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起源终极论批判

所谓“起源终极论”，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价值观点和研究方法，它认为“起源”即“本源”，事物的起源既隐含着事物的最初本质，也隐含着事物的最终本质。所以，研究事物的起源是研究事物本质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起源终极论”更准确地说是“起源价值终极论”，系笔者的一种概括，但并非完全杜撰。命名是新的，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起源终极论”却是早已有之。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模仿（具体观点后文详述），其本意并不在于研究艺术是如何起源的，而在于通过考证艺术起源于模仿从而证明艺术的模仿本质。这里，艺术起源命题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确切的证据被引用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中，艺术起源问题服从于艺术本质问题，艺术本质是有待证明的问题，而艺术起源则是作为确凿肯定的“事实”，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艺术起源问题，不过是想从根本上证明艺术本质问题，他遵循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起源即本源”，虽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但在逻辑上是这样。

而明确地从理论上提出用“起源”来研究事物本质，就笔者所知，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Historism）。“历史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它是对理性主义观念的一种反动），后来形成为一种史学思潮，统治西方史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才面临危机。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认为人类历史和文化是一个自然变化和有机发展的过程，强调从起源上来分析历史和文化现象，反对理性主义史学割断历史的做法。 54波普尔说，“历史主义”者相信：“在我们想要进行历史解释时，我们表现了一种内心的直觉：通过详细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亦即其实质。历史主义所努力的是发现‘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发现‘历史的线索’（J.麦克莫雷的用语）或‘历史的意义’。” 55

但总的来说，“起源终极论”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缺乏充分的哲学论证。不论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还是卢卡契、普列汉诺夫、席勒，他们都是在“起源即本源”意义上讨论起源问题，但他们没有任何人对“起源即本源”这一命题本身进行论证，“起源即本源”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先验的，无须论证的公理似的命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起源终极论”是一种信念性质的命题，从来没有人对它进行哲学上的论证，就是像维科这样的完全把研究建立在起源基础上的著名人类学家，也没有对此进行论述。对于起源的本质问题，维科的观点是：“凡是学说（或教义）都必须从它所处的题材开始时开始。” 56后来，维科又多次重复这一观点，但都是将其作为“公理”，既然是“公理”，那就是说无须论证也无法论证，《新科学》的英译者“引论”对此进行解释：“维科的《新科学》所用的起统治作用的方法论前提是：所研究的题材或内容从哪里起，学说或理论也就从哪里起。这就要假定：‘出生’或‘成长’就是《新科学》所要研究的精髓，换句话说，至少是对《新科学》来说，出生和本性就是一回事。” 57

在中国，朱光潜先生是比较典型的“起源终极论”观点持有者。他在讨论诗的本质时，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诗的起源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诗的起源问题，朱先生在开篇这样说：“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先研究它的起源；犹如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诗也是如此。许多人在纷纷争论‘诗是什么’、‘诗应该如何’诸问题，争来争去，终不得要领。如果他们先把‘诗是怎么起来的’这个基本问题弄清楚，也许可以免去许多纠纷。” 58但为什么研究事物的起源有助于研究事物的本质？二者之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规律性”的联系？诗的起源为什么与诗的本质有联系以及如何联系的？这些朱先生都没有论述。朱先生实际上也是在一种信念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论证方法的，他也是把“起源即本源”作为一种“公理”使用的。

虽然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本质观并不是那种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和方法，除了史学界，其他文化领域对“历史主义”并不十分熟悉，特别是文艺领域，熟知“历史主义”的并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思考和研究了。但纵观文史哲界，我们可以看到，“起源终极论”作为一个极其抽象的观念，作为一种信念，似乎是被广泛地接受并运用的。就像引用名人语录、运用逻辑推理一样，考证起源也是一种非常通用的论证方式，已经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学术模式，只要论述问题，人们总是千篇一律地考证起源，“话得从头说起”，似乎不这样，就会显得知识不足、学识不深似的，似乎不从起源角度进行论证，整个论证就不全面似的。

