学的经费，最低的统计数字也在1亿以上，加起来远远超过4亿多。几年就翻一番。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有许多事情就办不成。所以要办好教育，一是靠方针政策对，大家重视教育，二是要有经济实力。

国家形势好转，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国家的财政、北京市的财政才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发展教育事业。所以为教育事业着想，也得先要想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得快一点的办法。

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各行各业支援教育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因为收了“教育附加”就不出钱，不出力了；不能因为反对摊派就不支持教育了。强迫摊派，是需要纠正的。但是，国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办学这是载入法律的，是义务教育法中的内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的，这句话是有法律效力的。任何人任何部门的规定都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而不能违反法律。教育附加费，全市一年总共只能收3000万元。靠这一点钱根本谈不上改善办学条件。今后几年中，中小学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教室都非常困难。教育局的同志和有关同志初步算了一个账，要解决这个问题，用最省钱、最艰苦的办法也要花1.3亿元。没有这笔钱，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就落实不了。各大机关、工厂、企业的职工子弟就会有一部分人上不了学，因为没有那么多教室。那时职工能安心工作吗？或者搞二部制，半天上课，半天在外边浪荡，社会治安必定会发生更多问题。这难道不是各个单位职工利益的所在吗？所以，支持办学，是各个单位本身的利益。学校对于任何支持办学的单位和个人，都要表示诚挚的感谢，永志不忘。建议每一个学校都弄一块石头牌牌，嵌在围墙上，捐100元以上的，都刻上名字，这块牌牌刻满了，再加一块。旧社会，这个庙，这个桥是谁修的，捐了多少钱，就刻个碑，留到现在就是文物。我们把支援办学的人名也都刻下来，200年后，也成文物，美国的文物不也只有200年历史吗？

各个单位支援学校办学，不只是直接出钱一种办法，还包括出物资；包括帮助学校解决若干困难；包括出人力，学校缺哪门课的教师，我这个机关有一名干部，到小学里一星期兼两节课。我们希望全市的工厂，首先是几百个大中型企业，都要向中小学生开放，让中小学生去参观。一个学生一学期如果能有一次参观的机会，那么他从小学到高中，12年就可以看24个企业。让他们看看酱油是怎么做出来的，铅笔是怎样做出来的，看看录音机、电视机是怎样装配的。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实际生产就有一点了解，思想可以更活跃，更实在一些。对工厂、企业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工厂、企业的知名度，可以吸引本行业的劳动后备力量。这样做，工厂、企业负担重不重呢？有一个负担不重的办法：建议每个厂买一台录像机，制作一套介绍本厂光荣历史、生产流程、主要产品性能、先进人物、职工生活的录像带，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来参观的学生先看录像，这是高水平的介绍。看完录像，有一个一般工作人员领着大家按照规定的路线走一趟就行了。文教单位，比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北京出版社，都要向学生开放。让学生看看书是怎样编的，报是怎样印的，广播、电视节目是怎样制作的。无非就是挤出一个人来陪着学生参观，这对各个单位的工作都有好处。

中小学教师的劳动，和其他行业的劳动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大容易检验。学生在学校时的表现，教师还可以直接观察。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最后是要到社会上去的，培养的对象质量如何，还要看他们到社会上怎么工作，对社会贡献大小。但是这些情况，学校的教师往往不了解。所以，我们希望教育部门和有关的各个部门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党委组织部、体委、科委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制度，就是对社会上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青年突击手、优秀党员，以及那些知名度高的作家、演员、科学家，破世界纪录、全国纪录的体育运动员等等，都请他们回原来的中小学讲一讲话，和同学、老师见见面。这对端正教育思想有好处。有的校长批评我们，说你们年年讲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升学率是一个片面，只追求这个片面不好，那么还有别的片面没有啊？拿几个别的片面出来，不就全面了吗？我觉得这个校长批评得对。我们现在就来建立另外一个坐标参照系，请每个学校都算一算，你培养出来的先进人物有多少。不但请他们回校讲话，还要收集他们的照片、资料，载入学校的光荣簿，建立学校的荣誉室。这项工作，在中学可以委托给学生会、共青团去做，各个学校评比，也要多评一条，就是要看哪个学校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出得多。同时这也是对于教师工作的一种鼓励。让教师和整个社会都看见教师劳动的成果，培养出这么一批杰出、优秀的人才。

