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引
卷一 综述
诗人唐树义和他的成山草堂
——兼及成山文化现象综述
楔 子
清末民初以来，贵州遵义有这样一句民谣：“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关于唐家，省城贵阳还有一句民谣：“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
要解读这些民谣，或许该从中国近代一个叫“唐炯”的历史人物说起。
唐炯字鄂生，籍贯遵义。其父唐树义曾在湖北做官，担任过天门、监利等地的知县。唐炯道光九年（1829）生于湖北天门，20岁中举。咸丰初年，唐炯为报父仇，在贵筑水田坝（今乌当区水田镇）办“忠孝团”，和丁宝桢、赵畏三相互援应保卫省城，功勋卓著，一路提拔，晚年任云南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唐炯晋太子少保，后人为此尊称其为“少保公”。唐炯一生曲折，历经坎坷。早年曾以道员身份，协助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等地办理盐务，为国家“岁增巨款”。唐炯是贵阳同济堂药房的创始人，从西南地区乃至整个清王朝来看，他都是一个曾经影响时局的重要军政人物。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建树令同仁敬重，学界景仰。
据《遵义府志》、《遵义文化世家》等文献记载，遵义湘川唐氏、贵阳成山唐氏皆长奶夫人后裔。自清康熙开始至民国，长奶夫人后裔中获取功名者达二十余人。其代表人物是唐树义、唐炯父子，他们均官至布政使、巡抚一级。长奶夫人七世孙唐树义字子方，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人以其谥号尊称“威恪公”。
唐树义之父唐源准（1767—1820）字以平，号直圃。唐源准早慧，擅诗文。嘉庆三年（1798）中举，嘉庆十三年（1808）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广东，补授阳山县知县。后历署英德、清远等县知县，钦州知州和廉州海防同知。嘉庆二十三年（1818）特授广东阳山知县，敕授文林郎，世称“阳山公”。
唐源准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花杰（字晓亭）、黄燮（字理亭）为同科举人，且都交谊深厚。唐树义所撰《皇清敕授文林郎知广东阳山县事加一级显考直圃府君行述》一文中，有父亲唐源准与花杰、黄燮交往之初的相关记载：“（府君唐源准）……是岁遂领乡荐，典试为原礼部侍郎王介堂先生绶，原天津知府张地山先生大维，本房同考官为原同知安桂甫先生嘉相。是科蒙恩加额，同榜自黄理亭先生燮、花晓亭先生杰以次五十人，一时知名士悉见拔，最称得人之盛。”
唐树义青少年时，随父辗转于各任职地读书求学。嘉庆二十一年（1816），唐树义返籍乡试中举。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一等分发湖北以知县用。先后在湖北、甘肃等省担任过知县、同知、知府、道员等职务。
与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祖孙三代交往密切者，大多属当时之名宦俊彦。例如，唐源准交往的韩崶（字桂舲）、蒋攸铦（字砺堂）、李銮宣（字石农）、龚鲲（字北海）、罗含章（字月川）等，或布政使、按察使，或刑部尚书，或两广总督。其中，龚鲲、罗含章皆曾担任过广州知府。唐树义、唐炯父子交往密切者中，既有担任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骆秉章等大名鼎鼎的“湘军创始人”，还有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李鸿章及云贵总督张亮基、四川总督丁宝桢，著名学者、诗人王柏心、陈钟祥、郑珍、莫友芝和黄辅辰、黄彭年父子，以及著名的辛亥革命功臣、署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王乃云南大理人，白族，早年曾任贵州湄潭县知事。至于嘉、道年间以“廉吏”著称的贵阳高廷瑶家族，与成山唐氏则系世交。
