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炯与云南》选编
编者按：冯晓澜，女，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云南大学。本科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学基地班”。毕业后保送到云南大学读研究生。在潘先林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重点社科项目“从将军到市长：潘朔端传”，共计10万余字。在《西南古籍研究》上发表论文《王文韶与1894年中英滇缅界务谈判—以〈王文韶日记〉为中心讨论》，在《云南政协报》“云南往事”专栏发表《重教务实的云贵总督—通过〈王文韶日记〉管窥一段晚清历史》（上、中、下）、《姚文栋与云南》等若干学术著作。
五万余字的《唐炯与云南》乃其硕士学位论文，立论清晰，佐证宏厚，视野高远，见解不凡，学界评价颇高。
唐炯（1829—1909），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
道光九年（1829）三月二十一日，唐炯生于天门县岳家口。少年时代，唐炯陪伴于宦秦、鄂等地的父亲唐子方身边。道光二十九年，唐炯中举。咸丰三年（1853），唐炯由京师经楚地回乡。时值太平军犯两湖，唐子方深虑国家安危，叹息边疆乏才，自知此次一战前途凶险，便托付唐炯：“吾此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必轰轰烈烈寻一死所，断不使汝曹他日铭志行状作一曲笔，汝曹亦宜自爱，努力读书，奉养母嫂，教侄儿辈，无愧唐子方之子可耳。”
咸丰四年（1854），唐子方殉难于金口。日后，唐炯不遗余力地镇压人民起义与父亲殉难有密切联系。唐炯一生经历丰富，早期在贵州、四川任官。唐炯特别重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方面，更准确地说是以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因此唐炯尽最大的努力铲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安定贵州桐梓杨凤作乱，与滇籍流匪李允和、蓝朝柱展开长期的拉锯战，清剿四川彭县谭盛友、朱二九的通山会，带领川军援黔镇压苗民起义。
从唐炯个人著述的记载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晚清官员间的倾轧，严重的政治斗争不断瓦解清军的实力，进一步蚕食着清廷的统治根基。唐炯对官员间的倾轧排挤深感无奈，在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唐炯曾提到颜佐才和曾傅理对他的嫉妒构陷。有意思的是，每当唐炯遇险，总有朝廷大员出面相帮，助其化险为夷。例如中兴名臣曾国藩、张之洞、丁宝桢及岑毓英等封疆大吏。
唐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着手处理地方内政。主要政绩有：在贵州整治地方词讼，维护民风公正，在四川南溪县时，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整顿词讼、平抑米价，在四川绥定府设立学堂、养育堂、平抑米价。其中堪称浓墨重彩者，首推唐炯在川治盐。光绪初，川省私盐问题已十分严重，若不着手解决，川盐问题必将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一大隐患。于是川督丁宝桢授权唐炯整治川盐。大刀阔斧的盐法改良开始了。
首先，由丁宝桢牵头，唐炯主办，召集当地盐商，条陈旧盐法利弊，结合现实情况，条定章程。其次，改革盐税。裁撤垣盐，改票厘局，减轻厘钱以便穷民，于是巨患消弭。除了整顿川省腹地引岸，唐炯还派遣华联辉，周历川盐供应各岸明察暗访，将广泛听取的当地绅商意见，之后总结成册，条定章程二十余条，完成《盐法志官运盐案类编》。《盐法志官运盐案类编》成为今后川盐贩运的依据。
再次，官定盐价。最后，裁撤夫马局。经过以上各项措施，官盐价格得到稳定，盐价平抑后，官盐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私盐的作用。
