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革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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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如何感动人?1

——谈谈哲学与革命

我们今天的论题是“哲学与生活世界”。如果标题中的“生活世界”不是特指的,即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那么,这个论题可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哲学自古以来就有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做了个假设:传统哲学是一种“柏拉图主义”或“唯心主义”或“本质主义”,它构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理念王国),代价是忽视、牺牲了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生活世界。哲学鄙视生活世界,这个现代哲学的假设是可以当真的吗?抑或竟是一个神话?

当我们端出“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个标题时,我们想干什么呢?我们对哲学提出了何种要求呢?我想无非是:哲学要对生活世界、对现实有反应能力。套用马克思的讲法,这种反应能力应该包括两项:(1)对生活世界做出一种适恰的解释;(2)对生活世界具有改造作用。哲学不但要解释我们的生活,而且要改造我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原话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话听起来有一种危险,似乎马克思要我们在“解释”与“改变”之间两者择一,或者说,否定哲学的“解释”功能,转而主张哲学的“改变”功能。实际上,哲学家,哪怕是现代的哲学家们,主要还是在解释世界,或者说,主要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本人不也这样么?

通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这是对哲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要求。换种说法大致也可以说:哲学要感动人、启动人、感召人,推动人去行动、去创造。如若一种哲学没有“感动人”的力量,那么,它当然是改造不了世界,改变不了生活的。于是才会生出“哲学有何用”的问题!——哲学如果不能感动、启动人,那么我们要它有何用?

今年5月份我在中国美术学院做了个报告,题为《艺术与革命》,主要讲革命者格瓦拉与艺术家瓦格纳。格瓦拉传奇般的命运告诉我们,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的理想主义的革命狂热一去不复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革命的精神了;通过艺术家瓦格纳,我想说的是,艺术归根到底是一项革命事业,若没有了革命的精神,便没有创造性的艺术。在报告的结尾处,我试图对“革命”做一种重新理解,把它理解为:一种重新启动、重新开始的精神。我的说法是: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而猪恐怕是发动不了自己的。

当时我讲的是“艺术与革命”,但今天却要来说说“哲学与革命”。

说艺术要具有革命性,要能感动人、打动人,这是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和让人接受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的传说:第一位抒情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看上了一位姑娘,但姑娘家的老头子不答应,这位有点儿野蛮的诗人生气了——应了“愤怒出诗人”的老话——就写了两首诗,去姑娘家门口高唱,结果呢,就把这姑娘和她父亲(可怜的老丈人)一道唱死了。喏,这就叫艺术的感人力量!

那么哲学呢?哲学有这种传说中的艺术一样让人死去活来、把人唱死的力量么?哲学怎么感动、启动、感召人?质言之,哲学能“感”人么?如果哲学也“感”人,那么与艺术相比较,谁更“感”人?

如开头所述,现代哲学家们纷纷指责传统哲学放弃了生活世界,以尼采的说法,就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贬低我们的“这一个世界”,为“彼世”而否定“此世”,为“超感性世界”而蔑视“感性世界”。但即便这个思想史的故事是真的,由此就可以推断旧哲学没有革命性或者哲学不感人么?恐怕还不能。谁能说柏拉图哲学不感人、不革命呢?柏拉图的理想国计划不仅影响了当时的雅典人,而且成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梦想。谁能说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不革命呢?恐怕也不能。笛卡尔启动了现代哲学,而康德据说是完成了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那么,旧哲学/传统哲学也是革命的啰?当然!凡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哲学(其主体是现代哲学家所谓的“柏拉图主义”),都具有一种重新发动思想的革命性力量,方才成为思想史上的重要关节和转折点。

尼采似乎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旧哲学固然有其革命性的力量,但它一直是骗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长期地被蒙骗了,是受骗上当了。人们一直都在接受谎言,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哲学、宗教、道德等)其实都是谎言形式,人们因此把生活世界里最真切的生活视为虚假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的生活。尼采的意思仿佛是告诉我们:人们以前一直为之感动,其实是上当了。

有没有不骗人的哲学呢?把文化的假面彻底撕下来后,还剩下来什么呢?尼采自己说,当我们废除了所谓的作为“超感性领域”的“真实世界”以后,同时也就废除了作为“感性领域”(生活世界)的“虚假世界”!

