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奏稿5
编者按：《丁文诚公奏稿》是清代名宦丁宝桢的重要著作。唐炯主编。共二十六卷。此书起自1863年1月（同治元年十二月），终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氏从1867年出任山东巡抚，至1876年（光绪二年）授四川总督。故卷一至卷十二为其山东任内的奏稿；卷十三至卷二十六为四川任内的奏稿。多属吏治、民生诸事，前十二卷涉及山东捻军事者尤多。
一、保举人才堪备任使折
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1880年3月29日）
奏为遵旨保荐人才，敬举所知据实具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吏部咨开光绪五年（1879）八月初八日钦奉上谕：“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随时保荐人才，以备录用。现在所举各员，量材授任者，颇不乏人，第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剡。频年讲求吏治，经武整军，各该省文武历练既深，必多堪备任使者。着各直省大吏加意访求，秉公保奏，候旨录用。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皇上求才若渴，惟恐遗贤至意，莫名钦服！
窃维国家设官分职，首重得人。人才者，国之宝也。第天之生才也，甚难；而人之成才也，亦不易。或操行谨笃，而干济未见宏通；或条理精详，而猷为未能开展；或优于处常，而难期其应变；或务于精细，而难任以重远。一德之长，庸或多有，兼全之诣，所在难求。现值时势多艰，自非得明体达用，为守兼优之品，不足以宏远谟而光郅治。臣谬任封圻，与士大夫相接者众，每于特行之士，既详考其品诣，复密审其才猷。十余年来，所为私心佩服者，不过数人，谨开具清单，列其行谊，登之荐牍，用候简拔，以期仰副圣主旁求俊彦之至意。所有遵旨保荐人才，敬举所知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谨将堪备任使各员胪陈行谊谨缮清单，恭呈御览。
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四川建昌道唐炯：该员秉性刚毅，操守谨严，识见宏远，才气深厚。前在四川统兵剿贼，忠勇冠时，及历任道府各官，察吏安民，除弊兴利，事事精实。所到之处，劳绩卓著，民情悦服，洵为文武兼资，缓急足恃，堪当大任之才。
（下略）
二、为唐炯恳恩折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884年6月14日）
奏为人才可惜，谨昧死沥陈实绩，吁恳圣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阅邸钞：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七日奉上谕：“已革云南巡抚唐炯，著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等因。钦此！”
伏读之下，不胜惶惧。伏念我皇太后、皇上厚德深仁，同符覆载。此次唐炯必有不可逭之罪，而后朝廷乃有不容宽之条。臣自顾何人，岂敢冒昧妄渎淆圣主执法之公，开人臣冀倖之路，甘自蹈于重咎而莫知避也。惟思用法极贵于严明，而人才实亦可轸惜。唐炯罪在当诛，臣不敢为之妄置一议。而才有可用，臣亦不容不为之缕悉一陈。
查唐炯与臣在川共事五年，其于川省历办之盐务、夷务以及理财、查吏诸大事，臣皆迭经据实具奏，毋庸再渎。惟其奉命抚滇，迄今未及两载。臣每于滇省之官四川及从前熟识之绅士来见者，必历询唐炯近日之行事，以考证其得失。据称滇省久乱之后，官吏之钻营，差徭之繁重，赋税之浮加，厘务之因循，已成锢习。自唐炯到任后，破除情面，极意整理，气象渐新。而铜务一事，办理亦极得手，尤为裕财救时之大端。盖以前开办数年，奉拨百万币金而迄无成效，今则不烦部拨，仅就地设措而大局竟成，现在报解京铜，源源起运，而厂地所产尚层出无穷，此其明验。臣以所言与唐炯历次致臣信函，及咨会公牍证之，均各无异。而铜斤近由川运，尤臣所目击而知者。
盖唐炯秉性刚正，操守清严，心思朴诚，办事真实，实有大过人者，故其作事大都不徒耗空言也。此次该罪臣回省，臣确访其防营如故，非智力有所不及，徒以增兵筹饷事机重大，急思与省中各员妥商定局，以免顾虑，遽匆促回省，疏忽万状，罪无可辞。朝廷此时处以重罪，诚为至公。第臣之所惜者，当此用才之时，而才实有可用。与其立予骈诛而仍于事无益，似不若暂为宽贷，而尚有效可图。
臣于该罪臣本属同乡，极知远嫌，但区区愚忱，实因时正需才，而有才不得终其用，诚为可惜。是以扪心自问，不敢避袒徇之私见，急欲以一言，冒死陈于君父之前也。至使功使过，圣明自有权衡。偿该罪臣仰蒙圣慈俾其带罪自赎，若果无实效可观，不惟将该罪臣立置重典，即臣亦甘当欺罔之咎，应请一并重治臣罪，以塞天下。不胜悚惕屏营待命之至。谨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三、与唐炯前后所带黔勇建祠合祀折