唐炯不乏果敢，办事决绝，富于力排众议的勇气，川盐虽属盐政，但官、商利益纠缠，关系盘根错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处理不善，很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灾祸。得到丁宝桢的“我作事枢府不能挠，今一切听子而行”这一承诺后，唐炯毫无顾忌地施展才干，取得了显著效果。
通读唐炯所记所感，深深感受到唐炯为官、为人充满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纯粹，以君子的道德标准作为标杆，将国计民生担负在自己肩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官场腐败，官员间如狼似虎的倾轧，唐炯身感无奈，也曾心灰意懒，但总是在周历沉浮后依旧意气风发，归纳得失，总结经验，始终以完美的“君子”操行规范自己，“历观往古国家大事成败，皆若有数而人臣竭忠尽虑，欲为朝廷谋久远。要亦有时命不至，虽有才智，终莫能成，徒付之无可如何，可胜道哉？群小诽谤构陷，祗以成君子之名耳，于君子何伤？”
从光绪八年起，唐炯便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唐炯见证着云南这片土地的变化。宦滇时期最主要的两件事有二：一曰中法战争，一曰云南矿务。
初到云南的唐炯延续着之前的执政理念，将整顿云南内政放在首位，具体制定出五条治理目标，即清查库帑、裁革夫马、办理厂务、归并厘卡、清丈田粮。唐炯所提出的对中法关系处理办法的思路是：法国人对越南，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中国西南腹地的执着，源于两点即通商和厂利。倘若“而云南尤当急趁此时开办厂务以裕生计，整顿联军以收实用，裁革夫马以苏民困，归并厘卡以通商贾。卧薪尝胆，上下一心，乃为固圉安边，杜绝外人窥伺万全之策。至于法人通商，注意在我厂利，我既已开办，彼复何所觊觎？”也就是通过“自强”实现“自救”。
而且，唐炯做出这种决定是与清政府的政治导向直接相关的，当时清政府奉行一种保守畸形的策略，即要求边防守军衅不自我启，又要震慑法军保卫藩服。这种奇怪的主张源于清廷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长时期的争斗，于是我们便公式化的为各位朝臣贴上“主和派”或者“主战派”的标签，甚至将“主和派”与“主战派”分别等同于“卖国”和“救国”。这样评判历史人物过于简单，我认为唐炯不是单纯的“主和派”，他只是采用了另一种救国方式，“念云南兵燹之后，纪纲废弛，民生凋敝，一切事宜必当先出关看边防情形然后能审度缓急轻重，次第整理”，经过唐炯的考查，当时云南内政情况堪忧，甚至比中法之忧更为严峻，因此将整顿内政排在了前列，以图次第整理，而且唐炯准确地执行着清廷提出的边防策略。最终随着清廷政策的变化—由软弱转为强硬，唐炯不幸成为清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唐炯再次执政云南在光绪十二年（1886），这次唐炯专办云南矿务，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唐炯整理出了《云南矿务案牍类编》，共计十六卷，各卷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内容保存完整，现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抄本丛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册。唐对督办滇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第一次抚滇时便提出滇铜关系国计民生，不仅是滇民生计，更是国家利源，因此早期促使云南矿务招商局开办，无奈督办滇矿不及两年，唐炯便因渎职坐罪革职。
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唐炯“著赏给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准其专折奏事，所有各省应解铜本银两均著解交唐炯应用”。从此唐炯全面接收云南矿务。赴任之初，唐炯凭借自己对云南政务的熟稔以及对滇矿的长期探究，提出了关于滇铜京运的意见看法。他认为，此前招商局办运拮据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矿师，优秀的矿师能够辨识矿脉。于是唐炯上奏，委托于德楙从日本招聘矿师藤野聿造、山田钦一，之后又续聘藤原胜治。
