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认识和全面了解民族古籍文献的地位和作用，是正视我国国情、客观地考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需要，也是系统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需要。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共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各民族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大量民族文字典籍和古文献资料，曾经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正确认识和对待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说能否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和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检验研究者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和科学合理。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视中国历史，怎样看待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各民族保存下来的文化典籍和各种文献资料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不该厚此薄彼，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国文化知识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彩。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地域的不同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各民族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围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因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又不孤立绝缘。就外部关系来说，它和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文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就内部关系来说，它又是由若干文化领域的子系统构成。因此，任何一部民族古典文献，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的文献，都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学科文献之间，必然存在不同层次的联系。而各民族的古籍文献之间，既有一些共同成分，也有许多不同的内容，更有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正因为如此，各民族古典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各个方面。有些民族古典文献所记载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不仅在我国各民族中产生了影响，甚至对我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产生了影响。以《格萨尔王传》为例：这部史诗作为古典文献传世，在国内外影响较大者为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版本。当年在北京用木刻出版了七章本蒙文《格萨尔可汗传》，从那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蒙文版的《格萨尔可汗传》流传于广大蒙古族聚居区，在国外则流传于蒙古国、原苏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等地。藏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国内广大藏族地区，以及土族、纳西族等地区流传，国外则流传于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对我国诸多民族和广大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注1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以各种民族文字保存下来的文献古籍，是各民族创业和发展的历史记录，是作为事实见证的最确切的历史档案。我们从古代汉文文献中知道，春秋时代有南方壮侗语族著名的《越人歌》，汉代有藏缅语族的《白狼王歌》，北朝时有出于鲜卑人斛律金之口的《敕勒歌》。《敕勒歌》原文无存，但其汉译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至今仍脍炙人口，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但这些诗歌过于短小、零散，无法使人看到古代少数民族在文学上的贡献。在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人们不知道有焉耆—龟兹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不知道有回鹘文本和察合台文本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同样，以前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也不知道有维吾尔族先民的著作《真理的入门》和彝族先人的著作《宇宙人文论》。民族文字古籍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广阔视野，说明少数民族的祖先与汉族先民一起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

各个民族的古籍文献综合了各自民族文化中各个学科的知识。每个民族古籍的内容都非常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科技、医学，以及民俗、语言文字等诸多学科领域。各民族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形成各自民族文化结构的总体系，其间不同时期的记载内容，集中地体现了各个时期民族文化的总体面貌。各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总体与汉族文化总体不会是完全重合，各民族文化之间也有重大差异且各有优势，这就具备了互相取长补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以文学中的史诗这种体裁来说，各民族的情况就相当悬殊。汉族没有规模宏大的史诗，但北方少数民族有很多英雄史诗，如维吾尔族有《乌古斯传》，哈萨克族有《英雄托斯提克》，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蒙古族有《江格尔》，藏族有《格萨尔王传》。藏族跨越南北，但带有较多北方民族气质，而且《格萨尔王传》也在甘肃、青海等北方地区广泛流传。《格萨尔王传》与《玛纳斯》《江格尔》一起，作为我国三大史诗，早已列入世界名著之林。比较起来，南方民族中的创世史诗和长篇叙事诗较多。创世史诗在彝族有《查姆》（云南）、《勒俄特依》（四川），纳西族有《崇班图》（或译《创世纪》），佤族有《司岗里》，哈尼族有《奥色密色》，拉祜族有《牡帕密帕》，壮族有《布洛陀》，侗族有《起源之歌》，苗族有《古歌》，瑶族有《密洛陀》，水族有《开天立地》，景颇族有《穆瑙斋瓦》，等等。而南方各族也都有多少不等的长篇叙事诗，如傣族、壮族各有长篇叙事诗数百部，十分惊人。傣族长篇叙事诗特别发达，主要原因是这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生活比较富裕，社会相对安定，又有从事演唱的专业艺人和悠久的民族文字，而且还有本民族丰富的社会实践以及近邻国家和民族多方面的思想来源，于是有歌可唱，有事可叙。特别是长期保存在社会基层的农村公社制度，为长篇叙事诗的产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而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大都产生于部落向部落联盟的过渡期。这些民族的人民，面对雄山大川、林海雪原，不仅要与风雪和猛兽搏斗，而且在部落兼并中战争频繁，于是孕育和创造了一代代刚毅无敌、所向披靡、战天斗地、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激烈、惊心动魄的“剧目”，为英雄史诗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因此，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在体裁上也是优势互补的，从而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西方人常夸耀：“我们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你们有吗？”是的，汉族文学中的确没有那样宏大的史诗，但我们可以回答：“我们中华民族有！我们有《格萨尔王传》和《玛纳斯》，有《江格尔》。”这类少数民族史诗完全有资格与荷马史诗相媲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在古代世界文化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其光源不仅埋藏于富有创造力的汉族人民之中，也埋藏于构成中华民族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中。浩如烟海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正是各族先民创造活动的结晶和见证，它无疑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注2

