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进入中国
“社会”一词乃中国传统语汇，原指传统中国“社日”（即节日）时乡村住民的集会、行赛活动。《旧唐书·玄宗本纪》有“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从之”；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亦有“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至19世纪50年代，以社会泛指迎神赛会之活动的用法仍持续存在。在传教士介绍世界各国风俗的书中即借用此一名词来说明国外的宗教活动。如袆哲理的《地球说略》（1856）中有：“教中之人喜于多备彩旗灯烛，并诸色器具，各穿文绣衣服，持之周行于路，以为美观，宛如中国社会。”注64
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以源于中文的“社会”来翻译西文society，并取得广泛的肯定。此一译语——社会逐渐取代以往所用的翻译society时的各种语汇，如“人间交际”“仲间连中”“政府”“仲间会社”等，成为society的标准翻译注65。社会这一译词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接受，应有其在语言使用上的优势，例如，“人间交际”一词太过宽泛，“仲间”意指朋友或伙伴，含意又比较狭窄，至于“政府”一词则可能完全误会了society的含意在于社会或所谓民间社会与政府之分际。无论如何，society与“社会”逐渐建立起稳定的对等关系。
后来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1843—1900）1880年在东京大学授课时，首度将sociologie、sociology译为“社会学”，意指研究社会关系的各种现象，以及社会组织的原理、法则、历史等问题的一门学问。1882年（明治十五年）乘竹孝太郎（1860—1909）将斯宾塞的书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翻译为日文，并由外山正一校阅，命名为“社会学之原理”，此书成为日本译介西方社会学之始。
19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社会学两概念随着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旅日士人与大批留日学生的引介，自日本传入中国。例如，1897年由梁启超所主编的《时务报》登载了古城贞吉译自大阪《朝日报》的《论社会》一文，强调社会是在文明渐开之后“以渐积成者”，社会之上并无主宰者，而“人人皆是主宰”注66。1895年，严复也首度在《原强》一文中以“群学”为名，藉由英文学界之思想资源，来介绍斯宾塞有关sociology的思想。他说：“斯宾塞尔……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严复并乐观地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注67。根据统计，1895至1903年间，“群”与“社会”两词汇处于并存与竞争的阶段，最后“社会”一词得胜。
严复并不反对“社会”一译语。他将甄克斯（Edward Jenks， 1861—1939）的书翻译为《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而且在他的著作与翻译中大量使用“社会”一词。这主要是因为严复其实是要区别“群”与“社会”，认为社会只是群的一种，是有法度规范的群。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他曾对此加以说明：“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注68接着严复征引中国的字书来诠释，认为汉语“社会”的翻译是配合西义：
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注69。
严复所引的字书是东汉刘熙所撰《释名》，原文如下：“周制九夫为井，其制似井字也，四井为邑，邑犹悒也，邑人聚会之称也。”注70严复认为“社会”在传统语汇指“邑人的聚会”，而“邑”即包含区域与法度的意思，因此译文与原文是配合的，这也显示“社会”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之中，都使用社会来翻译society、social等字眼注71。这样一来，严复确实倾向使用自创的“群学”来翻译sociology，而不用日译的“社会学”；不过，他并不反对使用日译的“社会”，而且在概念上将群与社会加以区隔。
无论如何，1903年后，社会一词开始取得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后，以社会来翻译society、以社会学来翻译sociology在汉语中确定下来。社会之观念与社会学的引介在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语汇与新的观念，甚至可以说这些语汇伴随着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