讨论起源问题，一直是西方学术的一个传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从黑格尔、马克思一直到当代，都是如此。但他们探讨起源，并不是把起源当作一个过程或一种独立的学科来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起源而研究起源，而是为了研究事物的本质，所以加里·特朗普（Carry Trump）说：“特别在西方理性史上，对查明或阐明起源问题的关注一直是确认事物本性的努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9在当代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起源终极论”似乎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学术，我们可以看到，不论研究什么，学者们总是通过对事物的考源来进行论证。宗教的起源、巫术的起源、图腾的起源、音乐的起源、文学的起源、对联的起源、文化的起源、美术的起源、文字的起源……但在这些研究中鲜有是为研究起源本身而研究起源的，就是说起源问题很少是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而被提出来的。研究宗教的起源不过是为了研究宗教的本质，“探索宗教起源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久的重要意义，它是说明宗教的本质、思想的本质乃至事物的本质的努力的出发点”。60研究发生认识论是为了研究认识论本身，“从史的角度来研究认识问题，将为理论本身增添新的内容。既然一个事物的规律性以其多样性的形式包含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研究这个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时，才能把握这一事物，揭示出它的本质和规律”。 61

但是，“起源终极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怀疑的问题。笔者认为，“起源”常常隐藏着事物的秘密，隐含有事物的密码，甚至这些秘密或密码对于现在的事物还是非常本质的，但事物的本质是否可以从事物的初始状态或事物的渊源关系中找到，却是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起源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试图从起源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没有充分的逻辑根据和事实根据。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反例证明事物的起源与事物的本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比如文字的起源，《易经·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是从象形开始，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象形”对于最初的文字来说是非常本质的。但“象形”显然不是文字的本质，随着文字的发展，“象形”作为文字的一个本质特征早就消失掉了，企图通过考索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文字的本质显然是不合适的。美的本质问题也是如此，从汉字的字源来看，最初是“羊大”为美。但我认为，这种字源学对于研究“美”的起源有意义，但对于研究美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作用。

对于“起源终极论”，从理论上，笔者提出如下怀疑。

一、“起源终极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主义”。“起源终极论”也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但绝不能说“起源终极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抽象地从哲学上讨论起源与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也无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中推导出“起源终极论”的观点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研究原始社会的《古代社会》一书都非常欣赏，他们认真地阅读了这部书并对该书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在摩尔根的材料和观点基础上，后来恩格斯写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这显然也是一本有关“起源”专题的书，但它明显地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普列汉诺夫对艺术起源的考证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想给艺术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虽然它的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一目的。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不是想通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论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本质，完全相反，恩格斯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认为起源时期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和现状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前者并不能发现后者的本质。恩格斯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摩尔根的材料来研究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原则以及普遍的发展规律，并通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变化的认识来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62所谓“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最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发现了原始社会（即六种社会形态的第一种），“原始社会”是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后来的各种社会，所以不能通过考证原始社会而论证现代社会的本质。

因此，与普列汉诺夫的“起源”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起源”论具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所表现出来的是“起源终极论”，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化论”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具有规律性，社会形态是多模式的，历史发展道路也是多模式的，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是向前的、进步的。所以，当探讨起源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强调的是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只是作为现实的来源和基础，其目的在于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它本身并不构成现实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本质的认识，从根本上则是社会学的，即强调现实的物质生产、社会条件。列宁说：“以往的历史理论……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63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64而“起源终极论”则是从起源中寻找终极原因，因此，“起源终极论”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二、从根本上说，人类认识结构模式是与“起源终极论”的认识方向相反的。

人类的认识规律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先有对历史的认识，然后才有对现实的认识，恰恰相反，往往是先有根据现实的对于事物本质的概括和认识，然后才有关于此事物此种本质的起源观。以艺术起源为例，迄今为止，关于艺术的起源，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例是先提出某种艺术起源说，然后再根据这种起源说而提出相应的艺术本质说。从时间顺序上说，艺术起源在先，艺术发展在后，先有艺术的起源，后有对艺术历史的认识。但从认识上，却是先有对艺术现实的认识，然后才有对艺术起源的认识，如果现实中没有艺术，很难想象会有对艺术起源的认识。

