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叙事

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四点钟天色就黄昏了。积雪封死了村庄。村里的草垛、茅棚和井架都一溜浑圆。父亲进了家门一边掸雪一边抱怨说，怎么又下了？父亲一直盼望一个晴和的太阳，把草垫、棉花出一回潮，尔后做好窝等我娘分娩。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她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她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我弄不懂父亲那时为什么有福不会享。

父亲进屋后反身掩门。我的母亲坐在小油灯下面。母亲在那个雪季里一直呆在屋里，认真地做针线，认真地怀孕。我母亲在灯下拿针怀孕的静态有一种古典美，鼻梁和唇沟呈现一道分界，半面橘黄，半面昏暗。父亲关门后看见小油灯的灯芯晃了一下，母亲这才抬起头，与父亲对视。父亲看完我母亲便从怀里掏出纸包，扎着“十”字形红线，是半斤红糖。父亲一勺一勺把红糖装入瘦颈玻璃瓶。父亲一早就到镇上去了，先找过组织，这是他成为右派后第一次汇报“思想”。他告诉组织汗水使他的思想与感情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候已是午后。天压得只有树那么高。父亲蹲在巷口的“T”形拐角，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吃到一半父亲记起该到商店去买红糖了，这是麻大妈关照的。麻大妈关照买红糖时脸上的麻子无比严厉。麻大妈说，砸锅卖铁你也要买，不吃红糖女人就打不净血，淤在肚里头要落下病根的。父亲听任何人的话，父亲当然听麻大妈的指教。父亲买回了半斤红糖。他的贮藏过程充盈了要当父亲的复杂心态。后来父亲听到一声呻吟，回头看见母亲僵在了那儿。母亲的眼神和手上的女红朝两个方向延伸。父亲说，怎么了？母亲说，疼。父亲慌乱地舔过手指上的糖屑，跨上去拥住母亲。母亲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盯着父亲，不行，母亲说，肚子，不行了。父亲把母亲抱上床，转脸冲到接生婆麻大妈的门口。父亲用力拍打木板门，高声呼叫麻大妈。父亲的呼叫语无伦次。麻大妈拉开门，一手抓着棉花一手捏着纺线砣。麻大妈耷拉着厚大下唇，问，觉了？父亲说觉了。麻大妈捻过线砣慢悠悠地回了一句话，回去烧水，烧两大锅水。父亲说，她在叫，她疼得直叫。麻脸婆走回堂屋自言自语说，随她叫，女人就这样，配种时快活得叫，下崽时疼得叫，女人哪有不叫的。

严格地说到此为止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母亲，是我。我正在娘胎里，也就是幕后，精心对生活垂帘听政。我对身边的事一无所知，但这不要紧，我的地位决定了我可以这样。至于母亲，她必须挨痛受苦。上帝安排好了的。

风停了，雪住了。雪霁后的子夜月明如镜。地是白的地，天是蓝的天。半个月亮，万籁俱静。碧蓝的腊月与雪白的腊月在子夜交相辉映。世界干干净净。宇宙一尘不染。

我的落草是在凌晨。在纯粹的雪白和纯粹的碧蓝之间，初升的太阳鲜嫩柔媚。我这样叙述是自私的，把自己的降生弄得这样诗情画意，实在不厚道。但诗情画意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这里我要交代一个细节，接生婆麻大妈最初见到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脚尖。我弄不清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我的样子糟糕透顶。麻大妈一见到我的脚趾脸上的神情说变就变，所有的麻子全陷进去，那张厚重的下唇拉得也更厚更长。我的脚趾冒着热气，粉红色，沾满白色胎脂。麻大妈回头对父亲说：“是寤生。”父亲的脸上顿时失去了颜色。父亲的大惊失色一半缘于我们母子的安危，另一半则是让麻大妈的话给震的。目不识丁的麻大妈竟然把“难产”说成了“寤生”，那两个字在父亲的耳朵里无比振聋发聩。这和麻大妈的名字叫“雅芝”一样匪夷所思。我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左传·隐公元年》知道“寤生”一说的。史书上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庄公因难产而遭到生母的厌恶，可见“寤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的降生姿势并没有给我的母亲造成致命的麻烦。麻大妈用她的手掌握住了我的小腿，尔后托住我的腰。我猜想这时候麻大妈已经看到了我腿根的小玩意了。她的接生陡增激情。我的身体热气腾腾，像刚剥了皮的兔子，在麻大妈的掌心渐次呈现出生命意义。她哆嗦着下唇不停地重复、使劲，就好了，麻大妈说，使劲，用力屙，就好了。她的这些话起初是说给母亲听的，后来竟成了习惯，她甚至用手背压鼻壁擤鼻涕时也这样嘟噜、使劲，就好，就好了。母亲张大了嘴巴，只是“使劲”。这个过程困厄而又漫长。母亲不行了。母亲生我最后半个脑袋时几乎耗尽了全力。是麻大妈把我拽出来的。我今天的脑袋又尖又长与这个细节关系甚巨。我的“寤生”终于完成了。身体只剩下一根脐带连系住母体，麻大妈弯下腰，伸长了颈项，用嘴衔住了脐带的根部。麻大妈不是用剪刀，而是用牙齿完成了我的人之初。刚来到这个世界我没有动，我的脸呈青紫色，鼻孔和口腔里贮满羊水。麻大妈用力摁住我的鼻头，我大哭一声，羊水喷涌出来。我今天的鼻头又宽又扁也是麻大妈的杰作。麻大妈大功告成，站在房门口。她老人家疲惫至极，倚着门框。麻大妈喘着气对父亲报功：“好了。”父亲的双手和下巴挂在那儿，听麻大妈说完这两个字，父亲吓坏了。麻大妈的双手与口腔沾满产红，笼罩了一圈鲜艳血光。她的笑容使她咧开了真正的血盆大口。麻大妈的每一颗牙齿都布满血迹。她就那样血淋淋地笑，对父亲说，好了，屙下来了，是带把的。

父亲进门时我没有理他。我被撂在铺了一层花布的泥地上。和别的孩子一样，跷起两条腿，紧握两只拳头，闭着眼睛号哭。

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专程拜谒过刘雅芝，也就是七十八岁的麻大妈。那一天下了冬雨。村里的草屋与巷弄都显得龌龊无序。我在泥泞的巷底找到了业已孀居的麻脸老人。她蹲在猪圈内侧，四周围了一群人。一个男孩蜜蜂一样为我引路，他从大人的裤裆下面钻进猪圈，大声说，麻老太，城里有人找你。人们让开了一道缝隙，麻大妈正在为一头硕大的母猪接生。母猪是黑色的，八只小黑猪正卧在金黄色稻草上拱母猪的红肿奶头。麻大妈绾了头发，袖口卷得很高，脸上的麻子松成椭圆状。因为眯眼她老人家张开了嘴巴。她的牙只剩了两颗，对称地立在暗紫色上牙床上，像一只蛐蛐。麻大妈望着我。她的紫色牙床使我想起了我的肚脐。这次联想使我的记忆出现了历史空罅，吹动起冬雨里的风。麻大妈吃力地站起来，盯着我的头颅顶部，正确地指出：“你是倒着出世的。”我惊喜地说，您老记得我？麻大妈的脸上没有表情。记不得了，麻大妈说，我接过的娃比接过的猪还多。我很突然地激动起来，说，我是您接的生！麻大妈的双手麻木地垂挂在那儿，半透明的血色水珠在指尖上往下滴漏。这时候有人喊，第九个！第九个！麻大妈坐下去，用她的血手抚弄黑色母猪的红肿产门。是一个小白猪，这个色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静下来，麻大妈极耐心地用手托住小猪。小猪的生产过程寓动于静，如日出那样，你不见它动，它就一点一点变大起来。麻大妈变戏法那样接出了猪崽，用干稻草擦了又擦。麻大妈说，你回去吧娃，我不接你你也要来到这个尘世上，这是注定的，你逃不出这个命。大家一齐回过头来，看着我。我把礼物放在地上，麻大妈就那样唠叨着。我疑心麻大妈是在和猪说话，心中无可挽回地怅然起来。我用研究《左传》《圣经》和《判断力批判》的眼睛盯住那双手，找不出这双手与我的生命曾有过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麻大妈手里现在捧着的仅仅是猪。我在幸福之中黯然神伤。我的身体开始颤栗，无助却又情不自禁。麻大妈说，一物一命，可谁也逃不脱一双手。