二、民族古籍文献与汉文古籍文献可以相互补充或佐证，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从“中国”的概念看，并不是专指任何一个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而是众多民族和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包括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的王朝是汉族建立的，如秦、汉、隋、唐、宋，称为“中国”；也有的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如魏、元、清，是由鲜卑族、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也被称为“中国”。以中原为正统，以“中国”为正统，是一个非常明显、明确的事情。清朝雍正皇帝在批驳反满的汉族文士时说：“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低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潜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注3雍正反对华夷之限，他主张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论是哪个民族，唯有德者居之，丝毫没有因自己是少数民族（满族）而不能做中国皇帝之意。

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分布于广大的边远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史地人文情况，过去主要赖于内地派去的官员、使臣和汉族旅行家、宗教家的记述。这些汉文记述当然弥足珍贵，如《大唐西域记》对于西北地区、《交州外域志》《桂海虞衡志》对于两广地区、《蛮书》对于云南，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而藏文的《青史》《红史》《白史》以及《吐蕃王统世系明鉴》，察合台文的《拉西德史》，彝文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六祖经纬》，傣文的《泐史》等，则给我们保存了大量汉文典籍无法提供的人文史地资料，如成书于13世纪的《拉西德史》对中古新疆历史的记述，以及《满文老档》中保存的早期满族史料，就可补汉文史籍之不足。有的民族古籍所记述的材料，可与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如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著作《红史》，其中对汉藏关系有详细记录，且进一步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是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在我们伟大祖国版图内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没有民族文字古籍就得不到全面完整的记载。因此，今人只依据汉文文献资料，而忽视少数民族古典文献资料，也就不可能做到系统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历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各民族古籍文献是认识和了解中国诸多宗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字依据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长期并存的国家。宗教信仰是我国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原始人类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还不能理解周围经常发生的各种现象，如风雷雨电、地塌山崩、自然灾害、人的生老病死等，结果在心灵中产生了错误的、虚幻的反应，认为在人的背后总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于是引起了对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的崇拜，并企图用各种方法祈求它们降福消灾。这就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各种鬼神崇拜和自然崇拜。总之，原始宗教是由原始人类对于生理现象的不了解以及对各种自然力量的畏惧和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所以，在少数民族古典文献中关于原始宗教方面的记载与著述甚多，其间难免有迷信色彩和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在原始宗教经典中不乏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和思想智慧及其发明创造等的记载和论述。当世界三大宗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除了系统的宗教经典被译为民族文字典籍之外，还不断产生了各种宗教派别对原宗教经典进行解说或阐释的论著，于是各民族宗教派别都拥有极具民族特色的本土化系列典籍。因此，我国各民族有关宗教方面的文化典籍文献异常丰富。