关于起源的本质，同样也是如此，先有艺术的本质观念，然后才有艺术起源于某种本质的观念。考察各种艺术起源学说，莫不如此，“模仿说”、“宗教说”、“符号说”、“劳动说”、“心灵表现说”都是这样……先有艺术模仿本质论，然后才有艺术起源模仿论；先有宗教的观点，然后才有艺术起源于宗教的观念；劳动的观点远远先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艺术起源“游戏说”通常被认为是康德首先提出来的，但仔细考辨康德的有关论述，我们看到，康德并没有提出艺术起源“游戏说”，他甚至无意研究游戏问题。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活动，游戏的本质也是自由的活动，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游戏是艺术最重要的本质之一，这是艺术本质的游戏说。艺术起源的“游戏说”正是在康德艺术游戏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上，席勒正是深受康德的影响，在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的游戏本质的时候，顺便提出艺术起源“游戏说”的，他仍然不过是想通过艺术起源于游戏来证明艺术的游戏本质。关于艺术起源“游戏说”，席勒之后还有很多人提出新的观点，进行了更详细深刻的论证，比如荷兰学者胡伊青加提出：“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和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于宗教性竞赛的语词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都是在各类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最初阶段的文明乃是被游戏出来的。” 65但明显地，所有这些艺术起源的“游戏说”都是建立在对游戏本身的研究基础上的，没有游戏的观念，便没有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观点。而且，艺术起源“游戏说”研究的深入是伴随着游戏本身研究的深入而深入的，没有对游戏的深入的研究，很难想象会有对艺术起源“游戏说”的深入研究。

纵观艺术起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没有哪一种艺术起源学说是不带艺术本质先入之见而纯粹地从研究原始艺术包括现代原始民族的艺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几乎有多少关于艺术本质的学说就有多少种相应的艺术起源学说。一些比较新的艺术起源学说实际上都是在新的艺术本质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心灵表现说，它实际上就是在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关于艺术本质的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艺术起源符号说就是在现代符号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说：“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符号才使得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仅仅是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并流传不绝。正是符号，才使得人类从一个幼儿转变为人。不使用符号而长大的聋哑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全部人类行为由符号的使用所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使用。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反之，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符号乃是人类特有的领域。” 66“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这种观点正是源于符号学本身，不是“符号起源说”导致符号学，恰恰相反，是符号学导致“符号起源说”。人类的符号比如语言起源得还要早，人类对它的认识也非常早，但在符号学产生之前，人类只可能提出艺术或人类文明起源于某种具体的符号，而不可能提出艺术或人类文明起源于符号的使用等诸如此类的抽象观点。如果我们没有一套符号学的概念、范畴、术语，我们可以谈论具体的符号，但却不能以符号学的方式来谈论，更不可能谈论更为具体的“起源符号说”。当我们谈论艺术起源于符号时，我们首先已经使用了一套符号学的概念、范畴、术语，就是说，其中已经隐含着符号学的观点。这充分说明，在认识论上，不是“符号起源说”在前，而是符号学在前；不是起源在前，而是本质在前。所以，想通过事物的起源来论证事物的本质，从认识论的顺序上，恰恰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现代科学已经充分证明，不是观察先于理论，而是理论先于观察，观察依赖于理论。科学研究中，对材料的处理，不可能不以某种主体的“眼光”，不可能无“先入之见”，不可能纯客观地以一种白纸似的头脑等着材料本身去涂画。现象学中所谓把已有之思想“用括号括起来”作为一种理论要求，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康德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存在的，就是说，即使是非常纯净的白纸似的头脑，对于材料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我们所获得的全部知识、全部学问必然会对我们的观察、我们对材料的认识具有影响，这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波普尔认为：“包括观察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渗透了理论”，“没有一种观察不是与一组典型境况即规则性相联系的，观察试图在其中发现某种结果。” 67胡塞尔的从现象的直观和还原中发现事物的本质，仅仅只是一种良好愿望的哲学理论。如果没有某种“先入之见”和一定的眼光，面对一堆材料，我们会不知所措，一无所获。我们关于对象和现象能感知到什么，这与理论或先行假说所启示的期待以及观察者所接受的训练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这种期待，在观察中就常常会对发生在眼前的现象视而不见，或发生观察错误。事实上，对于原始文化，我们就是这样。当缺乏原始文化观，对原始文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时，我们对现代原始民族的丰富的文化艺术可以说是视而不见。对缺乏原始文化观的欧洲人来说，澳洲、美洲的原始文化艺术不过是些落后的巫术迷信之类的东西，最多只能是一些奇异的风俗，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欧洲殖民者最初踏上美洲、澳洲时，除了留下一些航海日志之类的东西以外，他们从土著文化中什么也没有得到，面对丰富复杂、纷繁绮丽的现代原始文化，他们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了解和认识这种文化，他们缺乏一种工具，即有关原始文化的理论。

