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竺使出铭

在珠峰地区吉隆县北部崖壁上，遗存一处公元658年唐高宗时期崖刻题铭《大唐天竺使出铭》，当地人称为阿瓦呷英摩崖题铭。

1990年，四川大学教师霍巍、李永宪在西藏吉隆县普查文物，宗喀乡乡长罗桑说有一块“神石”，马拉山口修水渠时正要炸毁，上面还有一些汉字。县委书记证实了此事，说那碑大概是清代曾驻扎、屯垦过的赵尔丰所刻，并让他们看一下有没有保存价值。

石碑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旧称“宗喀”）以北大约4.5千米处的阿瓦呷英山嘴。石碑所在的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系过去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其东、西两面为起伏的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向县城所在地宗喀的公路。由宗喀再向南行约70千米，即可达今中尼边境界桥——热索桥，由此出境至尼泊尔。

霍巍等人立即赶到马拉山口。一通碑文依巨大的山壁而刻。因为碑上涂满厚厚的酥油，上千年来经过无数只手的涂抹，很难看出上面的字。考察人员凑近后，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每个字约2厘米见方。随后，他们拿来喷灯烧起热水，加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石刻上的字渐渐显现出来：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

接下来，在清洗干净的石刻额题上，显露出一排每字约5厘米见方的篆书，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但却可以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

这通下半部已残的摩崖石刻，从碑铭内容、书体、行文格式，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其确是一通唐代碑铭。

石碑镌刻在山口处一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崖壁之上，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其下端因当地修筑现代水渠已损毁残缺，现仅残存阴刻楷书24行，满行估计原为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因损毁严重，现残存约311字，其中多已损泐，漫漶不清。行、字间阴刻细线方格，每字间亦有阴线方格相间，碑铭的正中为篆刻阳文一行7字“大唐天竺使出铭”。

石碑正文因损泐过甚，文意多不能连贯，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清晰可识。如第三行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下缺）”等语；第九行文字中有“大□□左骁卫长史王玄策（下缺）”等语。

霍巍依据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认为此通石碑是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58）唐使节王玄策第三次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勒石记功之遗物。也就是说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汉文摩崖碑铭，记载了唐显庆年间著名旅行家王玄策通过吉隆出山口，取道尼婆罗，去往北印度的事迹。

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及其所在位置判断，吉隆当系吐蕃—泥婆罗道南段的主要路线，也是唐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出口。王玄策出使天竺，当出吉隆而非聂拉木。

大唐天竺使，就是王玄策。王玄策，生殁年不明，汉族，生于河南洛阳，与高僧玄奘同乡。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他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王玄策关于其印度旅行的事迹，著有《中天竺行记》一书，可惜完本早已失却，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佚残篇。

公元647年，王玄策受唐太宗之命，第二次拜访印度摩揭陀国的国王戒日王。到了印度之后，发现戒日王已死，王位被一个叫作阿罗那顺的人所篡夺。王玄策一行人受到阿罗那顺部下的袭击，身陷牢狱之中。后来王玄策安然脱险，设法逃离了摩揭陀。

他策马自印度北上，渡过了恒河和印度河—恒河大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王玄策与泥婆罗的那陵提婆王谈判，以迎娶唐太宗养女文成公主及与唐具有友好关系的吐蕃（即今之西藏）的松赞干布的名义，借用了七千骑兵，回到摩揭陀国向篡夺者阿罗那顺挑战。

在恒河畔的决战中，王玄策军击毙阿罗那顺军三千，而被追落至水中溺毙的则有一万之数，被俘虏者至少一万一千人，阿罗那顺被俘。王玄策率军回到泥婆罗国，并于公元648年回到大唐。

大唐天竺使出铭是王玄策经过吉隆时所题，崖壁面阔约1.5米，其上有崖棚遮盖，崖脚有水渠环绕而过，崖面距地表约5米。

大唐天竺使出铭拓片

这一珍贵题铭对于研究珠峰一带古代唐蕃、中外关系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2001年6月25日，大唐天竺使出铭作为公元658年的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