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学术大势与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清学史的研究视角
第一节 清末学术大势
学界公认，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表征与高峰。但道咸以降，学风骤变，正如王国维所概括的，“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注118。他之谓“道咸以降之学新”，固然是指道咸以来的经、史、地理之学不同于乾嘉专门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但如将其意扩展开，却也可用来指代道咸以后一切学术新变化。的确，道咸之时，世事剧变，外敌压境，内乱频仍，学术文化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迄至清末，这种变化愈益剧烈，并渐次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术潮流，使学界面貌为之一新。综观清末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位置的转换。
一、中西交融之学的繁盛
在晚清，西学东渐是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有学者曾把晚清西学东渐进程分为四个阶段：1811—1842年、1843—1860年、1860—1900年、1900—1911年。注119在这四个阶段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输入西学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亦即第四个阶段是输入西学最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的比重明显超过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新学科、新名词被大量引入，表明西学影响空前深入，具体而言，“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注120
更为重要的是，与汉晋之际佛教东来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输入西学时的情形相比，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抱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欲抓住一切机会汲取西方新知，从而使得西学能成建制、成体系地进入中国。若进一步比较，和明清之际西学输入有所不同的是，明清之季所谓“西学”，既包括基督教教理，也包括一些伦理格言和科学知识，但到了清季，宗教教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分开，前者被称为“西教”，后者才称为“西学”。“如果说17世纪传入中国的是它的信仰、神圣和超越的一面，那么到了19世纪，世俗的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这后一种知识与实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息息相关，所以它对一直关心自己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中国人就特别有吸引力。”注121当然，西学进入中国，遭遇中学，双方相激相荡，相通相融，是自然的事情。中学、西学代表的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相逢，必有矛盾冲突，同时也必有会通融合。所谓会通融合是指异质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引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因素的吸收、消化。注122这种会通融合在学术界的表现，即如梁启超所言，一些先觉之士“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注123，姑不论这一“新学派”是否形成，仅这种努力的方向便可证明中西学术交融已成为学界一潮流。揆诸史实，确也如此。
严复自然是交融中西学术的代表，他在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介给国人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国古典文化内容，与所述西方文化比较、对照、印证，如在《天演论·自序》中便有这样的论断：“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注124严复的这类论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家皆循此路径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学术的工作，如章太炎既对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加以译介，又在《訄书》中就中西学问之比较颇发精义；刘师培则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周末学术史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论著中援引众多西书，吸纳其中的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西方学说，以之阐释中国古典学术,“借西学证明中学”注125；梁启超在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作品中对先秦以下的中国学术与西学相较而概括之；王国维不仅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且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研究和评论中国文学，撰写了《红楼梦评论》等著作。这些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带动了整个学界风潮的改变，从而使得中西交融之学异军突起，成果丰硕，渐次成为具有导向作用的学术潮流。
此外，中西交融中的日本因素值得一提。众所周知，日本的学问形态此时已大体西化，广义上可视为西学之组成部分，从日本转手引进西学不失为一条捷径。故而通过留日学生、学者和国内学者的努力，大量关于西学的日文新书此时被译介给国人。这样一来，所谓中西交融之学就不仅仅是中西之间的事情了，而成为了中、西、日三方的学术互动。日本因素的存在，既丰富了中西交融的内涵，又给中国学者带来别样的冲击与影响，这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谈中西交融绝不能忽略日本。
二、经史位置的转换
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清末，自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出现学术多元化的格局。这种局面的出现，除因西来思潮的冲击，主要还是中国学术内在演进的结果。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地位的相对上升。
众所周知，经学自出现之日起，不少时候处于学术核心位置，这从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次序便可看得很清楚，而且经学在一定时期还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对而言，处在第二位的史学则较难有经学这样的政治功用，而是基本以学术来定位（《春秋》之类颇具政治功用的史学著作已上升为经）。所以，这里谈清末经史地位的变化，完全是从学术层面加以探讨，如此才有可比性。
经史关系可谓中国经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周予同先生认为，经史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史附于经时期（两汉时代）、史次于经时期（魏晋至隋唐、北宋）、经等于史时期（南宋至清季）、经属于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注126。他虽把清末划入经等于史时期，但同时又认为清末是中国史学“转变期”的开端，“转变期”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注127；转变的重要特征，是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并且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是经今文学注128。依周氏的观点，无论是把清末视做经等于史时期的结束，还是视做中国史学“转变期”的开端，总归清末是经史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史学脱离经学羁绊而独立。周氏的这些见解确实反映了清末学术的一个新变化，即经学淡化而史学凸显。
有清一代，经学是主体学问，以考据为表征的汉学（古文经学）乾嘉时如日中天，不过好景不长，嘉道起即呈盛极将衰之势，一步步走下坡路。与此同时，因应时势、学风之变，刘逢禄公开打出恢复董仲舒、何休传统的旗帜，认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来达到“拨乱反正”目的才符合孔子的“道”，于是今文经学不再如往日那般沉寂，而是异军突起，渐为显学。但到了清末，无论古、今文经学，皆已成强弩之末，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古、今文经学代表章太炎、康有为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师，很难再用“古文家”、“今文家”这样的称呼简单界定二人，“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注129，甚至可以说，章、康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披着经学外衣的论争。如此一来，传统学术意义上的经学之争大体消弭。与经学淡化相应，反映经史关系的“六经皆史”说在清末也比以往引人瞩目。“六经皆史”表达的是经等于史的观念，类似说法早就存在，但直到明李贽才正式界定为“六经皆史”，清代章学诚更对此作了系统条贯的论述，龚自珍亦曾深入阐发此说。清末，章太炎力主此说，认为“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注130。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注131。章氏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的论调的影响面要比康有为来得大。注132故他的“六经皆史”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响应，愈加促使人们更关注史学，从而有益于史学地位的彰显。