近代中国伴随着“社会”观念之翻译所发生的变迁可分为几个方面来说明。（1）地理观的变化。此一变化可以从“天下”“中国”到“世界”的词汇演变中显示出。以往中国是天下的中心，随着新思想的传播，中国成为“世界”中之一国注72。有趣的是从1860至1915年之间，“世界”一词的使用在1904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和社会一词的普遍盛行在时间点上吻合注73。（2）历史观的变化：从传统的三代史观、循环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论”到演化论的历史观，亦即在历史中发现人群进化的公理与公例。新学的传播使士人认识人群进化具有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展无法脱离普遍规律之笼罩。此一观念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崇拜西方理论的心理，认为西方历史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正轨，与西方不同即是病态注74。（3）正当性基础的变化：中国文化中论证合理性是依靠“天”或“天理”，新学传播之后改变为从历史而来的“公理”与“公例”注75。（4）宇宙观的变化：从天地人、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到科学的宇宙观。“科学”也是清末从日本传入的新名词，指分科之学。大约在1905至1906年间，此一词汇逐渐取代了“格致”，成为science的翻译语注76。以科学取代阴阳五行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5）士绅地方势力之兴起与公共空间之成形。兰金（Mary Rankin）运用来自浙江的史料，讨论19世纪后半叶地方精英的兴起。她追溯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权力的兴起，指出之后地方精英在救济与教育两方面参与地方重建工作，使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至19世纪70年代，他们的力量扩张到超区域的饥荒拯救工作，至19世纪80与90年代更进而参与国家层次的事务，而与宫廷的改革计划发生抵触。在她看来，晚清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而新政的困难主要在于清政府与核心区域精英分子之间，或说国家与社会间的冲突注77。
上述五方面的变化都与社会、社会学观念的引介有关，而社会学即是在世界的架构中，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天演的过程，从而了解到人群进化之公理与公例的一门学问。
当然，上述五方面的巨大变化不是朝夕之间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长远的过程。我们不难想象，在“社会”与“社会学”引进之初，人们对这些新名词与新学科所产生的疑惑。从1902年《新民丛报》中的读者投书一栏，可见“社会”这一名词传入之初人们所感到的困惑注78。这位读者于报上看到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先秦“社会变动最剧”一句，对之感到不解。对他而言，先秦时期“未有社会”，为何任公要以一个现代之观念来描绘古代中国的现象？面对读者的疑惑，梁启超旋即为造成阅读困扰致歉：“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此字近日译日本书者多用之，已几数见不鲜矣。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记者当任其咎。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恐读者尚多误以为立会之义，故赘答于此。”注79
由此可见，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社会”的概念，且易将之与中国原有词语“立会”、“群”相混淆。此种混淆，部分源于学界翻译上的选择。如章太炎与严复就在1902到1903年间先后翻译了《社会学》（1902）、《群学肄言》（1903）。此二位知识分子，两本译著，就是“社会”与“群”以及“社会学”与“群学”歧途发展的最好例子。很明显，章太炎与梁启超一样，使用源自日本的“社会”一词来从事翻译。尽管在其后几年间章太炎对“社会”的认知又融入了其他的几种思想，但他仍未改变此一翻译语汇上的选择。相对来说，严复就比较复杂。如上所述，严复在“社会”和“群”之间立下明确的区分：“群”是指涉一群人，而“社会”则是由“群”衍生而来，是一种有法度规范的“群”。
虽然此阶段仍有词汇翻译不一的缺失，但章、严两书的出现，均代表着高举“科学研究”之大旗来探究社会、建立此一新学科的想法，已逐渐出现于中国。人们对所处社会进行的研究、调查，必须采用的就是“科学之方法”，而《社会学》及《群学肄言》的诞生，就是中国早期引介社会观念与社会学之中较为重要的成果。
长久以来，关于清末民初社会学发展的讨论，学界已累积了不少成果。早期多为专从“学术史”角度探究晚清社会学的系谱，着重搜罗清末以来社会学相关的文献书目，并描述、分析其内容注80。其后，研究者开始以“社会学”为中心，自“社会”“文化”“思想”等层面观察晚清社会学之学科建构所代表的历史意义注81。此外，还有针对几位晚清译界的重要人物，如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检视他们翻译社会学的成果。其中又可细分为讨论译者自身的社会学思想，以及考论其翻译、著述的社会学论著与单篇文章。
整体而言，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大致清理出有关社会学翻译的几条线索：首先是晚清翻译路线的开展，尤其是中国—日本—欧洲三方间的交流，造成不同的社会学的传入。这些思想与知识分子的取向相结合，促成以社会学思想、观念参与清末政治变革，进而试图重构中国的尝试。易言之，在社会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发源于18世纪西方的社会学透过翻译，分别自日本或欧洲辗转传入中国；又因国风时势所需，知识分子多半掺入自身之阐释，再加以运用至改革论述之上。严复与章太炎均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