对于一个没有原始文化理论准备的人来说，即使他长期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他也很难有什么大的收获。原始人本身不能建构原始文化理论，“原始文化”本质上是跨文化比较的产物，它是作为现代文化的异质文化而从理论上提出来的，所以它更是理论上的产物，对于它的认识，逻辑性优先于历史性。早期对原始文化学做出巨大贡献的恰恰不是那些深入到原始部落中去的航海家、旅行家，而是待在书斋里的文化理论家。专家与旅行家的不同在于，旅行家是在对原始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走进原始部落的，他们看到的只是异域文化，只是风俗民情。而专家则是怀着一定的原始文化理论以某种期待的视野和目的走进原始部落的，他们不断地以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验证或修正或反驳他们所持的理论，他们所得到的材料是在一定理论统摄下的材料，肯定有某种片面性，但那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以上论证充分说明，“起源终极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信念，它的目的是想通过考证起源来论证现实的本质，但实际上，在认识过程中，这恰恰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起源说明了本质，恰恰是本质论导致了起源学说。所以，“起源终极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是悖论或循环论证：本来起源之说是由本质论而来，但它又反过来论证本质论。

三、我们无法从事物的起源中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

不可否认，有些事物其本质是可以从本源中寻找的，比如对联，民俗性和文学性是对联的本质，而对联正是起源于民俗和对偶句文学。但这并不具有必然性，很多事物，其本质根本就无法从起源中寻找，因为起源与本质根本就不同。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但在今天，人的本质和猿的本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人的本质更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不在于他的自然性。人从自然中蜕化而来，但人一旦从自然中蜕化出来，自然就成了人的对象而从根本上走向了人的对立位置，自然虽在人的本质中仍是一个成分，但越来越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猿类是彻底的动物，现在它是作为自然、作为人的对象，人的本质正是在与它的区别中显示出来的。所以，企图从考源人从猿变来而考证人的本质，恰恰是弄反了方向。

试图从事物的起源中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变化不仅只是量变，还有质变，事物在演变发展过程中会多次发生质变，一种事物会在演变过程中最后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事物，就像猿最后变成了人一样。因此，无论是从经验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事物的现实本质与事物的起源之间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事物是什么不同于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科学研究有很多种方法，历史的方法（狭义的）是一种作用和论证的力度都非常有限的方法，“历史的根据”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根据，它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参考价值。所以，“起源”对于现实事物，只具有历史价值，具有借鉴的作用，而不能作为充分的根据。

迄今为止的艺术起源研究很少把起源作为过程来研究，绝大多数是把艺术起源作为艺术本质的前提和基础、作为证据来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起源而研究起源，而是为了研究本质而研究起源，是通过艺术起源研究来表明一种艺术的观点。艺术起源研究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艺术起源研究，而是艺术本质研究。所以，艺术起源研究本质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或艺术哲学问题；不是实证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今天的许多艺术起源研究实际上是“伪研究”，之所以说它们是“伪研究”，原因在于它们并没有真正研究艺术起源，而是在研究艺术，它们对我们认识艺术起源没有多大价值，但对于我们认识艺术却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既然“起源终极论”被我们否定，即起源并不是“本源”，艺术起源并不能证明艺术的本质，那么，为什么艺术起源研究又最终起到了对艺术本质具有认识价值的意义呢？这实际上涉及人文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烈的“人文”性质，所谓“人文”，即“人”和“文化”，就是说，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约定俗成性等，不同于自然科学精确、可验证性等性质。科学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自然科学中有所谓“公理”和某些先验性结论，社会科学中的“公理”和某些先验性结论虽然不像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明了，但普遍存在却是事实，比如“理性”、“上帝”、“真理”、“进步”等，它们构成社会科学的支撑点。这些支撑点有些是科学的，但很多则是信念上的，并没有充分的科学、逻辑和经验的根据。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必经遵守某些原则，否则便无法共同言说。而这些原则，有些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有些则是无法论证或无法充分论证的，这些无法论证或无法充分论证的原则则只能约定俗成。