麻大妈早就死了。她老人家的手在我的想像里散了架，所有的骨头都像竹节，一块一块排列在黑土之中。我现在在海上。我的怀里揣了那张地图。我常干的事就是看地图。没事我就把地图摊开来，这是我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我在这张地图里走过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我带着这张地图走过了很多地方。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游历方式里，我尽量仔细体验微观与宏观。它们是一回事。是世界的正面与背面。是感知的这头与那头。这张地图已经很脏了，折头都生了毛边。但这张地图的本质依然如故。一比六百万这个比例说明了它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不同等、不平均的关系里有绝对的对等与精确。世界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经很滑稽了。我就那样一手叉腰，一手夹烟，在千年古柏或万年青石之旁精骛八极，神游四海昆仑。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像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九万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芥。世界有时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

地图的另一迷人处是它的色彩。它的色彩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区分与补充使地形与地貌产生了人文意义。但我眼里的色彩区分恰恰不是行政的，而是语言的。地图色彩的缤纷骨子里隐藏了语言的无限多样。上帝不会让人类操同一语言的，这不符合创世纪的初衷。我们没有必要统一什么，统一是一件不好的事，大统之后会有大难的，弄不好就要犯天条。

离家时我只带了这张地图。我决定两手空空离开这个家。我够了。我受够了。林康终于去睡了。她和我吵了又吵，相持了两个星期。她一吵架便热情澎湃，目光里透视出世俗冲动与毁坏激情。她一吵架身体四周便散发出金属光芒和生命气息。林康在婚前曾是我的一只小鸟，只会歌唱春天、夏夜、植物与爱情。她的身高一米五八，她娇小的身躯在结婚之后裂变成原子弹，能量无比，威力无穷，笼罩了一层刺眼炫目的蘑菇云。她铁青了脸瞪着惊恐的眼睛对我一次又一次大声呼叫：去挣钱，去挣钱，快点去挣钱！这年头不是男人疯了，而是女人疯了。她们在梦中被钱惊醒，醒来之后就发现货币长了四条腿，在她们的身边疯狂无序地飞窜。她们高叫钱。这年头女人成为妻子后就再也不用地图比例尺去衡量世界了，而只用纸币。

我已经放弃我的博士与命题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哲学家说得真好，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根本没有的东西。我决定走。离开原子弹，离开充满美丽与充满性高潮的一米五八。凌晨四点我悄悄取了背囊，里面只装了地图。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路面。我打了一个寒噤。凌晨四点宁静而又淫荡，对日出充满引诱与挑逗。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地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魆魆地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贮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像成站在铁轨上的狗。远方有许多骨头，它们对我发出青白色的光芒。

我是在嗅觉的引导下来到海边的。火车的长途旅行使我们的听觉变得迟钝，嗅觉却异样活跃。我在昏睡中没有听见海浪的声音，——那种绵软的扑击体贴而又依恋，如做爱的尾声，轻轻悄悄地弥漫开来，再疲惫下去。但我闻见了海腥。我坚信大海就在前方，在地图的右侧一片淡蓝。初恋岁月林康的指尖曾指着蓝色海岸线对我说，这儿，这儿，你带我到这儿。那一年林康十九岁，在西语系读英语二年级。林康十九岁那年通体有一股极好的弹性，如一只乒乓球，在校园道路上跳来蹦去。她的马尾松纷乱如麻，成为红蜻蜓与彩蝴蝶的纯情偶像。我和林康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而恋爱却是必然的，因为“爱情只是偶然的擦肩而过”。我一直弄不清林康这句话的出处，可能是她的脱口而出。被爱情闹的。恋爱能使十九岁的女子一不小心就说出许多真理。我和林康相识在下雨的路上。她头上举着一本书，张大了嘴巴直冲而来，溅了我一身泥。我说你站住，她就站住。我说我送你。她的眼睛与我的眼睛有了幸福的三十一厘米落差。那时林康的皮肤像瓷器。十九岁，还没有退釉。我相信喜欢新奇的人都这样，他们的恋爱十有八九都始于雨伞下面，而雨伞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十有八九都是灾难，又将终结于某个凌晨四点。后来我们就有了接吻，她说，接吻真好。接下来当然就有了做爱，她又说，做爱真好。后来她嫁给了我。新婚之夜林康告诉我，做新娘真好。在第一个“真好”与第三个“真好”之间，林康从我这里染上了爱看地图的毛病。我们做了许多计划，所有杳无人迹的地方都有我们想像的双飞翼，开满温馨的并蒂莲。林康的尖细指头摁在地图上，一遍又一遍呢喃，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一一答应。世界是所有新郎的后花园。

在海上我打开地图。船沿着海平面的弧线向深海航行。地图的四只角在海风中劈啪作响。海碧蓝，望不尽的全是水。世界不复杂，就是水的这边与那边。在海上我马上发现地图失去了意义。海的巨大流动使人类的概括力变得无足轻重。我在甲板上遗忘了平衡，开始晕海，吐了很多腐烂物质与琐碎颜色。吐完了我蒙头大睡。我做了很多梦。它最初涉及老子和爱因斯坦完全是意外。我梦见他们俩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老子身穿灰色中山装，对爱因斯坦说，欢迎你来，爱因斯坦先生。爱因斯坦说，很高兴见到你，老子先生。老子坐下去，点上烟，认真地品完第一口，说，我们可以谈谈哲学问题，别的事让他们谈去。——你应当读过我的书，我写过一本《道德经》。爱因斯坦的十只指头叉在一起，说，我知道有人用汉语写过这本书，我至今没有读到好的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好在我大体知道您想说什么。爱因斯坦头发花白，大鼻头，满脸皱纹。老子笑起来，反问说，译本？永远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直了直上身，说好书都这样。老子点头微笑，先生在研究什么？老子问。爱因斯坦看了老子身后的书架，答道，我研究物理，也就是格物致知。俗，老子说，俗了，——你说，宇宙究竟有多大？是这样，爱因斯坦打起了手势，宇宙是一个广阔无边的呈正曲度抛物线状的绝对无限量，又是一个不可逃逸而自我封闭于有穷广袤中的、呈角曲度的四维有限体。你说些什么？老子皱了眉头，灭掉香烟说，医生总是不让我抽烟。请您把自己想像为附着在按差数不到一微米度的三维空间表面上的一个二维几何体，爱因斯坦这样说。老子摆摆手，大声说，这些没用，我们只关注人，活的死的不要紧。别的都可以放一放。我们应当关注宇宙，爱因斯坦辩解说。我们有时间，老子站起身说，我们先吃饭，我们有菠菜豆腐汤，我看这就是宇宙。爱因斯坦望着老子，大而疲惫的眼睛忧郁起来。爱因斯坦说，物理学比政治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本质，虽然物理学是全人类的。老子走出山洞，面有愠色，自语说，爱因斯坦是个右派。

我躺在大副的床上，做梦和呕吐。在做梦和呕吐之余追忆似水年华。大海对大陆的敌视太固执了，我不彻底吐干净大陆，大海似乎执意不肯收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吐了，除非把胃也吐出去。但我不太愿意把我自己吐掉。我知道我的心智已经迷乱了。这全是晕海闹的。为了走向大海我只能接受这样的仪式。向往大海最热烈的当然还是林康。即使在怀孕的日子林康也没有停止对大海的憧憬与展望。她憧憬大海时的静态十分动人，眼睛闪烁干净的光，鼻头亮晶晶的。我曾问过林康，你到底喜欢大海什么？林康回答我说，她就是喜欢在海边花钱。林康说这话时腆着大肚子，一遍又一遍设想我成为亿万富翁，我们的别墅从大连一直排到三亚，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都要在地图面前比划半天。

林康怀孕的日子我正潜心于一样重要事件，我开始研究我的家族史。在一个不期而然的宴会上，我意外得到了奶奶的消息。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我个人，对我的家族，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奶奶的消息为我研究家族史提供了可能和良好契机。就我的家族而言，即使在父系社会，奶奶永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但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起过奶奶。由于奶奶这一祖系形象的空缺，父亲显然经不起推敲。用我们家乡的一句格言来概括，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是一位年迈的远房亲戚向我提起了我的奶奶。他喝了四两洋河大曲。这种烈性汁液使他变得心直口快。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你有个奶奶，是你的真奶奶，她还活着，在上海。远房亲戚用六十度的眼睛盯住我，压低了声音说，你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是个东洋鬼子。他喝多了，我不会太拿他当回事。第二天中午，年迈的远房亲戚带了一家老小到我家里来谢罪。他用巴掌掴扇自己的面颊，大骂自己老糊涂，大骂自己满嘴胡话。而父亲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父亲坐在椅子里，神色相当古怪。父亲最后说，三叔，我也没有怪你。一屋子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静了下来，都望着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酒话恰恰是历史的真面目。历史在酒瓶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无限残酷地从酒瓶里跳出来，带着泡沫与芬芳，令我猝不及防。一部真实史书的诞生过程往往又是一部史书。这成了我们历史的特色。我们在接受每一部历史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下一个面目全非让我们去面对。“三叔”听了父亲的话便安静下来。两只肩头垂下去，一脸沮丧，如一只落水狗。这往往也是道出历史真相的人最常见的格局。“三叔”缓缓退出我家门槛，自语说，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罅隙。刹那间我就想到了死亡。一种生命种姓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的死亡。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故作的镇静出现了颤抖。他的整个身躯在那里无助地摇晃。后来他走到房间里去，在没有光的角落打开许多锁。他用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父亲最终拿出一个红绸包。红绸包退了色，如被阳光烤干的血污，发出不匀和血光。父亲解开红绸，露出一张相片，是发黄的黑白相片。一个新文化旧式少女，齐耳短发，对襟白色短襦。完全是想像里“五四”女青年的标准形象。