唐树义的女婿张之洞乃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唐树义早年在湖北天门监利担任知县。在此期间与时任湖北布政使的林则徐结识，两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遂结为至交。道光十五年（1835），唐树义得湖广总督林则徐保荐，擢升甘肃巩昌知府，旋晋陕西按察使。道光十八年（1838），经林则徐、陶澍、裕泰、邓廷桢、贺长龄等奏请，朝廷恩准唐树义的二世祖唐廉入祀乡贤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唐树义转任湖北布政使并曾代理湖北巡抚一职。次年夏，湖北发大水，四十多个州县受灾。唐树义废寝忘食组织赈灾，积劳成疾，又因赈灾诸事与总督意见不合，遂于次年冬称病回乡，在贵阳堰塘坎修筑待归草堂闲居养老。待归草堂，人称“唐家花园”—这是湘川唐氏由遵义迁居贵阳后的主要落脚地。在此之前，唐氏已在远郊水田坝成山草堂定居。
关于成山草堂，唐炯在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是这样叙述的：“威恪公先以嘉庆甲戌（1814），葬我祖母王夫人于贵阳城北‘凤凰哨’之阳后。道光壬午（1822）葬阳山公（唐源准）于成山，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
编纂于民国年间、并于2010年经贵州文史馆点校出版的《贵州通志·古迹志》，对成山草堂（即今日之唐家大院）则这样记载：“成山草堂，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蔡家寨，道光二年（1822），唐树义葬其父于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同治初毁于寇乱，光绪中其子炯重修。”
唐树义是清代著名学者。史料载其“工诗词，好与名士交游。郑珍、莫友芝等，均系待归草堂座上宾”。道咸年间，唐树义曾资助学者周作楫编纂《贵阳府志》，资助表侄郑珍编纂黔北诗集《播雅》，资助学者莫友芝编印《黔诗纪略》。其本人则先后著有《乙巳朝天录》、《从戎日记》、《北征纪行》、《楚北旬宣录》、《水归田银》、《癸丑出山录》、《癸甲从戎录》、《待归草堂诗文集》等。
另外，原兰州府之兰山书院，是甘肃最大的一所省立书院。旧址在今城关区秦安路兰州市三中校园里，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书院所藏《兰山书院增修斋房碑记》，记述了唐树义任兰州道道员期间索回被书吏侵吞之书院房产一事，并补录唐树义与陕甘总督恩特亨额筹措官钱五十万，修建书院五十七间斋房轶事。清代作家、诗人吴敏树后来在《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中写道：“公往以名举人，为县令湖北，以才能发闻，洊陟藩翰。”
吴敏树，籍贯湖南岳阳，清代名宦左宗棠的同学，同时也是中国柈湖文派的创始人。其诗文经史造诣深厚，著述丰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史文学财富。“湖南两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清郭嵩焘语）曾，指的是曾国藩，吴，即吴敏树。
咸丰三年（1853）三月，洪秀全、杨秀清“诸王”率太平军一鼓作气攻陷江苏南京。接着就派胡以晃、赖汉英、石祥祯（石达开族兄，又名石祥开）等率部沿长江西上，先后占领安徽、江西和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清廷大震！同月，咸丰皇帝颁诏，命唐树义出山，以湖北按察使身份带兵“剿匪”。唐树义接旨，匆匆上路，千里赴任。当年五月，唐树义抵达武昌后，带领军队与石祥祯、韦俊（韦昌辉之弟）、曾天养等部作战。大大小小十数次恶战，胜多败少，颇受朝廷赏识。这段历史，吴敏树在其撰写的《唐子方方伯梦砚斋铭》中做了记载：“公骤起乡闾，捐家室，誓徒旅，蹈锋饮血，其军最为雄健矣。”