对于具体的个体，这种科学研究的支撑点更为明显。每个人的学术课题都必须有某种支撑点，他必须以前人和别人的某些观点作为基础，作为支撑点，他可能会改变、更换这些支撑点，但他总得有某种支撑点，否则其学术便真的是空中楼阁了。对于学问的探究，无论他怎样无限地追问下去，他必然有一个底限，否则它便会无限地漂浮下去，永不固定也就永无成果。相比较各种社会科学而言，哲学是最为抽象、最为深层的，它构成其他许多学科的支撑点，但它本身也需要支撑点，只不过它的支撑点相对要少一些，要稳固些。休谟是怀疑主义者，他几乎怀疑过去哲学的一切结论，他的哲学可以说是把哲学的过去的许多支撑点都拆掉了，但他还是保留了“人性”这一支撑点，否则他的哲学大厦就会坍塌，缺乏某种稳定的性质。维特根斯坦把很多哲学中的基础问题都绕过去了，把哲学问题追问到极限，但他仍还是有一个底限，那就是：“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68黑格尔庞大的哲学大厦则是建立在“理念”的基础上的。

所以，社会科学虽称为“科学”，其实具有强烈的信念性质，正是这种强烈的信念性质使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很明显地正确或错误。社会科学具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约定俗成性质，所以，以一个什么观点作为基础即选择什么样的观点作为学术和行为的支点，只存在喜欢与不喜欢、相信与不相信的问题，而不存在好与不好、错误与不错误的问题。比如上帝，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显然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论是上帝存在论还是上帝不存在论，都没有充分的根据。但这并不影响生存选择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信仰上帝是一种生活，不信仰也是一种生活，很难说不信仰上帝的生活比信仰上帝的生活优越。同时期的中世纪，世界上非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并不比基督教的欧洲更文明。都认为黑暗的中世纪教会统治钳制了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诞生，但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思想恰恰是从欧洲的教会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从生活的精神上，科学精神似乎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生活标准，但不以科学精神为生活原则的原始民族，其精神生活的内涵未必就是很单调的，他们的精神生活未必就是落后的。就是我们证明了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以上帝为精神依托的生活未必就是荒诞的；就是我们证明了上帝是荒诞的，但以上帝观作为基础的“神学”未必就是荒诞的。社会科学是远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的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标准、原则并不适合于社会科学，比如正确错误的标准、反归纳的论证方式、实验检验原则等。社会科学最终是对人的行动和心理起作用，所以只要达到目的，即使它的结论是不科学的，它也是合理的。社会科学虽然也称为“科学”，但它并不绝对以科学和科学性为标准，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信仰上的，它的论证方式也有一种信念的性质，它的赖以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支点是没有充分进行科学论证的，因此，其理论本身自然就具有很大成分的信仰性质。

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很多观点和论证并没有必然的逻辑性、科学性。其所谓合理性和具有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因为有人相信。很多论证或论据只是起到了加强信念的作用，其实并不具有必然性或科学性。从这一意义上讲，艺术是如何起源的虽然对艺术的本质并没有逻辑上的论证作用，但由于人们相信“起源终极论”，因此，它实际上还是起到了论证艺术本质的作用，至少对一部分历史主义者来说，效果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艺术起源研究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意义不在其历史价值，而在于现实意义。这再一次印证了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伍德所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