是奶奶？我说。

是奶奶。父亲说。

在哪儿？

她死了。

她活着，在上海。

她死了，父亲大声吼叫，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你奶奶死了！

我和父亲再一次对视。父亲的眼睛顷刻间贮满泪水。父亲的泪光里有一种肃杀的警告与柔弱的祈求。我缄口了，如父亲所祈盼的那样。在这个漫长的沉默过程里，我的心裂开了一条缝隙，里面凭空横上了一道冰河。我甚至能看见冰面上的反光和冰块与冰块的撞击声。我听见父亲说，不要再提这件事。父亲说完这句话似乎平静了许多，伟大领袖那样向我指出：只有两种人热衷于回顾历史，要么是傻子，要么别有用心。

林康在这样的背景下怀孕让我无法承受。在她的面前我尽量不露痕迹，却越发心事沉重。对着林康的身子发愣成了我的伤心时分。她的腰腹而今成了我的枷锁。生命没有那么大度，它绝对不是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话题。种族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正如文化是生命力的本质属性。种族与文化的错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灾难。

林康怀孕之前正和她的老板打得火热。她到底辞去了出版社的公职，到亚太期货公司参与世界贸易去了。她守着一部粉色电话，坐在电子终端面前，对抽象的蚕丝、红豆、小麦、石油实施买空卖空。她先做日盘，在老板的建议下她改做了美盘。也就是说，为了适应中美两国十三个小时的时差，她不得不在每晚八点三十赶到她的交易大厅。这对已婚女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同寻常的。她和我说起过她们的香港老板。她的老板是个混血儿，支那血统与威尔士血统各占二分之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这一点和林康极为相似，她能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和英语。林康说起她的老板嗓音都变了，像她十九岁那年。事情到这里当然很不妙。后来她突然再也不提她的老板了。身上的香水气味却日益复杂。她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认定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什么都明白。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康的身孕有极大的可疑性质。不过我很快沉住气了。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如果和我一个熊样，一切平安无事；如果是四分之一威尔士加四分之三支那血统的小杂种，林康自己会料理自己。她受过高等教育，这种自尊和良知她应当有。我只能生一个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幸的事立即发生了。林康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却开始了家族血源的艰苦寻根。我的内心进行了一次极大逆转，我甚至巴不得林康怀上一位英国小绅士。我会爱他。他的生命之源毕竟没有屈辱。

康，你怀的孩子是我的吧？有一天我终于问道。

呆样子。

你回答我，是我的吧？

不是你的是谁的？呆样子。

你他妈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拍案而起，破口大骂。

你知道什么了？

你说，孩子是谁的？

是你的。

是我的？我他妈才操了你几次？

林康不吱声了。她陌生地望着我，脸上红得厉害。她终于掉过脸去，我知道她不习惯我这样说话。下作，林康轻声说。我走上去叉住她的头发，我想我的内心彻底乱套了。你说，是谁的？

你的。

你和他睡过，我他妈什么都知道！

我和他睡过，但孩子是你的。

孩子是那个狗杂种的！

是你的。他答应我用康乐套的。

我给了她一个嘴巴。

我知道对不起你。

你给我做掉。

孩子绝对是你的，我向你发誓，康乐套是我亲手买的，日本货，绝对可靠。

我又给了她一个嘴巴。——你给我做掉。

我不做，林康捂着脸突然加大了嗓门，要离要散随你的便，我不做，你这狗杂种，你休想！我就要生，让你看看是什么狗日的种！

那段骚乱的日子我专程赶到上海。我的掌心握着那张世界著名的上海市交通图。我在吴侬软语里走过无数街巷里弄。我一次又一次摊开地图。我知道我的奶奶就生活在这张地图里面。打开地图我就热泪盈眶，憋不住。我行走在上海大街，我的心思空无一物地浩瀚，没有物质地纷乱如麻。数不清的悲伤在繁杂的轮子之间四处飞动。我奶奶的头发被我的想像弄得一片花白，她老人家的三寸金莲日复一日丈量着这个东方都市。我设想我的奶奶这刻正说着上海话，我倾听上海人好听的声调，感动得要哭。可我听不懂上海话，正如我没法听懂日语。我在夜上海的南京路上通宵达旦地游荡。我尽量多地呼吸我奶奶惯用的空气。我一次又一次体验上海自来水里过浓的漂白粉气味。因为寻找，我学会了对自己的感受无微不至。每一次感受奶奶就靠近一次，我的胸中就痛楚一次绝望一次。十一天的游荡我的体重下降了四公斤。感觉也死了。我拖着皮鞋，上海在我的脚下最终只成了一张地图，除了抽象的色彩，它一无所有。我相信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上海只是一张地图。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比例1：1，只有矢量与标量，永远失去了地貌意义。但上海是我奶奶巨大而遥远的孤岛世界。她老人家的白发在海风中纷乱如麻，她老人家站在岸边思乡。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上海就是我奶奶的天涯。人类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家园方言，也就是地图上那一块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着家乡方言向四周辐射的语言变异。

那个下雨的午后我独自一人向上海火车站步行。上海的雨如上海人一样呈现出矛盾格局。我的头疼得厉害。巨大的广告牌不停地提醒我上海的国际性质。我一步一回头。在雨中我一步一回头。我一次又一次回头。我对所有老年女性呈献上我的关心与帮助。她们用警惕的目光注视我，捂着包离我而去。大上海像水中的积木。空间把我们这个世界弄坏了。空间的所有维度都体现出上帝的冷漠无情。我坐在火车站二楼茶座里，透过玻璃再一次注视这个茶色城市。上海在玻璃的那边无限安宁。我的心胸空洞了。悲悯汹涌上来。这股浩淼的悲悯成了我上海之行的精神总结。我捂住脸，失声痛哭。我在巴掌后面张大了嘴巴不能自已。我的四公斤在上海消失得无声无息，只在我脸上留下多余的黄色皮肤。历史在这里出现了裂口，被斩断的疼痛鲜活热烈地对我咧开牙齿。火车带我去了北方，那里有我的故乡。火车在拐角处伤心地扭动，上海向南方遥遥隐去。我坐在车窗下记起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上海。我记住这句话。多年之后我将把它告诉我的子辈。

奶奶那一年十七岁。这个年龄是我假定的。我坚信十七岁是女性一生走向悲剧的可能年龄。十七岁也是女性一生中最薄弱的生命部分。我奶奶十七岁的夏季酷热无比，这个季节不是虚拟的。如果一定要发生不幸，夏季一定会安静地等在那儿，不声不响做悲剧的背景。奶奶刚放了暑假，在家里歇夏。奶奶的父亲是一位极有名气的乡绅，他从镇江带回了那台留声机。那台手摇式留声机整日哼一些电影插曲。奶奶的夏天就是伴随那台留声机和西瓜度过的。奶奶大部分时光坐在屋里，无聊地望着头顶上的燕窝。奶奶的雪白手臂时常体会到红木桌面的冰凉。那种冰凉极容易勾起少女的伤春情怀。按照常识，这时候她心中无疑出现了一位男人，某个电影男演员或她的英文教师。她老人家那年的上衣应当是白色的，喇叭裙当然选择了天蓝。齐耳短发，整天无精打采。有一幅忧郁动人的面侧。这种设想是那张惟一相片的精神派生，没有史料意义。

奶奶的忧郁在秋季即将来临时结束了。夏季的末尾我奶奶再也没有心思忧心忡忡。原因不复杂，掐一掐指头也能算出来，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到我们故乡的有关细节，我在另一部作品里作过描绘，大致情形就是这样：

日本人的汽艇缓缓靠岸。表情凝重的日本人在石码头一排排站好，不久围过来好多闲人。他们兴奋好奇地看着一群人咿里哇啦地挺胸、立正、稍息、归队。这时候不远处的小阁楼上突然有人喊，日本人，是日本人！人们相互打量一回，轰地一下撒腿狂奔。大街上彼此的推拉与践踏伴随尖叫声使胳膊与腿乱作一团。小商贩们的瓜果四处流动，茶碗与成摞的瓷器惊恐地粉碎，发出失措无助的声音。日本人没有看中国人的狼狈相。他们没兴趣。他们目不斜视，表情严肃。他们排成两路纵队，左手扶枪右臂笔直地甩动，在楚水城青石板马路上踏出纪律严明的正步声：哒。哒。哒。哒。