唐树义获赞誉，遭湖北巡抚崇纶嫉妒并起意加害。唐树义的部队被崇纶调归他人支遣，最后仅剩数十人。偏在这时，崇纶又令唐树义率这区区数十人于金口布防，堵截太平军水师。咸丰四年（1854）正月，石祥祯等率十万大军沿江而至，黄州、金口一带的清军溃逃四散。正月二十三日早上，唐树义所乘炮船被樯橹蔽日的太平军水师重重包围，唐树义从容写好遗疏后投江自尽，卒年62岁。同月稍早，湖广总督吴文镕亦因兵败投水塘自尽。与吴文镕、唐树义相交至深的曾国藩等获悉唐阵亡内幕，皆怒不可遏！遂上奏以“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罪弹劾湖北巡抚崇纶。崇纶最终被朝廷问罪赐死，在陕西服毒自尽。
唐树义遇难后，朝廷以其人品和卓越功勋，赐谥“威恪”。
唐树义在世期间，凡涉地方公益事皆大义捐资，出手甚为慷慨。但是咸丰三年，这堂堂的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却为赴湖北上任所需的盘缠发愁。幸得儿媳姚氏（唐炯之妻）变卖奁田，才解了公公的燃眉之急。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唐树义二者兼备。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父亲唐源准早年对他的教育。嘉庆十年（1805）唐树义13岁时，父亲唐源准亲手为他批改蒙学课本，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尝闻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此千古人臣之大义也！”
这是一个父亲给爱子灌输的价值观、生死观。孰料50年后，唐树义果真以悲壮的投江殉国，酬答了父亲对他的教诲。
一、父子巡抚 忠臣良将
乌当区水田镇有一条河叫“白岩河”，流经竹林村蔡家寨的这一段也叫“洗马滩”，乃“咸同名将”唐炯亲自命名。洗马滩北侧约三百米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物，乡人称“唐家大院”。堂屋花窗上镌刻的“一品当朝”、“禄位高升”等文字，折射出当年主人的风光与尊贵。否则依旧时规矩，做官未到督、抚职位，怎敢以“一品当朝”自夸？！
清咸丰四年（1854）春末夏初，贵筑县水田坝，一位年轻的富家公子在当地士绅长老的拥戴下，召集青壮年数百人聚在一起，商讨地方大事。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咸同名将”唐炯—当然，“咸同名将”之誉是后来的事情。咸丰初年的唐炯，还只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年轻举人。
咸丰四年（1854）正月，唐树义在湖北金口投江殉节后，唐炯发誓要找到父亲遗骸，归葬故里。但是，想在长江中寻找唐树义遗骸，无异于大海捞针！唐树义的旧友王柏心、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张亮基诸公，虽竭尽全力帮助寻找遗骸，均以失败告终。这个时期，王柏心、左宗棠二人应湖广总督张亮基之聘，担任其幕僚。42岁的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奉诏率六百黔勇一路跋涉，刚进湖北地界。唐炯按照父亲诀别时的嘱托，向“胡叔叔”转交了湖北布政使司衙门的官印，并告之父亲已经殉国。胡林翼闻知噩耗自然是悲痛欲绝，他把自己的一匹军马送给唐炯，助其快速脱离险境。
唐炯回到贵阳，在成山墓园修“衣冠冢”，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其自述曰：“遵遗命，衣冠招魂。”
唐氏在贵筑水田坝建“成山墓园”，始于长奶夫人六世孙唐源准。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初九日，阳山公唐源准病逝于阳山知县任上，享年54岁。唐树义将父亲遗骸运回贵州，于道光二年（1822）安葬于贵筑县乌当成山，并在当地蔡家寨结庐守孝。自此开始，成山渐成唐氏墓园。道光三十年，著名学者王柏心曾受唐树义之托，为唐源准撰《赠湖北布政使广东阳山县知县唐公神道碑铭》。
阳山公唐源准老人落葬成山，迄今近二百年矣！广东阳山县距离贵阳数千里，唐树义当年选定贵阳府贵筑县水田坝作为父亲的长眠之地，这里面究竟有何奥妙？
要了解这个问题，唐树义遗著《梦砚斋遗稿》是值得一读的。书中，唐树义写于道光初年的《先府君葬地记》，对成山墓地有这么一段描述：
