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帆同志有志于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颇为致力。他在北京大学师从刘桂生教授读博士学位时，即着重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刘师培，探讨其对家学和“扬州学派”的继承问题，揭示其中西交融的学术的时代特色，成《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一书。李帆同志1999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他继续关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题。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清学史研究的杰出代表，开启了学术界研讨清学史的一代新风。对他们关于清学史的著述作系统的研究，于学术史、思想史都有意义。学术界对这三人皆分别有所研究，但对于他们的清学史著述的专门研究则显得薄弱，李帆同志的选题可以弥补其不足。

本书以“宏观论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分为上下篇。上篇宏观论析，着重评析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中关系到清代学术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清代学术之来源、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清学的地域、学派分野等。下篇个案研究，则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的论述为研究对象，具体评析他们于清代考据学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对戴震义理思想的阐发等问题，更好地展示他们关注清学的现实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李帆同志的学术研究，注意从基础上下工夫。他研究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的课题先做刘氏的年谱；研究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也是先摸清他们研究清学的总体情况，包括他们著述的时间、篇目、主要内容、特色等，学风扎实严谨。基础做扎实，论断自不会随心所欲，而是言之有据，颇中肯綮。如认为“近代由章太炎所开创的清学史研究，经由刘师培的完善，在梁启超那里得到综合与发展，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就理出了清末民初清学史研究清晰的发展脉络。又如认为章太炎、刘师培以学术名世，而梁启超则相对主要以思想名世；章、刘以中学比附西学，最终目的在阐释中学，而梁启超则把整个清学史与文艺复兴相比拟，其立足点确属“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此类论点，甚有见地。清末至民初，戴震研究渐成显学。自章太炎、梁启超以至胡适，都重视戴震思想中的“反理学”倾向，胡适更直接称之为“反理学的思想家”，流播所及，几成定论。李帆同志经过审慎研究之后，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即使有些学者针对理学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反理学倾向，但也不会从根本上反对理学，视戴震为完全站在理学对立面的反对派，则不免拔高了戴氏当时之作为。他进而指出：“从章太炎、梁启超到胡适，莫不是在本身所处环境与所持理念的基础上构建戴氏‘反理学’体系的，即或出于反满之政治需要，或出于建立‘戴氏哲学’之所需，或出于批判孔教的时代需求，等等。因此，欲明戴震思想底蕴和在思想、学术史上的真正位置，必将其发言所处‘语境’和后世研究者所处‘语境’综合审明，所知方能较为真切。”这不仅是研究戴震思想所要把握的，研究其他思想家也应该如此。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都是近代的大学者，他们基本是以求实精神来对待清代学术的。但他们又都从事过政治活动，是当时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其学术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响，如章太炎对龚自珍、魏源的评论，就带有政治立场上的偏见。他们的清学史著作都不是纯学术的，都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息息相关，从他们的学术史著述中能看出思想、政治等领域的脉动。书中对此作了有分寸的把握，注意在学术、思想、政治的互动中予以具体论述。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正如人无完人，书也难以成为完书。本书不可避免也会存在某些缺失，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入。书的出版是可喜之事，但也往往伴随着遗憾，这只有以继续孜孜研究来作为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