为了方便开采新矿，唐炯购买开凿、通风、泄水机器以加快开挖新矿的速度。
唐炯一心期待着新矿能够给滇铜带来新的生机，然而，开矿结果并不理想，之后几年，滇铜办运不过每年两批，只五十余万斤。晚清社会内忧外患，清廷已无法将足额铜本运往云南，各省解滇铜本，也往往耽延打折。除此之外，官价过低不敷铜本，厂民利微，销售私铜之风盛行。唐炯不止一次上奏朝廷希望能够提高铜价。
官价的多寡，不仅关系到国家铸钱，更与地方百姓生计休戚相关，当时，厂利受列强窥伺，均以通商为名介入，实际企图侵占矿权，清廷若稍稍处置不当，后果便不堪设想。唐炯认为，法人在滇勘地修铁路，目的全在霸占矿厂，“一旦铁路告成，势必藉词包办，调兵保厂，拒之则衅随事生，许之则地随厂去，凡客为主，患何可言”。唐炯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就是提升官价，增加人民的办厂兴趣，“补救之术莫如鼓舞商民徧行开采。待彼铁路成时，而我各厂已有端绪，论公法彼即无从插手”。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法员弥乐石照会，欲与公司合办厂务，“欲给公司三十万两，要将全厂交代”。唐炯谨慎地回绝了法商，他担心若草率签订合办合同，倘或法国以合同为借口说辞，地随厂去，横生枝节，于清廷来说得不偿失。
虽然就清政府来看加价会增大相关用度，而铜价确有非加不可的原因，不仅在于官价过低影响巨贾富商前往云南烟瘴之地开矿的积极性，更在于它直接关系到保全滇地矿权的作用。根据唐炯的分析，加价办矿有四利，“西南两迆沿边深山密林绵亘二千余里，其间土民往往掘得小矿售于附近造作器具，只以僻远烟瘴采费过巨，而官价又低，于是巨贾富商虽明知有厂不肯冒瘴往办。若稍加铜价，利之所在人必争，趋富者自出巨本以经营。贫者亦必零开以食力生路既广，矿务必兴。不独京运可冀加增，即强邻见我已自经营，或不致生心侵占，其利一。厂务兴复，穷民有归，虽遇凶年，人心固结，不致流而为盗，其利二。近来铜铅缺少，各省多停鼓铸以致私铸充斥，体薄质轻，动辄破碎，惟制钱不敷周转，禁令徒属空文。若官价稍优，各处齐心攻采，可望余铜分济各省。官铸一开，私钱自少，其利三”。唐炯明确提出暂行加价并非无端靡费，加价直接关系到保护滇省矿权。这样做既能使洋人放弃原来的侵占计划，又可为清廷谋利，待将来矿务复兴，便可顺势降价。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如唐炯所愿，随着办铜日子的增加，矿务上更多的问题便暴露出来，就从唐炯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的折子《厂情仍形困苦据实吁恳赏加铜价二两折子》中便可见，唐炯详细描述出办铜的四难：“铜厂去炭山往往相距三四百里，计炭万斤连运脚需价已数十两，而万斤之矿得铜至多不过千斤，需费多而出铜少，其难一。厂务盛时京运之外兼有余铜，足备外省客商贩买，厂民藉已获利，开采益力。今则京运尚且不敷，即无余铜可以分济，而官价又止有此数，虽多方招集，终畏赔累，观望不前，其难二。开矿之事难可尅期，昔年商本丰裕，罔不缓待其成，今则穷民藉此谋生，朝始开山暮期得矿，一有不获旋即弃去，即幸得草皮微矿，无利可图，遂多歇业，其难三。查昔年成案，自滇至部交纳每铜百斤合计弥补调剂各费共需银十八两零。今则价外并无浮费，合计一切止需银十六两零。闻现在采买洋铜每百斤价银十六两，而滇价止十一两三钱。夫厂情困苦既已数倍昔年，而铜价又不及成案之数，亦不及采买洋铜之数，其难四。”
在专办滇矿的近20年里，唐炯由解决当地民生出发，积极开办新矿，试图利用经验丰富的东洋矿师、先进的开矿设备、完善的组织管理振兴矿厂，但限于铜本不足，无法施展而只能勉强经营，疲惫奔走于完成京铜定额与维持百姓生计两者之间。所以，即使唐炯尽心竭力的督办矿务，但从效果来看，清晚期滇矿经营并不成功，但此非唐炯责任，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代贵州明贤像传》一书里的唐炯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