兹山土色皆红，容棺处间黄白赤泥，人咸称为福地。要其四山围绕，若儿孙罗列。西北有山曰方山，方正而耸拔。背面二水夹流，去茔地东二里而会，殆庶几晦翁所谓山水环合者欤！若城郭、道路、沟渠、耕犁，则茔地势高，外宏敞而内狭，与风泉水蚁之患，窃意皆可以避。且距省会四十五里，异日，虽势家亦无从夺焉！《记》曰：葬者，藏也。斯亦求尽夫藏之之义耳。其他富贵、祸福，吾乌能知之。工既竣，因以此意书于石阴，俾我子孙知葬亲之道，当本诸礼，审诸心。毋托高论以矜异，毋狥邪说以滋惑，斯为得云。
代代相传的“忠”与“孝”，是成山唐氏家族的亮点，也是其久盛不衰、人才辈出的传家秘诀！“毋托高论以矜异，毋狥邪说以滋惑，斯为得云”。所谓矜异，即自我拔高，夸耀或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古今文场，此类角色屡见不鲜。对此类华而不实的“读书人”，唐树义先生似洞若观火，且很不恭维。尽管他耐着性子好言相劝：“其他富贵、祸福，吾乌能知之。”然而字里行间，却未掩饰他的厌恶和鄙夷。
咸丰四年夏，身带重孝的青年举人唐炯在水田坝召集父老青壮，商讨什么大事？关于这个问题，除《贵州省志·军事志》等方志外，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叙述周详：“甲寅（咸丰四年）夏，桐梓杨凤作乱，围遵义郡城……乃请于官，立忠孝团。分十二局，局各设于适中地，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余曰，团立矣，而不练犹无团！乃择其子弟之壮健者，局数十人教以击刺、勒以什伍，余时阅之。”
咸丰初年，清王朝山河凋零，内外交困，危机四起，摇摇欲坠。位居贵阳东北一隅的水田坝，成了青年举人唐炯的用武之地。他时而坐镇水田坝操练团丁，时而跨马挥枪上阵拼杀。数年间军功卓著，渐为府、县乃至于朝中所闻。
同样是咸丰四年（1854）秋天，唐炯人生里出现了又一桩大事。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载曰：“（父亲衣冠招魂）葬有日，得彭器之书，巡抚青麟以寻获先君骸骨入告。”也就是说，在王柏心、左宗棠等人和湖北官府的努力下，唐树义的遗骸找到了！
唐炯葬父，乃其人生重要转折点。
咸丰三年十二月，25岁的唐炯由贵阳起身，赶赴湖北探望父亲。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二，即唐树义阵亡的前一天，唐炯抵达湖北金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唐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与父亲的生离死别！该过程在其自述中有详细记载：
正月二十二日驰抵金口。先君略问家事数语，即告以誓师始末。时巡抚尚遣人持令来调。炯问如何处置，先君奋然曰：“丈夫宁如江中丞（湘军悍将江忠源）死耳！”次日难作！余奉遗疏及按察使印仓皇奔走，道遇胡公林翼，以印授之。胡公赠一马，每日辨色冒雨行，逮夜半借宿道旁茅舍。衣履透湿，无可易者。乃聚松毛燃火燎之。气腾腾上，自踵至顶以次干，便倒卧地上。时居民皆迁避。往往竟日不得食。如是七日始达岳州（今岳阳）。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唐炯自贵阳启程，第二次赶往湖北武昌。在王柏心、左宗棠等人的帮助下，唐炯雇请车马，将父亲遗骸运往贵阳。千里迢迢，路途艰辛。看当下，关山迷茫兵荒马乱；想未来，前路漫漫，人生坎坷！唐炯葬父这一过程，其自述曰：“十一月驰至金口，启棺征验不爽，乃奉以归，葬于成山。衣冠柩附焉。始末具碑阴记！”
威恪公唐树义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其遗骸历经三次起葬。唐炯撰文、郑珍书丹的唐树义碑阴中，过程、原委有详细记载，内容载《贵州通志·人物志》。
唐树义遗骸最终得以归葬成山时，其早年守孝的墓庐经多年陆续扩建，规模已今非昔比：不仅占地面积大增，且添置了亭台楼阁和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设施。唐树义在世期间名之成山草堂，咸丰初年，唐氏在堰塘坎建待归草堂后，成山草堂又有了“唐氏别业”、“成山别业”等雅称。