我们还希望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能够努力钻研业务，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不断积累经验，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过去中小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机会比较少。我们要创造这个机会，大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对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的建树有所贡献。为了鼓励、支持这方面著作的出版，市政府决定，“七五”计划期间至少拨款100万元，作为补贴出版教师经验著作的基金。希望各个区、县和学校一起研究一下，开出一批名单来，向市里推荐。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有哪些同志，哪些著作，何时交稿；第二批可能面大一点，又有哪些人；第三批可能有希望的是哪些人。希望各个区、县做这个规划。做规划不是拒绝别的有成就的人的著作，而是用具体行动鼓励更多的教师，包括青年教师，从现在起就积累资料。

许多教师有一个困难，文字表达能力不够，需要有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请《北京日报》专门为中、小、幼教师举办一次有奖征文，条件很简单，读一本什么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历史都可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篇心得要和教育工作有一点联系。目的就是让教师有这样一个练笔的机会。有的校长在一个学校二三十年，也有许多校长任期很短，他做了许多为学校长远建设打算的事，见效的时候往往不在他的任期之内。可不可以在学校的会议室里，把历任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委会主任不算）的照片挂上。注明某人哪一年到哪一年任本校校长。如果没有照片，也可以搞一块铜牌，把历任的校长名字刻上。我们应当用各种方法提高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知名度。这不是名利思想，而是对整个社会有好处的事。

教育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人才。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要把这些要求具体化。如果不具体化，工作做来做去还是只剩下一条：面向升学。升学也是一种需要，因为社会需要一批高级人才。但这种人才的比例只能是很小的。北京的升学率比别处高一些，这不是哪个学校奔来的，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办了一批市属大学，市属大学当然是招北京学生，经济发展得更好一点，我们还可以多招一点学生。经济不好，没有钱，只好少招。这个因素是由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另一个是中央各部门办的大学招北京的学生。在北京的中央各部门办的大学多一点，它总要多招一点北京的学生，我们为这些大学服务好一点，对我们提高升学率是有利的。但是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学生分配。北京籍的大学生往往不愿意到外地去，而中央机关办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向全国分配。北京学生多了，它就有困难，结果只能少招点北京学生。如果真要提高北京学生的升学率，就要从中学就培养青年愿意到外地去工作的观念。即使这样，北京也还有90%的青年人上不了大学，这批人的前途是什么？我们也要为他们着想，要考虑到他们将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他们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因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现在在中小学读书的人都是跨世纪的人，都要到21世纪去生活、工作。他们以后工作的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体系，有比较完备的各种市场，如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科学技术市场，以及劳务市场等等，他们将来是在这样完备的市场体系下工作。在他们这一辈，至少要创造人均年收入3000、5000元，他们才会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过。不创造也不行。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谁不前进，就会扩大差距，人的心理负担很重，社会也难以保持安定。怎样才能有那么高的收入呢？不能由政府下命令长工资，那是没有用的。所有收入增长都只能靠劳动来创造。如果仍旧按现在的劳动方法，想有那么高的收入根本不可能。用什么样的劳动方法，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里面，用什么样的劳动态度，以及怎样经营，才能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问题，和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教育措施，培养什么样素质的人，关系十分重大。我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都要想一想，我们国家在今后几十年发展的前景，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在教育工作中就可以树立一些新的观念。

首先，普通教育要有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致富服务的思想。北京的教育要为北京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顺义的教育要为顺义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一个乡的教育就要首先考虑为本乡的农民致富服务。这和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教师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只靠本身工作紧张一点，而是要靠社会的平均分配水平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个工人平均收入提高了，这时教师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这也是使得我们教育工作能够得到整个社会源源不断支持的动力。教育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连接得好，使大家认识到本乡、本地区靠发展教育才能致富，即使不去动员，人们也会源源不断地支持教育的。

讲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理解为回到那种“左”的、简单化的方式。那样是不解决问题的。既违反教育规律，又对社会的致富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讲的服务，首先是要了解社会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变化的趋势以及对人才的需求，为此做好准备。这样做，学生们也高兴，因为可以使他们对未来的工作胜任愉快。

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国的首都，在这个城市首先要有一批政治家，高级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当然这批人数不可能很多。即使包括配合他们工作的高级、中级的人才，在整个社会上占的比重也不会很大。北京的市民，大量的工作是做服务工作。我们要为中央机关服务好，为中央机关和全国的联系服务好，为中国的国际交往服务好，为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服务好，这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基本功能，我们做好这些服务，就有饭吃。所以北京市的职业构成，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是第三产业要有极大的发展。现在第三产业占整个就业人口的30%左右，估计到本世纪末需要发展到50%。这个城市要吃的饭就是服务饭。这不光是指饭店，也不光讲的是商业，其中包括交通、旅游、邮电、金融以及信息产业，都要有相当大的发展。未来的若干年中，在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必定会实行休假制度，而且还一定会过渡到5天工作周。人们的闲暇时间多了，怎样打发就是个大问题。公费旅游当然要卡紧。个人怎样出去？没有许多旅行社来为人们服务就不好办，旅游行业必然要大发展，这样人民才会高兴。金融行业也要发展，许多经济活动要通过银行这个枢纽调节，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计算机工作人员的需要量在北京也是很大的。但是现在许多学计算机的人都想将来做计算机专家，做发明者，这个希望不可能都实现。社会将来需要的是人人都能用计算机。下一个世纪，到处都需要有计算机终端，没有终端，就没有效率。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人，谁能掌握计算机，将来在竞争中就可以处于优势地位。

