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堰塘坎唐氏待归草堂的今昔 

谭佛佑

筑城稍上点年纪的老人，恐怕没有不知道“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吧。在贵阳市区，这三大家族自然有其各自不同风格的庭院居宅。现今仍保留的高家大院，亦称高家花园，在几经浩劫后，1949年以前竟以共产党贵州省工委建之于此，而成为今天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华家也以一座飞檐挺秀雄伟典雅的阁楼，世称“华家阁楼”的建筑，同样以“文物保护单位”得政府维护修复。至今仍为筑城的一大景观。唯有以“顶子”即做官的人多，又做得大而闻名于世，在堰塘坎构筑当时被认为是筑城第一流的园林庭院待归草堂，世人皆称“唐家花园”或“唐公馆”。其命运归宿，随着时代的更迭，人世的沧桑，岁月的流逝，时至今日早已是另外一重天地了。旧时“花园”的一草一木，半砖片瓦，雕栏玉砌，书画碑刻、更是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

回到历史的记忆，我们得知，待归草堂系唐树义在清道光十七年（1847），在湖北布政使任上时，有致仕告归之意，遂寄书于家，嘱于贵阳府城东北隅的堰塘坎，购地所建。是以“待归草堂”名之，取“以待其归”之义。光绪年间，待归草堂经唐树义之第四子唐炯对其重加修葺，当时被公认为“园林清幽，为黔垣最”。沙滩文化的主笔之一，著名学者莫友芝，也为之撰有《待归草堂后记》一篇，述其始末。树义字子方，历任甘肃巩昌知府、兰州知府。晋兰州道，迁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擢湖北布政使，权巡抚，得二品顶戴实授。其子唐炯二十岁中举后，以办团练起家，东征西讨战功累累，官也做到布政使、巡抚之类，也系二品封疆大吏。唐氏父子的官，确实可谓大矣！就其唐氏家族而言，前后得功名而入官者达二十余人。世人所谓“唐家顶子”的赞誉，也可说“实至名归”。

早在20个世纪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后不久，笔者有幸得在唐家花园的最后一进院内住过一个暑假。一切所见所闻，特别是和当年的几个顽童“小朋友”，在后花园堰塘周边玩耍嬉戏的情景，尚有清晰的记忆。当年唐氏的后人，除在前面大院居住外，后面的几进院落分别都已隔断。其建筑格局，每个院落均系一座宽大宏敞的四合院。均从临堰塘街大门内左侧的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大路进出，各院落也为青石板铺地，也都单独有进出的朝门。且多已出租给不同的房客居住。笔者当年“度假”所居，正是一位亲戚所租后进院落中的两间正房。记得当时后花园已经荒芜，堰塘也已干涸，且荆棘杂草丛生。早年的莳花艳丽，塘荷清香的佳景，也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堰塘岸边的几株“古树”，枯枝败叶，当风抖动，似乎在诉说家世衰落的几许凄凉。

历史进入20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贵州与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时代政权更迭。名声响誉筑城的待归草堂——唐家花园的命运归宿，多年来，世人都讳莫如深，更不敢妄加评说。因为唐氏后人，都是封建大官僚的子孙，都是当年“革命的对象”，其家产房舍自在“土地改革”政策的没收之列。唐家花园自然也就毫无条件地被没入“公产”，以供政府“公用”。不数年，偌大一个花园式的庭院，遂被“公家”改建成了学校，即贵阳市荣军学校，后“荣校”迁出，“大跃进”之时即为贵阳幼儿师范学校。是时，拙荆复圣颜回八十一代入黔裔孙颜昌文女士，正在该校就读。时至全民饥饿的1960年，幼师迁往文化路与贵阳师范学校合并。不久原址又改办为贵阳市委党校。就在所谓“十年动乱”的荒诞岁月已接近“尾声”时，市委党校在筑城风景秀丽的图云关森林公园，新建起了园林式的校园后，唐家花园的原校址，又由贵阳市第十九中学进驻，一直办学至今。

这些年来，十九中对校园环境作了很大的改观，增添了许多新的设施。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不过又有多少人知悉，十九中这所名校的原址，乃是170余年前，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唐树义、唐炯父子所建的庭院园林——待归草堂？现今，唐氏的后人，如若想到先辈的劳绩和堂室的幽雅，以及近70年前草堂的结局时，或当感到莫名烦恼时，不妨回过来，去看看第十九中学的校园，或想想该校的育才成就，抑或回顾反思一下先辈唐尔镛，不辞艰辛劳苦踊跃捐资输帑，参与创办贵州省优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贵阳师范学校）和通省公立中学堂（即贵阳一中前身）的成就，也许还是能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