咸丰五年（1855）四月二十八日，在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其子唐炯主持葬礼，在位于今乌当区成山的唐氏家族墓地隆重安葬了父亲遗骸。柈湖文派著名学者吴敏树受唐炯之托，撰《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著名学者、《遵义府志》主编莫友芝受托撰《通奉大夫、二品顶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铭》。著名学者、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受托撰《清故通议大夫湖北按察使唐公墓志铭》。
唐炯自己草拟的墓碑阴记，则托付其表兄郑珍书丹。
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郑珍对表弟唐炯非常敬佩。有感于表弟的血性刚烈和至忠至孝，郑珍曾为唐炯写过不少诗、文。其中一组诗，后来陆续收于《郑珍全集》、《巢经巢诗集》等多种诗集中。
该诗作于唐府，全诗由序和四首七律组成。题曰：《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偕唐鄂生往其成山别业，拜子方先生墓，因为书碑阴，留二日。闻贼度轻水，鄂生督团众往攻击。余遂还行省。往返得诗四首，用高秀东 1纸，书质鄂生》。
郑珍曾多次得到过唐树义的帮助，他为此感念不已。咸丰六年（1856）的成山，唐树义刚落葬不久。此时此刻，面对表叔唐树义的墓茔，郑珍心里的凄凉、悲痛油然而生：“成山端庄如伟人，诸峰罗揖唐公坟。谡谡长松响终日，察书恍惚来精魂。致命归君骨归父，华屋丘山感今古。罗平妖鸟今七年，太息人亡泪如雨。”
此时，贵州各地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治安败坏的惨景（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作“咸同战乱”）。以下56个字，一代巨儒郑珍则以其独特的诗人视角，为研究军事的史家提供了唐炯在水田坝办团打仗的描述：“寨户麕奔督师走，贼军烧过巴江口。唐君夜号毛葫芦 2，火把惊喧四村狗！两年办贼初恃兵，兵不足恃招练丁。今日练丁去何处？嗟尔团民苦此行！”
除此而外，诗歌里还有一种真诚的、令人感动的忧民情怀：“夜半雪声蟹行竹，朝来不见麦与菽。老夫归路傲前人，谁到清明踏琼玉？坐听农语生客愁，豆茎麦穗俱断头。饭至唇边忽夺去，人事天时真可忧。”从“谁到清明踏琼玉”一句，我们可以得知，咸丰六年清明前夕，乌当一带不仅降雪，而且还不小。无论乌当、水田坝还是巴江口（今日龙里县所属的巴江乡），老百姓的生活皆苦不堪言。否则，大诗人郑珍怎会有“饭至唇边忽夺去，人事天时真可忧”的感慨？
咸丰六年，唐炯捐知县；九年，被朝廷派往四川南溪任职，时年31岁。以建功立业、报仇雪恨为私念，以忠君爱国为宗旨，以招兵办团为途径，举人唐炯在贵筑水田坝发迹起家，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终成一代名将！
二、地设陡险 天纵奇才
唐炯早年在诸多文武职位经受历练，光绪八年（1882），唐炯擢任云南布政使，次年（1883）升云南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晋太子少保。
在80余年的人生岁月里，少保公唐炯对“贵筑东北隅”情有独钟。一者，这里有唐家坟山；再者，其一生荣耀与辉煌，肇始于早年办团。在成山老人唐炯眼中，“贵筑东北隅”的水田坝，既系其人生之风水宝地，更是成山唐氏至高无上的家族圣地！《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叙述威恪公唐树义的安葬过程时，唐炯顺势借笔，表达了他对乌当这片土地的一片深情：“自遭乱，上下游故家大族，茔地咸被掘毁。明孙文恭公墓亦不保。而此山（即成山）陷贼八年独无恙！岂非先君居乡恩惠在人，而余又尽人事，有以绝其觊觎之心耶？子孙识之。”根据这段文字，唐炯当年在水田坝办团的良苦用心已不难揣测！
同治、光绪年间，唐炯每遇弹劾赋闲，难免心情郁闷，于是常回贵阳调理心态。到水田坝消夏避暑，享田园之乐，更成其人生快事。蔡家寨附近有座小山原本无名，唐炯为其起名“唐家山”。寨前白岩河则被唐炯起名“洗马滩”。