北京市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5万左右，到1990年如果有60%的人能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就是每年9万人。其中需要有6万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中的规模，控制在3万人。我们希望大学在北京招生的人数从1.5万人增加到1.8万人，还有1.2万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上不了大学。希望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赶上去。这两年城里的职业教育发展快一点，郊区、县慢一点。慢一点是有原因的。但是从郊区、县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看，再不抓，经济要上去相当困难。许多县委书记、县长，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个问题。郊区、县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除了要办职业高中外，还希望在初中就注意开设一些为本乡所需要的不同的职业技术教育课。具体内容，每个学校可以不一样。张喜庄靠缝纫上去了，现在还需要这种人才，就开缝纫课、美术设计课。另外一个地方是靠果酱上去的，它的职业技术教育就围绕果酱；慕田峪下面的学校就先教旅游。随着劳动制度、招工办法的改变，要逐步做出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营业员，不经过职业技术教育不准招收；公共汽车售票员不经过职业技术教育不准招收。这样来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还要研究发展职业技术的大学，把受职业技术教育的人输送到更高一等的学校学习。

我们在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观点下，一定要树立对全体教育对象进行教育的观念，就是要认识到这个年龄段的全体青少年，都是我们的教育对象，都不能轻易把他们丢掉。如果丢掉，他们还是我们社会的劳动力，还是我们社会的成员，他们的素质低，就创造不出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拖整个社会的后腿，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最后对我们自己也不利。所以，我不赞成年入学巩固率98%、97%的提法。每年允许淘汰2%、3%，从小学到初中9年，加起来是多少孩子辍学啊！要算总账。除了病了，特殊变故不能念书之外，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的教育对象全部管下来，这是人才观转变的第一个观念。

第二，人才观要转变的观念，就是要认识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相当完备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我们就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需要的人才，能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工作、创业的人才。现在的人才观，是紧密地和文凭观联系在一起的，文凭的等级高，就认为是人才。因为现行的工资制度和文凭是连在一起的，有文凭就有“铁饭碗”，没有文凭就没有“铁饭碗”。不同的文凭定不同的工资。所以人们要奔文凭，这是现实。但是我们办教育的人要想到，我们的学生拿的文凭是明天才能拿到的，是明天才能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再走下去，到那时一定要出现一个文凭又有用、又没有用的局面。有用，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知道他都学过什么；没有用，就是最后不能凭那张文凭定工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是企业成为相对独立、自负盈亏、担破产风险的经济实体。这时的企业，只愿意对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利益的人才给高工资。比如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副总裁就是个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而有的汽车司机却是个博士。在外国，博士开出租车的很多，博士不一定有高工资，也不一定都有工作做。我们现在的现实还是某人拿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要求当干部，拿“铁饭碗”。企业相对独立以后，就不好这么办了。企业考虑的是吃饭要紧，你这个人对我这个企业没有应有的贡献，我就不给你高工资。你说你本事大，那就另请高就。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务聘任制，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不是容易实现的，是会有许多痛苦的。但最后终归要形成这个局面，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应该先考虑到这个前途。所以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还要进一步扩大。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要采取什么方法使学生有商品经济观念。要帮助青年人克服轻视商业服务业、轻视第三产业的观念。没有商品经济的观念，想出来的主意就会与现实格格不入。有的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的变动产生强烈的不理解，或者把商品经济的某些规律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利用来钻空子，或者把它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抵制，这对我们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怎样使青年适应人才流动的环境，有拿不到“铁饭碗”做合同制工人的思想准备。有企业经营好坏不同工资水平也不一样的思想准备。现在这一代中小学生参加工作的时候，等着分配到现在这样便宜房租的房子大概没有了，而是要自己攒钱买房子了。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到处会发生作用。我们对学生的思想工作也要注意这个特点。要研究价值规律究竟是只能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能够利用它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斯大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学校。毛泽东同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价值规律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校的作用。马克思可以通过它发现资本主义的秘密，发现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共产主义的真理。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伟大的学校来向我们的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呢？利用价值规律可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这种剥削是靠买卖劳动力、迫使劳动力创造出剩余价值来实现的。价值规律要求等量劳动相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只承认劳动的价值，这对我们的思想教育是有利的。价值规律所承认的等量劳动指的是社会必要劳动。因此谁能用比社会必要劳动量更少的劳动量来创造同样多的产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这可以鼓励青少年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价值规律揭露各种不正之风，因为它们都不是劳动所得。有的人说，不正之风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了党内。我说不对。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些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人，是用权力侵吞国家财物、人民财富，然后用来和别人交换，扩大自己私人占有的财产，他们自己什么劳动也没付出，从根本上说，是违反商品交换原则的。