上述情形外，西学的冲击亦有助于史学地位的上升。梁启超曾言及：“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注133在中西学术相交且中学呈败退状之际，能通行中西并有助于提升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科自然会受到青睐，正如有学者所言：“对身处中西文化竞争之世而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近代中国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修习‘中国所固有’而又能在‘泰西通行’的学科更有吸引力呢！”注134
作为一种学术趋向，史学地位上升主要体现在清末史学革命或曰新史学运动上。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最早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也说拟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自命为“新史氏”，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135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1903年出版时特改书名为《新史学》。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又出版一部新近史学著译文集，题名为《中国新史学》。类似著译，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可以看出，20世纪的帷幕一拉开，主张史学革命，建立新史学，便已成为一股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在提倡新史学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努力实践这一新主张。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辑出版《中国历史》上卷，1904年续出中卷，该书打出“新历史旗帜”，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国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注1361904年，夏曾佑开始编写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到1906年，陆续出版了一至三册。他认为历史应该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国民的文化状况，实则他是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刘师培也以《中国历史教科书》参与了新史学的建设，他明确提出，“今日治史”是为了“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注137曾、夏、刘等人的新史学著作在当时引发强烈反响，好评如潮，而且行销量极大，尤其夏的著作几十年后仍有较大影响。和新史学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经学沉寂得多，尽管有章太炎、康有为打着经学幌子的论争，有俞樾、孙诒让、廖平、皮锡瑞等人的经学著作陆续刊行，但与新史学著作所产生的效应相比，这些著作不再像以往经学中心时代那样受人瞩目，也不再在学术舞台上占有主导位置。所以，相对而言，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由经学转向史学。
当然，说经学被边缘化和史学地位上升成为一种潮流，并非是指此时的学术研究皆以史学为主，正如有论者所言：“除了史学之外，诸子学、佛学都呈复兴之象，于是出现了学术重心的多元化趋势。”注138只不过在这多元化的格局中，经史位置的转换是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对当时学术有导向作用，故特别揭示出来。
三、学术史研究的勃兴
在中西学术交融和经史位置转换两大潮流的激励下，一个新的学术现象出现于清末学术舞台，这便是学术史研究的兴起。
清末的中国，对于有识之士而言，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这一点。顾氏曾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注139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注140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应该说，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像清末之时被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注141，故学术为立国之本。“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注142这样的议论，是以文化承担为职志、以学问为依归的读书人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的自然反应，也是其继承往圣先贤之道而形成的观念体现。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舞台。
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如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西学的进入，恰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参照。与中国固有学问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它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震撼着中国学者，两相对照之下，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显露无遗，如严复所言：“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注143这种情形，使人不得不反思。起初，人们很想按中学模式规定或裁剪西学，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渐渐地人们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这种处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过吸纳西学促进中国学术进步，需从其源头即学术之为何物思考起。
“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有所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做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定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定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注144；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注145，“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注146。在西方，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特别自南宋以后，“学”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注147。因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学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会对中学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原。尤其欲复兴古学的国粹派学者，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注148，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那么，秦汉以降，“国学”何以变成“君学”并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之光辉，便是值得考究的问题。由是，学术史理所当然地走上学术前台。
从中国学术自身的演进历程来看，清末之时，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经史位置的转换便反映了这一趋势，表明学术处在转型中。这种情形之下，学人们自然要反思构成本身学术基石的有清一代学术所走过的路，进而上溯作为清学核心内容的汉宋学之源，以获取更新学术的经验教训，即如有学者所言：“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注149另外，诸子学在晚清的兴起也推动了学术史的勃兴。因传统考据学到了此时“已考无可考；所以由经学史学考证走到了诸子的考证，由诸子的考证走到研究诸子的学说思想”。注150对于子学热，胡适曾有过描述：“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注151考察当时的学术史著述可知，章太炎是自诸子学的研讨向下延伸而疏理整个学术史的，刘师培也在《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诸子而逐步及于后世学术，诸子学是学术史的入手处，有开启之效用。
学术史研究的勃兴与新史学运动是密切相连的。从时间上说，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注152，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章氏“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注153。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了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4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过于粗疏笼统。他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
总之，种种事实表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已然勃兴并成为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注154，且余风流被，迄于民国而不衰，所产生的影响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