古人爱以“孝心可庚”来赞扬孝子贤孙，唐炯移植祖先生活过的遵义洗马滩为白岩河命名，用意不外缅怀先人，着实“孝心可庚”！
宣统元年（1909），自号“成山老人”的唐炯病逝于贵阳。其子孙依照遗嘱，将少保公唐炯安葬于今乌当成山唐氏墓园。此后，其后人唐我墉、唐我垣、唐我圻、唐我圭、唐尔锟、唐尔铜、唐尔镛、唐尔铭，及众多的儿媳、孙媳，大多安葬于成山唐氏墓园和附近的梅花岭（今新堡乡陇上村）。
少保公唐炯一生兴趣广泛，才兼文武，尤喜地方公益事。光绪三年（1877），唐炯在四川做官。贵阳扶风山阳明祠年久失修，学者罗文彬等倡议修复。唐炯与好友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召集川内同乡聚会，捐款襄助。丁宝桢捐银三千两，唐炯捐银二千八百余两。唐炯将银票寄往贵阳，委托罗文彬、袁思韠主其事。光绪六年（1880），久负盛名却又废弃多年的阳明祠修葺一新。唐、丁、罗、袁诸公义举，从此在贵阳传为佳话。
唐炯善经营。光绪年间曾与士绅于德楷合资创办“贵阳同济堂药房”。这是迄今为止，贵州唯一一家正式享有“中华老字号”资质的医药企业。130多年过去，同济堂仍然深得市民信赖。筑城老辈人谈及同济堂往事总是绘声绘色、称赞有加。
唐炯善用兵，作战勇猛，人称“唐拼命”。其戎马生涯亮点甚多。同治二年（1863），唐炯率川军“安定营”参与围堵石达开。在此期间，唐炯因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建言而立下奇功。此事在《清史稿》中有详细记载：“（炯）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倮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
九年前即1854年正月，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其族兄石祥祯的追杀导致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全军覆没，投水殉国。九年后同样是在“水边”，唐树义之子唐炯建言献计，成功助剿石祥祯的族弟石达开，此举算是报了杀父之仇。
此外，从清政府的利益立场来说，唐炯在平定咸同苗民起义一事上是功不可没的。同治六年（1867），朝廷派唐炯回黔督办“援黔”军务。唐炯率部下万余兵马杀回故乡，原本想与黄号军首领何德胜这个“老朋友”提刀重逢、一决胜负。哪知这年十月，何德胜病逝于开州轿顶山。其妻黎氏率领残部继续与官府为敌。半年后，经唐炯率部猛攻，黄号军占据多年的瓮安玉华山、平越（今福泉市）上大坪、开州轿顶山等依次收复。唐炯获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
唐炯从政多年，但晚年仕途不畅。其一生中，虽曾先后得曾国藩、骆秉章、丁宝桢、左宗棠、张之洞、岑毓英、张佩纶等朝廷重臣及封疆大吏赏识，但职务却时降时升时免，上上下下羁绊回复。光绪十年（1884）中、法两国为越南开战，唐炯临危受命。“命赴开化防守，于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清史稿·唐炯传》）
经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岑毓英等重臣斡旋，唐炯的冤情真相大白，遂化险为夷并官复原职“赏还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唐炯以生病为由远离官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唐炯晋太子少保。后在贵阳病逝，享年80岁。
唐炯后裔之孙辈中亦不乏名流显宦。例如，唐尔镛、唐尔铜，其甫入壮年即遭逢“辛亥革命”等波澜壮阔的政治变革，分别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司司长、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财政司司长。唐尔镛一生热心文教，在贵阳创办师范传习所并任堂长（即校长）、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任监督（主要负责人），创办了贵州最早发行的报纸《黔报》。唐尔铜又名唐瑞铜，字士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辛亥革命前出任大清银行清理处总办，民国二年（1913）九月，被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行行长。中行贵州分行、重庆分行乃其主持筹建。