在我国，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相联系。各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宗教信仰，除了固有的原始宗教之外，世界三大宗教在各民族中广为传播。有些民族几乎是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例如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就全民信仰小乘佛教，藏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则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些宗教节日内容与民族风俗习惯融为一体的现象。当然，宗教问题又不能和民族问题画等号，因为信仰一种宗教的往往是若干个民族，例如信奉汉传佛教的除汉族外，还有白、彝、瓦、布朗、阿昌、拉祜等众多兄弟民族的部分群众。有些民族分别信仰不同的宗教，比如彝族大部分人保留原始宗教，有的则信仰基督教，有的则信仰佛教。所以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传播的各种外来宗教文化，虽然传播的形式和路径以及时代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相当长的历史。加之各种宗教传播到各民族当中，有个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例如：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和傣族地区佛教之间就有很大差异。随着各种宗教的传播，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也必然渗透其间。因此，要研究这些宗教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情况，仅凭汉文记载是不够的。特别是研究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内涵，没有大量的民族古典文献资料，只能是隔靴搔痒，难以接触其本质问题，何以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呢？由此可见，各民族古典文献是认识和了解中国诸多宗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字依据。

四、各民族古籍文献是中国历史上文字应用及思想开放与文化兼收并蓄的有力见证

多种来源的文字形式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一种宽大的胸怀，能够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古代文化的成果。我国古代民族所使用的文字，除10多种属于汉文系统的文字外，还有许多文字来源于阿拉美字母、婆罗米字母、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这许多文字给我们带来了古代西方和印度的文明，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学术界曾有“文字跟着宗教走”的提法，意思是某种宗教传播所到之处，相应的文字也就在那里得以使用。实际上文字是跟着文化走的，宗教有其文化体系，文字与典籍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例如：彝族、纳西族、尔苏人使用的自创文字和甲骨文等与中国的原始宗教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文的传播与中国儒家思想、道教文化和中国本土化的佛教文化的传播密不可分。又如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所到的地方大都使用阿拉伯字母，天主教所到的地方大都使用拉丁字母，东正教所到的地方大都使用基利尔（斯拉夫）字母，佛教所到的大部分地方大都使用印度字母。但是，当宗教传播过程中遇到有巨大实力的文化实体时，宗教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有可能传播进去，而文字却没能跟进去。如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原地区在吸收佛教文化的时候，就用汉字把深奥的佛教教义消化了，而印度字母传到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就停步不前了。又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无论宗教活动，还是其他社会生活中主要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而回族除了宗教活动中阿拉伯文和汉文并用之外，其他社会生活主要使用汉文，这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其社会生活充满汉族文化氛围有关。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内外各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交流的频繁，文字使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由此看来，文字的传播跟宗教与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说文字传播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商业贸易，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英文的传播就是如此。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文字应用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文字传播的历史越往前，跟宗教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越突出，往后则与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联系越紧密。古代的西北直到东北、内蒙古所通行的佉卢文、粟特文、回鹃文、突厥文以及后来的回鹘式蒙文、满文、锡伯文都使用由印度传来的阿拉美字母，这与当时信仰佛教是一致的，当新疆的若干少数民族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原有文字也为阿拉伯字母所取代。而在南边，印度婆罗米字母又从另外的通道进入我国藏族和傣族地区，如今藏族和傣族仍使用婆罗米字母的文字。印度字母没能进入中原地区，说明中华文化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有着强大的自立自为能力，而边远少数民族接受了印度字母，又说明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兼容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更加充实，更加饱满。

从佛教经典来看，汉文大藏经洋洋大观，令人惊叹，但我们不但有汉文大藏经，而且还有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和傣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分正藏（甘珠尔）、续藏（丹珠尔）和杂藏（松绷），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其中属于密宗的经轨和论藏等，十之八九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傣文大藏经属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几近半数经籍为汉文佛典所无，保存着佛教经典比较早期的面貌。这些民族文字大藏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汉文大藏经之不足。从上述大藏经的情况来说，中华民族不仅乐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且各民族还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多角度、多方位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以特有的多样性和和谐性，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史学方面的情况来看，如蒙文三大历史著作，即《蒙古秘史》于明洪武年间、《蒙古源流》于清乾隆年间以及《蒙古黄全史》被先后译成汉文，就在若干方面补充和纠正了汉文史籍记载之不足和差误。又如白文著作《白古通》和《玄峰年运记》，明代大文豪杨慎自称将二书“稍加删润，成《滇载记》”。万历《云南通志》据此认为杨慎将二书译为汉文成为《滇载记》。无论“删润”还是“翻译”，都说明白文的两部著作至少有若干内容为《滇载记》所吸收。

