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语境
伯克（P.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一书中认为，“欧洲近代初期的所谓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及启蒙——都是先存在某种大众化或实用知识，当这些知识逐渐表显化后（尤其是被印刷后），经由某种学术机制（academic establishments）而合法化”注38。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生产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有中西、中日的纠葛，还有古今、雅俗之不同。那么，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呢？
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20世纪80年代末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后，曾唤起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说的误读和追捧，冷静想想，用西方概念与知识体系叙述的“中国”真的是“中国中心化”的中国吗？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所著《势：中国效力的历史》一书堪称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的中国版，书中力证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中西之间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是说中国思想缺乏现代/后现代要素，于连从政治、文字和历史等角度研究“势”（运动性）概念后指出，以主体和因果关系为中心的欧洲思想发展到现代才开始强调差异性和动态，而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思想中找到源头活水注39。毋庸说，用西方二元对立概念叙述的中国思想，不是“本真”的中国思想。与于连的运思不同，张寿安对围绕“乾嘉之学”的各种话语——汉学、考据学、朴学、实学等提出异议，经过对“乾嘉之学”条分缕析后，她认为18世纪出现的“专门之学”表明传统学术内部业已萌生出现代学术之“分科”，及至晚清，“经训之学”成为一门独立之学，崔适假江藩之名所撰《经解入门》一书将“经解”视为一种专门之学，从方法、资料到理论、目的都有清楚的界定注40。于连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无疑，这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未曾尝试过的。撇开围绕现代性认知之不同，在讨论16世纪末以降中国内部的变化时，人们无法回避与西方遭遇的历史，正是这一遭遇及其一系列连锁反应铸就了被称为“近代”的知识空间。各种西方语言文本被翻译为汉字文本，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注41，或“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 practice）注42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近年，学者们已经围绕一些重要概念展开了研究，有关“近代社会-国家”的概念，有革命、宪政、地方自治、民主、自由、共和、社会，等等，如上述小林关于“主体”概念的论述，概念史研究在词语上涉及同一语言内的翻译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如“大学”一词，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似乎最早使用注43，这位“西方孔子”曾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讲授过人文科学，巧得很，博洛尼亚是欧洲大学的诞生地，而当时所谓大学不过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修辞等，博洛尼亚大学外加罗马法，内容十分有限。艾儒略选择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学”来翻译universitas，无疑有其考虑，这里暂且不论。拉丁语universitas原本是互助之意，后来演变为学生与教师的共同体。在欧洲，“大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被翻译为汉语的“大学”最后真正能够对应近代西欧语言则是很晚的事情，其中来自日本的因素不可忽视。诚如与“大学”相关的词语还有“书院”、“大学堂”、“学堂”、“学校”等，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要对各个重要词语的历史进行深描，还要注意概念词源的复数性，有必要对构成概念的词语群加以研究。极力反对将哲学用于诠释中国思想的傅斯年曾经说过：“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似同而异。”注44信哉，斯言！
一如概念史研究关心文本一样，要追究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有必要对涉及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研究。清末出现的翻译文本如《圣经》、《万国公法》、《国富论》、《天演论》等，创作文本如《孔子改制考》、《訄书》等，以往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上述“大学”概念相关，研究近代知识规训和普及离不开教科书。清政府在1902年和1904年先后发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对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奏定中学堂章程》：“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注45清政府还规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注46。教科书文本的编纂方针、语言修辞和内容体现了权力的意志。关于教科书研究，如斯金纳一样，不仅要考察文本中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何种叙述性意义（meaning），更重要的还要挖掘作者语言和议论背后的写作意图。
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制度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制度化”。知识是由语言建构的，人们借助语言来接受知识。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从概念形成的角度看，知识确实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但制度并非先验的，而是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批评结构决定论时所说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制度化”——捕捉过去、开启未来的“事件”注47。近代知识是在能动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就上述“大学”概念而言，与此相关的制度包括学校、分科、教科书制作等知识/权力装置。清末蒋维乔等编撰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八册）出版后，广受欢迎。关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宗旨，商务印书馆的推介广告词写道：“是书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其表章国粹，矫正陋俗，亦三致意焉。”注48在黄龙旗易为青天白日旗、历史迈入共和时代后，蒋维乔等将上述教科书略作修订，更名为《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详解》（八册）继续刊行，该书广告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注49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因为，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