《楚水》第三章

悲剧（似乎）总是发生在偶然之间。所谓偶然就是几个不可回避碰到了一起。这才有了命，才有了命中注定。作为史学硕士，我不习惯依照“规律”研究历史。历史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兴之所至，无所不能。历史是即兴的，不是计划的。“历史的规律”是人们在历史面前想像力平庸的借口。历史当然有它的逻辑，但逻辑学只是次序，却不是规律。

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日本是一个结。而对于我们陆家家族而言，日本人板本六郎是另一个结。

板本六郎在夏日黄昏随小汽艇来到了楚水。一路上没有战事。作为这支小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板本六郎的注意力不在岸上，而在水上。中国河水有一种忧郁气质，习惯在安分中逆来顺受。日本汽艇驶过的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疤，使清凉变成一种视觉上的灼痛。板本六郎坐在汽艇的顶部，身边是机枪手大谷松一。板本六郎军帽后的挡阳布在夏风中跃动，不时拂动后脑的中国风，给他一种柔和动感的凉爽。

县府的投降使占领形如儿戏。战争就这样，一寸土地有可能导致大片死伤，而大片疆域也可以拱手相让。日本人进入楚水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受降；二，到大雄宝殿拜见菩萨。日本人的这两件事完成得极为肃穆，这两件事本身却互相矛盾。是一种大反讽。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板本六郎的这次宗教活动是麻木的。他不相信中国菩萨能听得懂日语祷告。他的祈祷总体上心不在焉。他无限意外地，也可以说无限惊喜地看见了这样一副对联：

杨柳枝头净瓶水

苦海永作渡人舟

板本看见了两行好书法。板本走过去，他投入了另一种宗教。板本的心智在皈依，是一种幸福细软的文化靠泊。

书者用的是赵孟□笔意。撇捺之间有一种愉快飞动。盼顾流丸，杳然无声，风情万种，得尽风流。书者对汉字的分布与解意释放出晓通人间烟火的真佛灵光，苦行之中隐逸着一种大幸福与大快乐；操守与自律里头又有一种大自在与大潇洒。每一个字都是佛。在这样的小地方隐藏着这样的大书家，完全符合中国精神。怀瑾握瑜历来是中国人的胜境。板本六郎找到住持，行过礼，在纸上写道：对联写谁？住持看了半天，明白了他的意思，接过笔，写下三个字：陆秋野。

寻找陆秋野没有费板本六郎的工夫。板本六郎只身一人于次日下午登门拜访。陆秋野不在家。他的女儿婉怡孤身一人坐在红木桌旁读书。陆秋野的女儿抬起头，看见过廊里一位戎装日本人从天而降，她的眼睛顿然间交织着无限惊恐。下人张妈手执抹布，僵硬地注视了这次历史性对视。张妈后来成了我们家族史里的关键人物。历史就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把一个奴才推到无比重要的位置上去。历史被下等人的观察与叙述弄得光彩夺目，而历史本身则异样寻常。

陆秋野的女儿婉怡是在日本人立正、向后转走后坐下去的。她自己一点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站起身子的。婉怡坐下后大口喘气。张妈丢下抹布不停地揉小姐的胸脯。小姐说，张妈，张妈，张妈。太太从后院进来时小姐已经安顿好了。太太吩咐下人用桑木门闩闩死大门，脑子里不停地问，出什么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婉怡就是我奶奶。这个父亲当然知道。但了解历史的人易于规避历史。人类完全把自己弄坏了。我想父亲对这一细节比我更为了解。那一年冬天母亲向我叙述一九五八年，那是母亲怀我的日子。她刚怀上我，父亲就逼她去医院做人流。这一细节不同寻常，它至少表明了父亲对家族史的了解程度。对历史的洞察引起了父亲内心的种姓慌乱。知父莫如子。林康怀孕后我坚信我了解了父亲。我再说一遍，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生命范畴。种姓文化在这里无限残酷地折磨父亲的过去完成与我的现在进行。

一九五八年的冬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季。这时的父亲早已不在楚水县城，而在乡下。他和爱因斯坦一样做了右派。母亲正是在这一年怀上了我。母亲无限惊喜地告诉父亲这个秘密。这是初次怀孕的女人常规性做法。母亲把父亲拽到土灶后头，压低了声音说，她可能“有了”。父亲望着母亲，父亲的脸上顿时刮起了东北风，残荷败柳东倒西歪，呈现一片冬景。父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阴着脸说，知道了。随后开始了漫长沉默。父亲的沉默像刀片，能把你的肉一点一点割下来。父亲在几天后对母亲说，你最好回城里“做掉”。母亲说不。母亲接下来问干吗要“那样”？父亲便不开口。母亲这时随父亲来到乡下，在破庙里教孩子们四则混合运算以及《收租院的故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不。面对母亲的固执，父亲的固执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有力。他拉下一张瘦脸，皱纹都绷直了，终日不说一句话。父亲不肯和母亲对视，甚至不碰母亲端上来的饭碗。父亲的沉默带有巨大的侵略性，可以压断他人的神经（所谓他人其实只有母亲）。父亲的沉默在其他方面用得却极其拙劣，他用沉默进行政治斗争，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他们把父亲赶到了乡下，让他面对泥土和牲口，他们让父亲和泥土与牲口比试，看看泥土、牲口和父亲谁先开口讲话。但母亲终于让步了。母亲端上碗对父亲说：“我回城去。”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也做了让步，他接过母亲送来的麦粉粥，沿着瓷碗喝了一转。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幸福得伤心死了。生儿育女是父亲绝对不敢正视的东西。我觉得父亲的苍凉心态已经体悟到了生存极限。大悲悯与大不幸使他学会了正视家族生态。他把自己当成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块石碑，他的存在只意味着家族生命的一件事：到此为止。我认定父亲一定有过自杀的念头，他没有自杀成功只可能是技术上出了纰漏。

母亲的手术没能如期进行。偶然因素在历史的节骨眼上再一次站起了巨大身躯。我至今能看到它的黑色阴影。母亲的手术费在码头上给人抢光了。丢钱的愤怒坚定了母亲“不要”的决心，这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回到乡村父亲就走到大队卫生站，他找到了赤脚医生。医生说，办法是有的，就是大人要受内伤。父亲没有做声。医生给了父亲一整瓶奎宁。这种由热带作物“金鸡纳霜”提炼而就的特效药，专治疟疾，同时兼备收缩子宫之功效。鉴于这一效能，奎宁一度又成了堕胎良药。它成了乡村爱情悲剧里最有力的巨灵之掌。母亲接过奎宁后镇静无比。她倒出了一把，昂头吞了下去。几十分钟后母亲的脸上开始发白。她躺下了，当晚就神志模糊。母亲喘着大气说，下来了没有？父亲没有回答。母亲说，再吃、再吃、再吃。恐怖在这个时候袭上了父亲的心头。母亲已经完全不对劲了。母亲大病一场，堕胎却没能成功。我在母亲的子宫里坚守自己的阵地，直至最后胜利。我的头痛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把奎宁。从记事起我的头就疼。我一直认为人应当头疼，就像长眼睛和流鼻涕一样理所当然。我看了《西游记》后才知道，即使是孙悟空也是不该头疼的。头疼完全是有人念咒。头疼是一件最头疼的事。它伴随着思想，成了我思想的前提和代价。

母亲病愈后没有放弃她的使命。她可能已经忘记了堕胎的初衷，只留下了一种心理愤恨。她开始为堕胎而堕胎，就像不少人为吃苦而吃苦，为拍马而拍马一样。母亲挑水、登高、深蹲、下跳，母亲在炎热的日子里拼命跳绳，绳索在她的脚下头顶呼呼生风。母亲从一数到两千，母亲累倒了站起来，生命不息堕胎不止。但母亲终于失去了信心。母亲逢人就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就是下不来？母亲说，你拿碾子碾吧，实在是下不来了。父亲动了大怒，沉默的父亲终于高声呵斥说，生，给我生，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沉默的人一开口往往就是真理与命令。母亲这时候相信了命。命就是这样。命中一丈难求八尺。