需要强调的是，唐炯的前辈，例如唐一元、唐廉、唐羲伯、唐惟明、唐惟安、唐金等，大多曾任知县等职。唐炯的长孙唐尓锟乃“唐家大院”的最后一任主人。唐尔锟，当地人称他“唐大胡子”。光绪年间曾在云贵总督李经羲帐下任幕僚，后历任广西全州知州、广西林州知州和贵州盐务局长等职。1916年2月8日，袁世凯下令免去刘显世“贵州护军使”一职，命唐尔锟取代刘显世，统管贵州军务。唐尔镛的弟弟唐尔铭曾在云南担任过云龙知县，他也曾多有善举造福乡邦，是清末民初贵州文教界的著名人物。
三、成山在乌当
唐树义、唐炯父子建于贵筑水田坝的成山别业规模宏大，传承有序，世代由长房长孙继承。但出于保护祖宗墓地的需要，唐氏家族对别业的具体地点三缄其口，对外仅以“成山”二字虚以掩饰。知底细者寥寥无几，仅限唐氏至亲密友，如郑珍、莫友芝、陈钟祥、黄彭年、王人文、张之洞等。其中，王人文、张之洞皆唐家女婿。
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十六年（1890），郑珍、莫友芝、黄彭年等陆续去世。宣统元年（1909），唐炯及其妹夫张之洞相继去世。自此以后，外界几乎无人知道成山的具体地点。厚重的历史烟尘掩盖下，人们只记得贵阳堰塘坎的唐家花园和唐炯主持创办的同济堂，却不知成山唐氏发迹于“贵筑东北隅”，更不知唐氏在“贵筑东北隅”的水田坝建有成山别业……
成山，贵阳唐氏家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它也是清代名宦、学者唐树义留给后人的世纪之谜！“成山在哪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郑珍、莫友芝两位西南巨儒和外交家黎庶昌，被誉为贵州“清三杰”。清咸丰六年（1856）春天，郑珍曾随唐炯到乌当成山“拜子方先生墓”，并为其书写碑阴。
巧合的是，158年之后—2014年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笔者意外拾得一块重约40公斤的墓碑残片，地点就在唐氏墓园的山脚下。据目测，残片最长处约50厘米，最宽处约30厘米，乃碑文之结尾部分。字体乃传统的隶书体。其中有“痛哭”、“十二月二十日自汉”、“临难时命炯归”、“奉归”等文句，落款为“郑珍书”三字。
当地村民告知：此乃少保公之父唐树义的墓碑。“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墓碑被人锤击錾凿，刻意捣毁，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细观残片，虽被弃于荒郊野岭，泥土掩埋多年，但文字笔画仍很清晰，沉稳有力，书法水平极高。
同月二十三日，即158年前（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郑珍为唐树义书写墓碑的同一天，唐氏后人唐之枢、唐桑等闻讯赶到水田坝蔡家寨的唐氏墓园。经过核实，唐氏后人认领了墓碑残片（简称“郑书墓碑”），后将其运走珍藏。
2014年4月1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的说明》，从学术专业角度，对出土的残碑及唐氏家族墓葬群做出了权威认定。由此揭开了成山唐氏的家谱密码：今日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一带，就是唐炯、郑珍、莫友芝等人笔下的“成山”！同年4月12日，唐氏家族后裔汇聚水田坝蔡家寨，隆重举行成山唐氏70年来的第一次祭祖典礼。少保公唐炯的重孙—原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高级工程师、98岁的唐继善老人，率子孙后辈在祖坟前含泪秉烛焚香，虔诚跪拜唐氏先祖。