现在，如果要想使学生不接触商品交换来保持学生的纯洁性，这种可能性恐怕是不存在的。因此，怎样主动利用价值规律这个商品交换的原则，把它和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揭露资本主义，揭露歪风邪气联系起来，这就是学校思想工作和政治课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比如，现在社会上流行“老好人”的观念，对犯错误按规定该罚款的不去罚，问他为什么？他说，职工也很不容易，何必扣他的钱呢？他的观念是扣了钱就是缺德。我们说，这不对，对于该扣的钱不扣才缺德呢。缺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讲按劳分配的，对因为劳动不好被扣工资的人来讲，不扣他的工资甚至让他舒舒服服地拿奖金，就等于鼓励不求上进。严格地执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才能迫使他非好好干不可。这也就是帮助他拿更多的工资，使他由懒变勤，从而生活也更好，这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

第三，我们还要培养有能力在开放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新一代。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国家的首都，现在一年从海外来京的旅客是100万人次左右。为这批人服务好，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利害关系重大的事情，也是我们北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预计到1990年海外来京旅游的人可达到200万人。我估计到2000年还得翻一番，400万。一个人到北京来，住上三五天、一个星期，如果在北京花费1000美元的话（包括在北京买飞机票、住饭店，吃在北京，再带一点东西走），200万人就是20亿美元，400万人就是40亿美元。按现在比价，相当于150多亿人民币。就是按现在来旅游的人数算，也应该是10亿美元了。可是去年海外旅游者人均在北京花的才有330美元，总共也就是收入了3亿多美元。海外来客普遍反映在北京钱花不掉。去年整个北京全年出口总额不到6.5亿美元，我们花了那么多力量搞出口，只卖6亿多，但是人家准备在我们这里花的6亿多我们却没有拿到。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请大家想一想。所以，北京对外交往工作做好了，是为全国服务，是为中央服务，也是为北京人生活服务的。因为可能有这么大的一笔外汇的收入，150亿元。这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需要将来北京市的劳动力，都能够是略知外语的。外国人无论走到哪儿，买东西、办事都很方便。有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多做更多买卖。就是技术引进，也要掌握外语。工厂来了一台新机器，这个是“On”，那个是“Off”，工人用不着谁说就知道这是开，那是关，不会弄错。在北京这个城市，任何一个普通劳动力，以后都要有这样的素质。现在我们有一部分初中还没有开外语课，小学基本上不开外语课。其实，小学正是最容易接受外语的年龄。不开外语课理由是我们缺少教师，缺少合格的教师，怕小孩子从小发音学不准，将来纠正困难。这个理由从教育学讲是对的，从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的目标讲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量最大，还不是质量很高的翻译人才，对这一部分人，我们完全可以保证有一批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外语教得非常好。可是，对于普通劳动者，不需要这么高的标准，社会就是需要他粗通一点外语。就是说，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低一点水平也得要。我们把这一点想通了，事情就好办了。我看日本人学英语，许多人学得也很蹩脚，但是他们就敢讲，敢说，能用来拿人家的技术知识。我们希望小学还是要恢复英语课，除了我们尽可能在师范学校里培养英语教学师资之外，要采取变通的方法，包括到工厂、机关去，请兼职教员，一星期教2至4小时课；还包括采用电化教育的方法，装备一批学校，用录像机放Follow me，如果能制作出更适于小孩学的教材，弄出一套我们自己的录像带来更好。提倡学生买简易的录音机，听录音带。电教馆要组织生产参考使用的教材。希望尽可能快一点把这件事情落实。办得越早，对北京人民的富裕越有利。如果有人愿意办外语幼儿园，在政策上我们要给予鼓励。在外语幼儿园里，不讲中国话，全部讲英语，或者日语，为小孩创造一个外语环境，收费可以很高，政府不干预。有的学校在试验双语教学，在数、理、化教学中用英语。听说崇文、东城各有一个学校做实验。希望坚持下去，能够总结出经验来，也希望能够有所扩大，扩大试验也可以是低标准的。高标准就是整个课全用英语讲。低标准的，例如，这一课代数，老师做不到所有的话都用英语讲，学生也做不到听得懂全部英语，但可以做到专用名词讲英语。代数一共有400到600个专用名词，包括“1、2、3、4……+、–、×、÷，平方、开方，=”。中国话加400至600个专用英语名词，有什么好处呢？将来上大学，听外国教授讲课，或者出国进修，看国外的参考材料，看外文的产品说明书，吸收能力会强得多。有的同志建议，希望北京开原版片电影院，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这也可以造成一个熟悉外语的环境。