林康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背影也开始糟糕。她白天在家吃饭睡觉，夜里去交易大厅上班。我不知道她那个老板是怎么弄的，竟然允许她这样在公司里进进出出。在我研究家族史的惨淡岁月，我和林康的关系反而平静了许多，像两个客人，彼此相安无事。林康有好几天甚至都像贤妻良母了。随着我对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日渐消瘦下去。林康怀疑我有了外遇。这是她所希望的。这样也许就扯平了。所以林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可以在外头“搞”。应当承认老婆怀孕是男人的危险期，多数男人在这段日子里不可救药。但我没有外遇。我坚信这段日子的前期我已经阳痿了。我甚至盼望自己就此松软下去。这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就是在这段日子的前期我爱上了汉字，是夹在日语里的那种。我在新华书店里找到了日语教材，上面用最时髦的圆头体写了“日本语”三个字。我不知道这三个字用日语发出来是什么声音，但我凭借汉语文化直接走进了日语。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两种民族，凭借一个民族的文化呼吸体验到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体温，而这两种文化相去甚远，只在文字里留下一些似是而非。为此我曾伤心万分，内心风雨交加，千古悲伤风起云涌。我就是在这个伤心的午后决心学习日语的。我捧回了大捆日本语书籍和教学磁带。林康望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没有开口，我也没有开口。我望着林康，她脸上的那种神情一下子又回来了，她脸上的中国表情刹那间唤醒了我：我从来就是个汉人。看到林康的表情后我立即决定放弃日语。这两个决定之间只有七十六分钟。我认定了我一生将是这七十六分钟的矛盾体验。我将在这种冲突中风雨飘摇。

远方之月

静静秋穹

沐浴岸之彼与此

月亮升起来了，这是海上的月亮。海上的月亮有一种宇宙性浩瀚悲伤。听不见风，风把月亮揉碎了，随海面千里闪烁。我的头不昏了。我坚信我已经把自己吐干了。我的身体空空荡荡，接近于无限透明。我不再晕海。这是一个奇迹。是我的头疼治好了我的头晕。我的头再一次疼痛起来，也就是说，我又可以思想了。但这一次头疼对我意义重大，它不是回到当初，而是一次涅槃，是心智的皈依与宗教的诞生。头疼是我的天国走廊，它使我的思想沿着这种锐利的感觉拾级而上。我立在子夜的海面，头顶是宇宙，脚下是海洋。大海的严寒逼近了我的肌肤。我幸福地颤栗。我坚信上帝就在身边，人类已经离我而去。我以人类的形象在冬的子夜和上帝对视。我幸福地颤栗。我大声尖叫。我发出前所未有的古怪叫声。我呼喊，但不能说话。我只会说汉语。任何语种都是对上帝真意的曲解。我不用任何语言。我不说话。我发出古怪的声音，没有回音。这很好。月夜的世界就剩下月亮和我。月亮冰冷，我用身体体验月亮冰冷。宇宙，我是你的知觉，我冷。我幸福地冷。我无限冲动地冷。陆地是你们的，同志们，大海归我了；白天是你们的，同志们，子夜归我了。你们在大陆上做梦、谋划、盗窃、性交、暗杀、窥淫。我在海上，我沿着月光看见了宇宙的浩瀚悲伤。

你是谁，孩子？你在大海上哭什么？

你别过来。你是谁？

我是安徒生。你八岁时在我的书上见过我的木刻肖像插图。你读我的书时流泪了，孩子。那是你第一次读书流泪。——给你，这是火柴。

你怎么到大海上来卖火柴？

我不是卖火柴，孩子，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哭声。我住在北欧的童话白色里，那是一种无比干净纯粹的雪白。我知道你是一个汉语史学家，我来看你。我听说你在汉语面前遇到了麻烦，你不应该有那种痛苦，孩子，你太小家子气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很小，孩子，你应当热爱汉语，是汉语哺育了你。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语种。每个语种都是上帝的一种方式。

这绝对不是一件很小的事，安徒生先生，我是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从远处横插进来，站在我与安徒生中间。他的大胡子在月光下如一团白色火焰。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宗教；而对你来说，安徒生先生，是童话。人类应当放弃童话，就像火焰应当放弃冰块！

我读过你的书，卡尔·马克思。您的汉语说得很好。

我的汉语非常优秀。可我用汉语读不懂用汉语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我无法用汉语思想，你知道，思维一旦不能用语言来进行，不是思维有问题，就是语言有问题。你瞧，我买了这么多汉语著作，全是我的书。中国的市场上过去是我的书多，现在是日本商品多。你知道日本吗孩子？你应当关注日本。它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当代世界而言，日本是一种形而上。

日本不只是形而上。日本人敲门来了。日本人站在陆府的两只石狮中间，伸出手，用中指的关节敲出极其形而下的声音：咚咚。

开门的是张妈。张妈一眼便认出了身穿便装的板本六郎。下等人对陌生人的记忆个个都是天才。张妈出于本能随即便要掩门。板本拨开张妈的胳膊，笑起来。板本的笑容是张妈毫无准备的，张妈就那样看着板本六郎结实牙齿上银白的光，双手垂挂了下去。板本的身影走过了陆府的天井，他的双脚在“人”字形地砖背脊图案上交替踩踏。这时候陆秋野已经走上了过廊。他们相互对视。他们的对视风静浪止。板本说，陆秋野？陆秋野说，是。板本走上台阶，看见许多细微的汗芽亮亮晶晶地从陆秋野的额上往外蹦。板本说，我是板本六郎。陆秋野的手往客厅的方向伸过，说，请。板本跨过门槛，一边走一边脱手套，脱得从容斯文又傲岸狂妄，一只指头一只指头慢慢拽。板本坐在红木太师椅上，白手套扔在了桌面上。我看见过你的字，板本说，我喜欢你的字。陆秋野站在一边，见笑了，陆秋野说，涂鸦罢了。板本的脸阴下来，说，我喜欢你的字。不敢，陆秋野恓惶起来，说，实在是不入流。八嘎，板本大声说，我喜欢你的字。陆秋野怔在了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客厅里骤然寂静。陆秋野的耳里訇然响起条台上的钟声。静了好大一会儿板本说，我想看看先生的书房。陆秋野回过头去，说，张妈，茶。板本伸手拦住，说，茶不好，我们喝酒。板本走进书房，四壁就挂着字画各一幅，别无特别之处。板本从书案上取出两支香，掏出打火机点燃，插进白瓷香钵里去，说，我磨墨，先生赐教几个字。这时候张妈送酒进来，陆秋野对张妈说，张妈，你来磨墨。板本说，我磨墨。张妈倒了酒，是两碗花雕，就退出去。板本端起酒来，小心地喝。放了酒就恭敬地研墨。陆秋野心神不定，泡笔，铺纸，而后坐下来入静。各喝了一碗，陆秋野提了笔，写下“野渡无人”。想团掉，见板本盯着，又不敢。板本拿起来，只看了一眼，说，狗屁不通。陆秋野气浮上来，怎样调息总是乱，一口气写下四幅，自己的脸上也惭愧了。板本就不高兴，问，陆先生这样浮躁，是怕我杀人吧？陆秋野一气说了五个“不”，端起酒，只是喝。板本说，要不就写“秦月汉关”，意思多多有。陆秋野提了笔，凝了半天神，又放下，说，这样的意思我越发写不好了。板本说，我研的墨可是到了好处，写不出好字，不该。陆秋野又喝过一回酒，写下“玉人教吹箫”。板本说，次品。陆秋野埋下头，又写下两幅。板本端详了半日，说，庙里的字怕是先生偷来的。板本端着酒，径自走到客厅去，静坐了半小时，方才回到书斋。陆秋野脸上早上了酒意，案子上已写就了一幅，是隶书“竹西佳处”。板本说，唷西，脸上始有松动，板本说，有意思了，有点意思了。他们碰了碗，坐下来却又不语。板本后来说，中国文化确是美文化，但红颜薄命，气数已尽，不长久了。陆秋野唏嘘了片刻，站起身，随手写下“春去也”。横竖里头气息奄奄，枯枝败叶，悲婉凄切。板本放下酒，眯起眼来。板本摸着下巴，好半天说，上品，回头看陆秋野已是涕泪滂沱。板本说，一染上暮世残败气，中国文化就韵味无穷，天意。板本酒意上来，扔了碗，大声说，你们有什么用，支那人，你们就会说美丽的伤心话，就会弄断肠的婉约玩意。你们不配活。你们是活尸。陆秋野望着“春去也”，脸上羞得不成体统，都走了样。陆秋野酒气全涌上来，重铺了一张大宣纸，换了笔，蘸足墨，运足气，恣意挥洒，一扫阴柔，凭空而来千钧气力，赫然而成“打倒日本”。四个字血脉贲张，金刚怒目，通体透出一股杀气。板本愣住了，却去了豪兴，凝神望了半日，大呼“神品”！板本沉静了十几分钟，呢喃说，日本会有这样的艺术，会有这样的中国文化。板本无比激动地说了一大通日语，他打起手势，面对陆秋野又吼又叫。他的目光交织了希望与愤怒，最后用汉语说：“我会再来的。”