至于其他领域，诸如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元代回族天文学家札马鲁丁编撰的“万年历”，清代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的《圜密率捷法》，乃至清代彝族人曲焕章根据彝文秘方制作的云南白药等，这些都是汉族文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成分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科技成果的例子。

中华文化统一体就是经过这样互相吸收、互通有无而巩固壮大的。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中不间断地延续下来，就在于它自身有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源泉就是由于不断有兄弟民族富有生机的文化注入其中。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说过：“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虽然陈先生话中有一些旧词，如“野蛮”“颓废”之类，但整段话的意思是积极的。它说明中原文化必须汲取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推陈出新，焕发生机。把少数民族的边缘文化融入汉民族的中心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恒久长存，并随时代更迭而繁荣发展。这种情况有如生物界的现象，生物界的自然退化总是要注入新的因素才能衍生进化。中华文化也只有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补中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作为多文种、多语种、多载体的优势，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客观地载录了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极大地弥补了汉文文献资料之不足。因而民族古典文献，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文字应用及思想开放与文化兼收并蓄的见证。注4

五、各民族古籍文献是重要的古代语言宝库，保留着丰富的各民族语言文字资料

各民族古籍文献所记录的语言，分属于不同语系，在类型学分类上有属于孤立语型的汉藏语系各语言，有属于黏着语型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属于屈折语型的印欧语系各语言，而且每一种类型内部各语言之间在结构、韵律、风格和文化气质方面都存在大小不等的差异。这些不同类型或具有诸多不同特点的古代语言，其语言学史研究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我们不仅可以凭借这些古籍了解各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追溯不同语言变化的轨迹，而且对于丰富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更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20世纪初焉耆—龟兹文吐火罗语文献的发现，使19世纪印欧语分布的传统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印欧语区分为西部的k类语言和东部的S类语言，但吐火罗语地处东部而语言却属于西部的k类语言，它说明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中虽然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在19世纪欧洲语言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满足和陶醉之后，这是一个小小的嘲讽。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系统也是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的语言特征与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常常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不同语言的古籍文献，显示出由这些语言特点所制约和构筑的特殊文化模式，共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多样性。藏文古籍的下列书名：如《青史》《红史》《白史》《贤者喜宴》《琉璃明镜》《白琉璃》《日光论》《月王药诊》《语鉴》《善说金珠》《金穗》《丁香帐》等所独有的韵味，令人立刻感受到一种不同于汉文古籍的文化氛围。其实，上举的书名都是汉文译名，如果进一步去领会书名原文的音，那更是另一番感受。说到底，汉族本身就是由古代的华夏、夷、蛮诸族融合而成的，后来又不断有少数民族成分融合进来。至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则从很早就开始了。从文学方面看，《诗经》“国风”“小雅”中的许多篇章，就来自当时周围各民族所流传的歌谣。后来的楚辞、乐府到宋词、元曲，从内容到体裁形式都渗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分。甚至唐代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有人考证其与土家族民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总之，各民族古籍文献的文化价值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宝库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古典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利用，而更加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也必将推动着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扩大和发展。中国学不仅是汉学，还包括藏学、满学、西夏学、壮侗学、彝学，以及跨国分布的蒙古学、突厥学等。近年来国际上掀起的中国文化热，也带动了这些国际性学科的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已成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已成为统领和维系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各民族古籍文献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因此，在我们向现代化迈进的行程中，切不可忘记各民族古籍文献的价值，切不可忽视我国各民族祖先留下的这些用民族古文字撰写、记录的历史档案文书和著述的文化典籍，以及世代口耳传承的文史资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