今天来回顾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欧洲哲学,我们恐怕就要来检验一下:现代哲学到底在“解释”与“改造”两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它提出了比传统哲学更好的世界解释和生活解释了么?它在改造世界——感动人、发动人——方面比传统哲学做得更好些么?它更具有革命性吗?

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哲学家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应该说他们的哲学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哲学,而这种革命性都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关注相关。这三大哲人在中国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各不一样。大致说来,在我们这儿,马克思的影响主要偏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尼采的影响偏重于文化(文化批判),而海德格尔的影响偏重于思想(学术)。

就革命性而言,马克思引导的是社会/政治革命;尼采引导的是文化革命;而海德格尔引导的是思想革命。应该说,他们都成功了。如果哲人的革命就是把观念变成行动,通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那么,19世纪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是相当成功的。要论“改造世界”方面的成功程度,则上述三大家中,马克思当然为第一人,因为无论好坏,他推动了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后来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尼采在其次,毕竟尼采刺激了文化革命,比如20世纪欧洲的哲学批判和基督教批判,比如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海德格尔似乎就要差一些了,但他的实存哲学通过萨特的发扬也激发和影响了欧洲学生运动,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成功。

旨在通过解释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的哲学要达到感人的效果,就必须通过语言/表达的革命。这方面做得最好,但也恐怕最成问题的现代哲学家是尼采和海德格尔。

尼采在以诗歌方式写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感觉极佳,以为自己完成了思想大业,而且是书表达之优美,堪与莎士比亚、歌德等大师相比肩了。通过诗意的写作,尼采似乎为哲学找到了非推论—非论证的思想可能性,找到了更好、更感人的表达方式。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尼采便觉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不够哲学,计划以散文形式来写一本大书,立书名为《权力意志》。尼采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哲学的“前厅”,而《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则是他的哲学的“主结构/主楼”。

但遗憾的是,尼采哲学的“主楼”终于未能建成,《权力意志》终成笔记遗稿。原因何在?是不是有表达方面的缘故呢?是值得我们深思一番的。

海德格尔在哲学表达上的自觉性更为显赫。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是现象学。现象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开创性”和“原发性”,强调在当下处境中直接启动思想和创作。在此意义上,现象学是一种革命精神。海德格尔深受鼓舞,但又觉得胡塞尔的现象学还不够革命,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于是先有了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海德格尔哲学变革。

在课题上,胡塞尔现象学告诉我们,哲学面向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富有意义的,是温热的,因为我们人的当下感知就是一种赋义行为。不但我们的感知/直观是当下直接的,而且观念世界也是当下直观地呈现的。海德格尔对此洞见深表赞赏,但他认为仅仅达到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哲学还不能停留在生活世界的体验领域(世界性的东西),还要深入到“原始的东西”。

在表达上,早期海德格尔以他所谓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来突进,他声称要“不确定地给出对象”。他意欲何为?个体此在及其生活世界是动荡的、生成的、不确定的,我们如何言说之,方不至于伤害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海德格尔动用的是旧哲学的表达,对旧哲学词语做了一种激发性的改造,形成了一套可能显示此在实际处境并且对此在生命具有实行诉求的实存论思想词语。海德格尔未曾明言的期许是:你读我的哲学,看了我下的形式显示的定义,就会有付诸实行的冲动——要不然,哲学有何用?

有趣的是,跟尼采刚好相反,海德格尔后期倒向了诗意写作。我们同样得问一个为什么:为何尼采之后的海德格尔最终转向了文艺(艺术)?

通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这三位思想巨擘合力宣告了一个由传统哲学和宗教占据支配地位时代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后哲学和后宗教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经并且还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度变化。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于今天的生活世界最有反应能力、对于人类未来最有指向意义的,到底是何种文化形式?

这时候,哲学的革命性——哪怕是“后哲学的哲学”的革命性——依然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2013年7月18日记于沪上

2015年2月8日补记于弗莱堡



1 本文系作者2013年7月19日在《哲学分析》(上海)编辑部主办的“哲学与生活世界”学术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