板本走后陆秋野晃进后院，太太和女儿惊恐地迎了上来。陆秋野一屁股坐上了石凳，石头的凉意顺着屁股眼直往里头飕，酒意也去了大半。陆秋野对着太太视而不见，说，我闯下大祸了，陆家大祸临头了，我们陆家大祸临头了。夫妻相对，无言而泣。陆秋野好半天才说，是酒害了我，是酒乱了我的性。

板本的第三次登门是在次日黄昏。依然独自一人。板本表情宁静从门前款款而至。板本的平静登门使陆秋野如释重负，却又疑云四布。板本显得开朗豁达、神清气爽。见了陆秋野就喊“先生”。板本一边走路一边大声说要向陆“先生”学习中国书法。陆秋野躬身应承，随后领着板本在陆府里随意走动。陆府里所有的人都与板本一一见过。这里头当然包括十七岁的小姐婉怡。这是婉怡与板本的第二次见面。应当说，第二次见面是他们的真正见面。这次见面婉怡闻到了板本身上浓重的香皂气味。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女性的嗅觉是许多大事的开端。香皂气味使板本的形象生活化了，使十七岁的婉怡确信板本是一个“人”。这个结论导致了我们家族的大不幸。对“人”的判断历来会导致灾难。关于“人”，是与否的判定经常走向其背反。“人”与“非人”历来是人的两极世界，它如同正极与负极吸附在同一磁石上面。由人到青面獠牙，只需转个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现实一种；一不留神原形毕露，是现实之另一种。

我得出这个结论不是从历史处，是在林康那里。我时常用即时的当值婚姻当作参照去做史学研究。这是我的方法论。平庸的男人结婚后一不小心就是天才，天才男人结婚后一不小心也会平庸。我是前者。我在婚后的第一个清晨依然不能领悟这一点。我们是“五一”结的婚。在那样的日子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精神饱满，性欲旺盛，是结婚的大好时光。我们在五月二日上午九时醒来，身心疲惫而又爽朗。内心宁静如水，没有骚动与欲望。虽说同居日久，毕竟稍有慌乱。婚姻使我们理直而气壮，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大团结的日子里，我们春心勃发，风起云涌。林康醒来后我们又吻了一阵，她像一只啄木鸟，吻得又开心又迅速。我们谁也不愿先起床，衣裤鞋袜扔得一地，仍旧可见昨日的忙碌。十点我们终于起床了。这次起床对我们双方意义重大。我们为对方穿上内衣外裤，一切都显得兴致勃勃。我们的起床延续了一个小时，其中间隔了诸多亲吻与抚摸。林康就在这时候说了那句伟大的话，她说，当新娘真好。

婚后的林康开始了社交。她认识了一大帮风姿绰约的女人。林康说，梅莉的鸡心项链那么大，都像鸭心了，你看看我的。林康说，小杜她丈夫上月在股票上发了，三个小时净赚四万八。林康说，人家媛媛那才是戒指，真正的南非钻戒，哪像我，整个一铜箍。林康说，华兰兰家有高保真松下卡拉OK了，话筒都是松下牌的，金色，上面有英文Panasonic。林康说，朱彤的卫生巾厂开了两年，小汽车都驶到公共厕所了。我一次又一次心不在焉地面对书本或地图，听林康说外面的世界。林康叙述的样子像受过惊吓，又激动又惶恐不安。我揽过林康的腰，尽量温和地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林康说，面包当然有，你娶我还不就是买了块面包。林康说这话正是她当新娘的第十七天。书上说新娘的第十七天是女人一生中最美丽的二十四小时。我记起了这句话。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审视我的妻子林康，我的心顿时凉下去。林康婚后的第十七天大失水准，出奇地难看。林康转过了身，她的步行动态也出了问题。这世界变化真快。

我不是一个敏锐的人。我对世界的变化相当地迟钝。我并不经意世界的五彩缤纷与疯狂穿梭。世界在轮子上，朝自己不明了的方向轰然撞击，一路闪耀金银火光。商业与市场在风蚀人们的神经，人们既兴高采烈又忧心忡忡。尽管我不敏锐，可我知道世道的变化已经来临，正跨越我家的门槛。金钱在半夜敲我们的家门了，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样，命运敲响了我的家门。林康和我吵一次命运就向我逼近一次。我感觉到了世界的力量，可我不知道世界在哪里。我漫无目的走上大街，大街上布满阳光，各色人等行色匆匆，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留下酸臭的汗味。人体的这种分泌物充满了丑恶性质，它使肉体与精神变得黏稠。焦躁的喇叭声宣泄了司机的内心烦倦，反映出人类对自身目的过于热切与缺乏节制。我走了一会儿就累了，累透了，都不知道城市在哪儿了。我回到家，捧起书。我并不想研究历史或学问，我只是让浮动起来的心再降一降、静一静，有能力迎接林康。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新婚的新鲜劲头似乎过去了。我们的床笫之事有了些节制，大热天我不再冥想，人也疲沓起来。林康一日接一日地忧郁下去。她终日盘算我们两个中的一个“下海”或“跳槽”。我提议说，我们到卡拉OK厅里去坐坐，兴许有点乐趣。我们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家，最低消费每人人民币三十元。我们坐在空调冷气里，手执冰镇雪碧，四处一片暗蓝。林康说感觉好多了。乘着兴致我为她点了几首歌，她唱得很开心，就是低音低不下去，调子起高了，高音部分又吊不上来。我注意林康的大臂上又有了清爽滑腻的手感。一下子又回到初恋岁月，整个晚上林康就热烈地说，再唱一首，我就又为她再点一首，临近子夜告别歌厅的时刻，林康又说，再一首，最后一首，唱完了就回家。

我们的好心绪没有能耐到回家。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的皮肤就像烧着了。世界是逃不掉的，它永远是老样子。你躲来躲去还是要回到世界里去。在路灯下面林康的情绪坏了下去，脸上又出现了忧郁，她的脸色在路灯下慢慢地难看起来。林康说，什么时候家里能装上空调，小日本的空调一个要一万多。我说，要不你到日本去。林康说，能去早就去了，没那个命。我说，日本人可是给我们打回去的。林康笑起来，说，算了吧，你算了吧，中国人个个都是皇帝的心，太监的命。我说这话可说差了，你就没有嫁给太监。林康说，你就剩那么一点能耐了。这句话我听了不开心，内心的厌烦如夏夜一样升腾，我和林康在城市的夏夜款款而行，在城市的夜景里构成了又一幅爱情与婚姻的苦难即景。我开始了心不在焉。我不时打量踽踽独行的少女，她们像蝙蝠，在夜的颜色里华丽地飞行。我其实不是一个花花肠子的男人，我弄不清楚这一刻我为什么这样看女人和姑娘。这不好，尤其当着妻子的面。林康说，你看什么？林康显然发现了我内心世界的新动向，女人做了妻子在这上面都是有眼力的。我说，看什么？我什么都没看，我只是有些心不在焉。不对吧，你弄错了吧，林康说，是对我心不在焉吧。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什么天仙。林康站住了。我也只好停下脚步。不打自招！林康恶狠狠地说，林康这么说着兀自走了。我无趣地走在后面。我认为林康应当说“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说文雅些。“不打自招”，这样的话完全是拉板车的人用的。我追上林康，说，看你气壮如牛，完全可以拉板车去了。林康又停下脚步，两只手抱在怀里，冷笑着说，怎么嫁到你们陆家来的就得拉板车？

林康这话委实有些过分了。她这话是冲着我父亲来的。我父亲几乎拉了十年板车。我的童年就在板车上一路吱呀着过来。

父亲拉板车始于一九五八年。他成功地做了右派，整天拖着那辆木轮车跟在贫下中农身后，洗刷他的灵魂。父亲的拉车姿势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时的父亲显得很粗壮，脊背被太阳烤得油光闪亮。但父亲的臀部糟糕透顶，雪白细嫩，下河洗澡时显现出与后背和双腿令人绝望的分界。父亲的臀部是他惟一没有被改造好的部分，是旧时代残留给他的最后的一块文人气息。拉板车的岁月父亲终年不说话，像个哑巴胎。父亲对人类语言的敌视极大影响了我的智力发展。我到三岁都不会说话，九岁依然口吃。父亲不着急，母亲也不着急。我猜想父亲可能不太喜爱他的母语。但父亲拉板车的日子产生了我的诗意童年。坐板车成了我一生的最大理想。父辈的不幸时常为儿辈完成一种乌托邦。我的童年生活浸泡在那种桃源式的歌谣里。鸡鸣桑树巅，犬吠泥墙边。我的世界里只有泥土和植物，对它们我可以为所欲为。父亲告别城市为他自己带来了宁静，也为我母亲重新树立尊严提供了机会。父亲不说话，母亲则成了最优秀的乡村教师。父亲不招人喜欢，也招不到讨厌，而母亲则是广受欢迎的乡村客人。母亲的外地口语与众不同，她的言谈里有完整的主谓宾与定状补。她的口语就像“毛选”那样又标准又正确。许多农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母亲面前，他们盼望自己的后代能像我母亲那样，一开口就不同凡俗，甚至能拿起毛笔，在新春时分的大门上写下一副对联，表达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对大米棉花以及酱醋油盐的款款深情。