2014年4月17日，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蔡家寨唐家大院、唐氏祖墓等处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视察。冯飞以“成山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受邀参与视察。并依照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的日程安排，向人大代表介绍了成山文化的起源、定义及历经沧桑的发展历程。同月29日，乌当区人大常委会做出决议，要求政府将蔡家寨唐家大院（成山草堂）、唐氏祖墓等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6月23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乌当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成山文化研讨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组织馆员和省内学术界各领域专家一行20余人，前往水田坝成山进行实地考察。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副馆长靖晓莉及《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因专家人数众多、规格较高而令人瞩目，《贵阳年鉴》将此次活动载入“贵阳2014年大事记”中：“成山文化研讨会在乌当区举行，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出席。与会专家肯定‘成山在乌当’的观点，还从考古学、史学、文学、书法等角度对成山文化展开多学科的分析与论证，并对成山文化的研究和品牌打造提出意见和建议。”
最后，顾久馆长总结说，将成山文化打造为一个文化样本，可有三步走：一、保护：整体规划，把文化遗址打造成文化古镇；二、整理：深入挖掘唐家每一代人的家族史料；三、发掘、阐发：重视家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我家成山下，尘事终年少。每当秋风时，一樽共清晓。
美人来如云，落英餐亦饱。自从被饥驱，幽光为谁好。
老屋余数椽，比复兵火燎。失计夫何言，念来徒自咬。
幸此百本菊，缓我愁肠搅。弱女虽非男，固足慰衰老。
止恨师渊明，投劾去不早。
这是唐炯遗著《成山庐稿》中，一首起名《菊》的诗歌。以直白如话的“我家成山下”入诗，《成山庐稿》中不止一次，我们由此可知，唐炯先生之所以晚号“成山老人”，实有深意。纵观其一生坎坷，唐炯对“贵筑水田坝”的那份深情，显然已超出简短“成山”二字之词义所限，更不容欺世盗名者以种种借口，挟利玷污。
遥想当年，叱咤风云的咸同名将、少保公唐炯老人，时而目光如炬，昂首牵引老迈之躯，长须飘飘行走于曾经浴血拼杀的水田坝，时而躺在蔡家寨“唐家大院”的凉椅上消夏避暑，尽享田园之乐，令人羡慕，何其美哉！情形种种虽成过往，却令人感慨。唐炯老人以八十高龄辞世后，其后嗣仍与蔡家寨地邻老幼和睦相处，留下几多人情佳话，浸润并抚慰着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
作者补记
此文总计不到2万字，但是采访、撰写和后来完善的过程却历时十载。在艰难的探索、佐证中，西南大儒郑珍先生的后裔郑昌爷爷、海内外众多的成山唐氏后人，给了我最为宝贵的信任、期待和无偿的帮助。他们中有百岁老人、原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唐继善爷爷，有百岁老人、原重庆市政协领导唐之栋老伯伯，此外还包括贵阳92岁高龄的唐瑗老姑太，武汉83岁高龄的唐灿老姑太，贵阳唐之枢叔叔以及居住在加拿大和台湾的可儿阿姨、麟叔、欣叔等。
另外，我还曾陆续聆教于国内学术界各个领域的诸多前辈，如阎崇年、冯楠、冯济泉、顾久、张祥光、梁太鹤、黄万机、王蔚桦、谭佛佑、梁茂林等先生，并曾得到过娄清、李飞、王尧礼等学长的勉励和帮助，受益匪浅！如今，我敬重的冯楠馆长及郑昌、唐继善、王蔚桦、王远道等诸老，已先后辞世。每每忆及聆教之往事，总觉历历在目，余心抽搐、不胜痛哉！今日特借拙作再致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