再一个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就是要使学生能够适应紧张的劳动节奏。他们将来要能够创造3000至5000元的年收入，而不是现在的1000多元的水平，而且将来劳动时间还要减少，要有休假期，一个星期只工作五天半。在这样条件下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必定是非常紧张的。否则，就不能适应，就会被淘汰。北京市1985年每一分钟创造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是66553元，一分钟在各个零售商店要卖掉23808元钱东西，每一分钟发电19730度，每一分钟炼出5.1吨钢，烧出6.1吨水泥。实际上我们浪费掉的时间是相当多的。如果我们的劳动者真正能够把每一分钟劳动时间都利用上，那就可以创造了不起的成绩。当然，现在每人浪费一分钟也就相当可观了。将来的社会更需要有很强劳动节奏的社会公民。我们怎样培养出这样的人来？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就应当培养学生的紧张度。不要用大量的功课去压他，让学生耗费大量的时间去争取好分数，而是要让学生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最有效地得到好成绩。教学上也要考虑这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中小学生的作文，“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来是在课堂上当堂完成的，只有两个小时，连起草带誊清；“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一条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变了的事情许多都拨乱反正了，但这件事没拨过来。现在许多学校学生作文还是回家做。一回家，时间就拉得长了，2个钟点变成8个钟点，去找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出主意、出词儿、出情节，甚至打草稿，找作文描写词典，找范文。这种做法的最不好的后果就是使学生没有时间观念，写文章只会慢慢磨。现在许多20多岁的青年写一封信都很费劲，整理一个记录要花很长时间。有的老师有一条理由说当场做作文质量不高。质量不高，也是当场做的质量。作文课要按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至于有文学天才的，可以到墙报上去发挥，不作为作文课的要求。这样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每篇作文都是当场交卷，把学生思维的紧张度培养起来，将来他作为社会的劳动力，就可能节省很多时间，多创造很多财富。

还要培养学生竞争的观念，因为我们就是要讲优胜劣汰。学校的学习功课本身不能搞学习竞赛，那是违反教育规律的。但是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应该充满着竞赛。各种竞赛都应该搞得很热闹。我们现在有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但是不够热闹，报刊不大宣传。要把它宣传得热闹一点。最近《北京日报》提倡儿童摄影比赛，这是提高观察生活能力的一种方法，培养儿童美感的一种方法。

我们还要加强学生的自治活动，帮助学生学会民主管理自己。因为将来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民主的程度比现在大大增加，当企业成为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的时候，工人对民主的要求一定会非常强烈。学生要学会在服从多数人意志的情况下工作和生活，这就要让学生在学生时代就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同时，还要相应地加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今后法制也一定会越来越完备，但是依法办事的观念还不是很容易树立的。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我们现在重点是端正党风，但对于全局来说是抓法制。法制是和人们文化素质太低有关，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解决教育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整个社会每件事都要依法办事，这和现在通行的许多观念都不一样，怎么使得学生现在就形成习惯，而且能很严格地遵守，这就要求学校本身要加强纪律。现在学校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作弊问题，有的教师、校长实际上是纵容的，非下狠心改过来不可。

总起来讲，就是希望教育要能够找到为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的更多的方法，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的党委要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同时要善于领导，善于发现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内在的联系，发现这些关系的发展趋势，为教育的发展找到源源不断的社会的推动力。同时，又能通过我们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帮助人们认识这些关系和发展的趋势，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总结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许多新鲜生动的经验，加以推广。我们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困难，因为我们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来培养能够创造更高生产力的人才，我们现在拿的是1000多元的工资，却要培养能拿三五千元的人才。这就是矛盾，就是困难。我们整个民族走到了这一步，要结束过去的贫穷。过去的基础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来创造新的生活。用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的机器，创造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整个民族的命运就是这么一个命运。这个命运概括起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艰苦奋斗。我相信教育部门的同志，大家都能认清我们肩膀上所负的神圣历史责任，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北京市教育事业的新局面，一定能够为全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做出我们最出色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出版社，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