父亲拉板车的后期阶段我沉醉于我的科学研究。我和贫下中农的红后代们整天研究新型食物。那一年我五岁。我们的方式很原始，即身体力行。我们四处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饥饿使我们对鲜嫩植物充满好奇与欲望。人类对食物的不断发现应当归功于人类的饥饿感。人类饿不死不是因为有食物，相反，是饥饿本身。世界在饥饿面前无所不能。大学三年级我曾在图书馆九楼通读汉文版《资本论》，马克思没有能说出这个真理，这是这部从商品入手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典巨著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缺憾。谁是我们的食物，谁是我们的非食物，这个问题是生存的首要问题。我们吃棉桃，吃槐花，吃枸杞，吃桑叶，吃芨芨草，吃野茼蒿，吃芦苇心，吃椿树根。我们决定吃什么什么就能吃并且好吃。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是槐树花最疯狂最艳丽的一年。与此同时，也是楝树花最妖娆最鲜嫩的季节。春风乍起，落英缤纷，千紫万白，交相辉映。槐树的白花与楝树的紫花使我们的村庄呈现出一种大丧礼式的隆重与喧闹纷繁，就像林黛玉所描绘的那样，花谢花飞飞满天。林黛玉吃燕窝喝参汤，她当然要关心花瓣的飞行姿态。我们不关心。我们不认识姓林的黛玉。我们对植物的好丑喜恶只有一个标准：是否能吃。但你要知道槐花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尝一尝”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味道好极了。我想我肯定是吃得太多了，当天夜里我就开始拉稀，拉稀令人绝望。肚子里的严重亏空使拉稀的意义超出了病理性质。这次拉稀使我的脑袋更尖，下巴更长，鼻子也更扁。这次拉稀的旷日持久超出了常规。多年之后我依然有这样的条件反射，看见槐花飞扬我就想拉。父亲无计可施。父亲与母亲正一起承受着大便干结的折磨，他们吃秕糠，啃地瓜，排泄物在腹部百结愁肠。父与子有关排泄的矛盾格局给了父亲以灵感，他决定以毒攻毒。父亲用秕糠往我的嘴里塞。第二天他的以毒攻毒便大获全胜。拉稀与便秘的斗争以秕糠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我不拉了，立即又走向了反面，只剩下大便的欲望，却无拉稀的晓畅。多年以来我一直做有关大便的梦，百般辛劳而无功。肛门的压迫感让我快要发疯了。大学时代我曾就此请教过我的心理学老师。这位高个子“弗学专家”从释梦的角度认为我可能是“性亢进错位”。他一边给我开书单一边启发我，注意“性欲肛门期利必多转移”。大便阻塞的历史时代我渴望放屁。不过话说回来，依照经验，我是不太情愿放屁的。肚子里的东西都是宝，值得去爱护、去珍惜，哪怕是气体。节省一点是一点。我们这个民族是放屁也能放出失落感与忧郁感的民族，应当产生史诗与艺术巨制。有人说“一不小心”就能“弄”出个《红楼梦》，我是相信的。肯定会有这样的事。一般说我的写作也总是小心翼翼，真的“一不小心”弄出个《红楼梦》来，多不好意思。

这一年的夏季充满诗意与可读性。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追忆的重点部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华彩季节。这一年的夏天河里挤满了人。汉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说得真好。汉语文化对世界的惟一解释就是吃。人们拥挤在河里，向所有的水中生命发动挑战。我记得人们在水里热情洋溢的模样，一具又一具尸体漂浮在一九六二年的夏季水面。这些尸体随液体波动，筷子一样又生硬又零散，夹不住任何东西。许多尸体从水中捞起后被人抬着走，要绕过一道大坝，坝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大字：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我们在胸怀饥饿的日子里依然不忘放眼世界。

我真正放眼世界是这次海上。放眼的结果令人尴尬。我一无所获。海是一副中央帝国的样子。世界只是它的岸。在海上我坚信，人类的意志与想像只是相对于大陆而言的，如果没有海洋，世界史只可能是独裁者的日记。

白天我几乎都坐在机舱里。这里马达轰鸣。我坚信这样的喧闹轰鸣对梳理我的思想大有好处。轰鸣是一种负安静，也可以说是安静的另一种极端形式。我点了根烟，又孤寂又幸福地天马行空。我喜欢这样的心智状态。大海一片浩淼，而前面就是日本了。许多日本渔船和远洋油轮和我遥相呼应并擦肩而过，我注意到他们的船只喜欢用汉字“丸”来表示。“樱花丸”、“川贝丸”、“雪国丸”、“富士丸”，诸如此类。我越来越喜欢“丸”这个字，尽管我不知道它在日语里表达了怎样的所指。在海上缅怀人类的大陆世界，处处可以用“丸”去概括的。世界就那样可笑，被一只手搓成丸子，放在一些无聊透顶的地方，随风漂泊，随波涛汹涌而去。我用汉语思维、体悟，却企图涉及全人类。我怀疑汉语可能是离世界本体最远的一种族语言。它充满了大蒜气味与恍惚气息。这种高度文学化、艺术化的语种使汉语子民陷入了自恋，几乎不能自已。关于语言我可是个行家。我了解语言对上帝意旨的诠释状态。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像我一样理解语言的是斯大林。也就是被称为“全民的父亲”、“人类的主宰”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论语言》，是一本写得不错的著作。我坐在木板上，屁股下面是柴油机的震颤，强烈而又细腻，我看见斯大林沿着我的想像向我走来。由于柴油机的缘故，想像里的斯大林不住地颤动，像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氏症。许多伟人都死于这一顽症，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斯大林站在我正面，留了八字须，身穿军用呢大衣，脚着马靴。他面色严峻，忧心忡忡，目光凝重而又冷漠，透出一股领袖式的宇宙感。只有关注人类与世纪的眼睛才会有这样的目光。你好约瑟夫，我说，我想和你谈谈语言约瑟夫。斯大林站住脚，忧郁地望着我。我加大了嗓子说，我们在海上，没有路也没有墙，这里很安全。斯大林向四周看了一回说，我知道很安全，虽然我有很多警卫战士，但我知道，有人就会有安全问题，警卫越多当然人也越多。——你瞧，这已经是逻辑学的范畴了。

您为什么那样关注语言，约瑟夫？

您为什么叫我约瑟夫而不叫斯大林？斯大林反问我，这两个概念都是指我。

约瑟夫是您，而斯大林是世界意义上的您。如果我没记错，“斯大林”是列宁同志给您起的名，汉语的意思是“钢铁”。

你瞧，语言多么复杂，离开思想的抽象语言是没有的，正如没有离开语言的思想。你为什么是汉人？很明了，因为你用汉语思维。

照这样说，一个汉人能顺利地用日语思维，他就会成为日本人了？

当然会。这是我研究语言学的意义所在。优秀的人类战略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关注语言。人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期是以“英语帝国主义”作为标志的。同样，俄语应当是人类共产主义的语言。人类大同的梦想必须以语言大同来实现。

可是中国人更爱说汉语。

唔，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共产主义。

约瑟夫，我们谈谈具体的问题，这么说吧，我对日语一窍不通，可我有日本人的血统，二次大战时，您知道我……

是这样，斯大林打断我说，我明白了，是这样。但你是中国人。就像约瑟夫是斯大林一样不容置疑。汉语是一种不可同化的语言，它是语言学的特例。我了解汉语。我了解中国人。

我很高兴我是中国人，对这个民族我充满自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

我只关注人类，斯大林铁板着面孔说，我对个人没有兴趣。

斯大林就这样打断我的话。斯大林紧锁眉头的样子使他更像一个忧郁浪漫派诗人，甚至有点像叶赛宁或夏多布里昂。斯大林说过再见就走出了机舱。太平洋苍莽无垠、碧蓝浩淼里有一种宇宙感伤渲染我、感动我，使我不能承受。海洋就是这种东西，吸引你来，再把绝望劈头盖脸泼给你。太平洋不关心人类的语言，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局面，波动、传递。东西南北风，东南西北浪，对世界不偏不倚。我手扶栏杆，意识到太平洋的存在是对人类的一种告诫与嘲弄。我坚信地球生命一定起源于海水。大陆生命的出现预示着海洋生命的一次有效剔除。这是大陆的灾难之源。城市无疑是大陆的最后坟墓。人类习惯自掘坟墓，然后，迷醉而优美地跳进去。