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84年9月18日）
奏为微臣及已革云南抚臣唐炯，前在籍剿贼，所带员弁、勇丁、捐躯效死，情堪悯恻。谨具实沥陈，恭折天恩俯准建祠合祀，以妥忠荩而广皇仁，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自咸丰癸丑（1853）通籍后，即丁母忧。正值贵州逆匪杨隆喜倡乱，扰及平远各处，烽火逼近里门。其时各兵均在上游遵义一带，赴援不及，堵剿无人。臣不得已，乃倡率亲族自出己资，招募本籍壮丁，共得八百人，亲率堵剿。幸数战皆捷，该匪遂奔窜定番一路，平远阖境遂以保全。臣方拟回籍撤勇，适安顺之仲匪又复滋事，官军屡战不利。经前云南布政使吴德溥（署安平县事）以书致臣，率所带剿杨逆之勇，赴彼救援。该处距臣籍亦近，义不能不往，以遏狂氛，预保乡里。因复率勇赴援，甫及一月，擒斩首匪多名，破其坚寨十余处，贼遂以平。维时省城下游教匪突起，而镇远各属苗匪亦同时麇聚。苗、教两匪人数既众，势颇鸱张，各路纷纷告急。前贵州抚臣蒋霨远以贼氛甚炽，省城戒严，兵饷两乏，奏请臣帮办剿贼事宜。臣奉命后，乃增募壮勇四千人以防守省城。继思守城无益，不如以剿为防。遂率军出省，亲督剿办。自贵州省城起，至下游都匀、镇远各属，转战六七年，歼灭各匪党，及攻克各城，均经蒋霨远奏明在案。厥后咸丰庚申十年（1860），臣奉旨简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始遣散各勇赴任。所可念者，臣自贵州带勇帮办剿贼，初系自备勇粮，因力难独支，始由官量予接济。维时贵州以瘠苦之区，到处皆贼，入款毫无，而各省正值粤匪披猖，自顾不暇，亦无可指拨之款，粮饷俱穷，困苦已极。臣所带之勇，每名须五六十日始得饷银四五钱，尚须扣除米折。乃该弁勇等饥饿之余，至掇草根树皮以食，毫无怨言。每一遇敌，犹复以弱敌强，攘臂争先，所向必捷。至今黔中父老犹嗟叹之。即臣初带勇时，诚不料其困极愈奋，忠义之气若斯极也。而尤可悯者，各省勇丁，军兴初起时，阵亡者必有恤赏，臣勇自从戎以来，从不知死敌有恤赏之典。臣亦以贵州饷项奇绌，决不与之言及。故历次战殁员弁、勇丁，六七年来，不下数千人，并无一名言及恤赏者。臣撤勇之日，所欠勇粮积至百余万，臣至仅措得六百余金给之，遂相泣分散，寂然不哗。似此忍饥致死，口不言苦，军兴以来，实所未见。
又，已革云南抚臣唐炯，于同治六至七年（1867—1868）经四川督臣吴棠奏派援黔。自遵义府之上游起，其时黄、白号匪与下游各路苗匪合而为一，声势极大。唐炯率数千之众，自遵义起至下游之平越、镇远各属，节节扫荡，转战无前，遂将各匪以次削平。正可渐冀肃清，而四川忽有兵饷不继，饬令撤勇之说。唐炯恐日久迁延，欠饷太多，难以遣散，遂一面禀知川督，一面即行撤勇。厥后黔省上下游不一二年即以剿平，实唐炯初办之力为多。而其员弁、勇丁之战死者，前后实亦不下数千人，情形亦极惨烈。
今日者，黄沙白骨，悉化青磷，蛮烟瘴雨之乡，兵戈已净。在该士卒生为义旅，殁作忠魂，自问夫复何恨！惟是臣去黔后，服官数省，渥荷隆恩，唐炯亦屡邀天眷，有加无已。而回忆三十年前之旧部，身膏原野，当时之恤赏无闻，骨碎疆场，死后之孤忠罔讬。是患难皆士卒所同，安乐乃臣二人所独。清夜以思，能无陨涕？方今圣德含宏，恤死褒忠之典，备极仁厚。而臣与唐炯两军同一效命行间，迄今二三十年，并无瓣香片纸奠彼忠魂。若再不据实沥请代吁恩施，是臣等负义实深，九原有知，必多衔恨。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该士卒等致身效死，实有可矜，准于贵州本籍建祠合祀，春秋二祭，悉如典礼。并请饬部立案施行。则该员弁、勇丁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感沐皇仁，益当结草于世矣。
所有沥陈黔勇忠瘁情形，及吁恳建祠合祀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四、降级留任谢恩折
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85年3月7日）
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日接准吏部咨，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已革巡抚唐炯、徐延旭罪名各一折，四川总督丁宝桢以唐炯人才可惜，代为乞恩，且于陈奏折内胪举唐炯从前战绩，尤属有意铺张，著交部议处等因。钦此。”经部拟照不应重私罪，议以降三级调用，系私罪，毋庸查级纪议抵等因。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奉上谕：“着加恩改为降三级留任。钦此。”钦遵，咨行到臣，臣袛奉之下，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
伏念臣承乏蜀疆，自惭鲁钝，涓埃未报，陨越滋虞。前此为已革巡抚臣唐炯代乞恩施，已属冒昧，又因奏请建黔勇专祠，致涉铺张，尤为不合。荒谬之咎，实无可辞。乃荷圣恩，曲加宽宥，改为留任。帝德之含宏备至，臣心之惶悚实深。渥被温纶，弥殷钦感。臣惟有勤加砥砺，勉策驽骀，冀酬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