我们就那样在城市里作践自己。城市是人类放逐自我的最后途径。和林康的吵架使我学会了出走。这次婚后冷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间有过短暂间歇，甚至有过初恋的回光返照。林康在这段日子怀上了我的孩子，随后的一切又乱了套了。

我想我就是在这次冷战中成长起来的。这段落魄的日子导致了我的外遇。是一次丰收。事情发生在下班以后。下班后我漫步在街头，刚领了工资，走在路上信心十足。晚风习习，华灯绚烂，行人也就格外的漂亮动人。完全是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外景。喝酸奶时我遇到了夏放，她的本名叫王霞芳。夏放只是她的艺名，也就是在舞台上走钢丝时所用的名字。我其实并不爱喝酸奶，我喝酸奶完全是我的一次精神渴望，我希望能得到一次缅怀。这里面有潜台词，日本人的广告说：“酸奶——又酸又甜；初恋的滋味。”处在我那样的时刻是容易追忆初恋的。我站在乳白色的立柜前，说，酸奶。

外遇在这时拉开了序幕。一个姑娘站在斜对面，背影是窈窕淑女。白裙子，黑背心，蘑菇头。小腿有极好的外弧线。因为吮吸需要她的脖子倾得很长。她的脖子让我激动，让我无端地活跃起来。这样的脖子无疑是产生爱情或婚外恋的温柔场所。她转身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还弄出了不少画外音。我是一个极本分的男人，完全料不到自己在这上头会有潜能。她的口红笑起来，眼影部分有了适合于男人进攻的可能性。我说你好。她点点头。好像是老相识了。我们结账后款款漫步，城市夜景妩媚起来，霓虹灯也活蹦乱跳。我开始赞美她的脖子，然后称赞她脖子的上面和下面。由于酸奶的缘故，我的智力开始发酵，喷发出芬芳泡沫，说出了意想不到的美妙警句。她听进去没有我不知道，但我说得开心。我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激情批判金钱、家庭、股票和伦理。在虚幻的激情中我意识到自己实在是个伟人。这一回她听得很耐心，低着头，认真地咬左手的食指关节。她的这个动作可爱又可怜，使天下的男人勇气倍增。我们在路灯下的身影时而颀长时而粗短，充盈了深刻的历史精神和不确切的现实状况。后来她说，我有点累了。她说这话时依然咬着食指关节，眼睛里全是优美的委屈。我立住脚，想拥抱她，嘴里却说，你叫什么？夏放，她说，夏天的夏，开放的放。我就料到她会有这样的名字，不同凡俗，意味隽永。夏放眨巴了眼说，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提议找个地方坐坐，再喝点什么。夏放说，要不呢，就到我那里去，我可是从来不把男人带到我那地方去的。我有点儿不坐怀而乱，愚蠢地笑起来。她说，笑什么嘛。我就说，走。

我一点都没料到我正在做什么。兴奋得过了头了。男人的第一次外遇至关重要，它的意义等值于婚姻。所谓家花不如野花香，完全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堕落，又无聊又幸福。进了门我情不自禁地夸她的腿。她说：“当然好看啰，这双腿是走钢丝的嘛。”为了证实双腿的良好性能，夏放挺直了一条，缓缓举过了头顶。夏放的这个举动对我是一场灾难。她的粉红色内衣点燃了我的夏季。这时音乐响了，是一支箫，有气无力却春意勃发。我的目光生硬了，她恰到好处地两腮含春。虽然铺垫过于仓促，但毕竟是水到渠成。我们胡乱地吻了。

她经不起吻，松了下去。在夏季的这个晚上我走出了人生的重大步骤。夏放给了我无比新奇的感受，她在床上胆大心细无微不至。她的床上工作充满想像力，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良好结合。这个走钢丝的女杂技演员让我体会到了钢丝的危险与刺激。我们一次又一次起死回生，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跳向彼岸。后来风停了，雨住了，我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满足而又疲惫。夏放伸手摸过手表，看了一眼。她很突然地坐起来，对我说，八点了，你该付账了。我支起上身问，你说什么？夏放没看我，用刚才的平静语调重复说，付账吧，都八点了。

我坐起来。我心中大片大片的爱情刚枯木逢春就遇上了风暴。我企盼一次外遇，却做了回嫖客。我说你是婊子。她笑起来，说，难听死了。我说你他妈的是个婊子。她说，我六岁走钢丝，十二岁团长把我睡了。走钢丝，和男人睡觉，我就会做这两样事，不过呢，她咬着下唇说，女人谁不想做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婊子吧。

这个该死的夜混账透顶。我走在夜城市路边，脑子里汹涌起大段的自我独白，我相信第一回做了嫖客后的文人内心都装满了一部巨著，从盘古开天地到改革开放，从中华民族到美利坚合众国。我开始了哲学沉思。我用几个小时审视了自己全部的心灵经历。我为找不到借口而懊丧。于文人而言，深沉状态大部分是堕落找不到借口的伤感状态。霓虹灯依然在搔首弄姿，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向口袋。空了，归来却空空的钱囊。我终于发现我的内心独白远没有那么伟大，没有历史气息与文化构架，只是一种恐惧。人民币贴到婊子的肚皮上去了，回家没法向林康交账。

大问题依然不在这儿。问题是夏放的身体和她床上的姿态对我产生了巨大诱惑。她那种大胆不要命的细腻波动与呻吟给了我罪恶式的欢愉。罪恶欢愉是一种彻底，人类走向“原罪”委实是一种解放。我终于被自己说服了，第二次走向酸奶街头。我知道我不可救药了。“一”意味着诱惑，“二”则有了规律性堕落。我不是在街上，而是在电器商店里找到了夏放。我走上去，轻声叫她的名字，对她说，我们去工作。她纯情无比地笑起来，甚至有点害羞，像个处女。圣洁与淫荡历来就是优秀女人的拿手好戏。她说，我刚买了盘麦当娜CD。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解释不了当初与夏放的诸种疯狂。肉体被24K情欲所左右，其实很可爱。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嫖，东方的性审美似乎历来如斯。

在我研究家族史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做一种可怕联想，一想起板本六郎与我奶奶，我就想起夏放与我的细节种种。这种联想令人绝望，却又不可遏止。我弄不懂我的心智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心滑行。它使我一不留神就会陷入尴尬境地。板本和陆秋野关于颜筋柳骨王皮赵肉有没有取得文化共识，于我而言并不要紧。我关心的只有一点，板本是何时实现对婉怡的性占领的。我对此耿耿于怀。性占领是一种极其本质的占领，个人或民族的许多大话题都结在这上头。那时候婉怡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板本则身姿硕健，英气勃发。这为占领与被占领都提供了物质可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即那台手摇式留声机，它是我的家族史上最有史料价值的物什。我在许多作品里提及过这台由爱迪生发明的音乐机器。现在它已经失灵了，放在我的书房里，遍身笼罩了一层历史陈迹，铜质喇叭上生了许多斑驳铜锈，墨绿色，像哑坏了的嗓音。这台留声机当年播放得最多的是梅兰芳博士的唱腔选段。其时梅老板蓄须明志，封了嗓子。他的唱盘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往年的陆府总是在夏夜唱堂会的，日本人到来后堂会也自然换成了留声机。许多夏夜板本和陆府上的人们一起听梅老板的唱盘，我想这是极其可能的。他们仰望星空，四周蛙声一片，萤火虫的屁股在头上的葡萄架间吃力地闪烁。陆府的不幸这时其实已经开始了。灾难时常选择良辰美景悄然而至。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种牧歌式的宁静里滋生了。这一夜人们照例坐着听戏。大伙坐在天井里，堂屋里的蜡烛娇羞如圣女，静静地秉照夏夜。张妈注意到板本、婉怡、客厅里的红蜡烛极其偶然地串在了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在板本与红蜡烛之间，婉怡的青春轮廓被红蜡烛照亮了。她面侧与后颈上的茸毛给了我奶奶一道细腻模糊的勾勒。婉怡动人的剪影唤醒了板本体内最活跃最严重的部分。他马上做出了重要决定。悲剧业已发生。在这个决定里我奶奶婉怡的悲剧命运已不可更替。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宗教信条，也不是哲学体系，只是生命的糟糕流程，或者说是生命里的致命感受。婉怡的不幸印证了中国史里一种最本质的部分，中国史说：灾难的最后不幸总是由女人来承担，真他妈的狗杂种历史。

入侵者最无耻的举动也都是风度翩翩的。彬彬有礼的兽行是入侵者最常见的行为规范。第二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奶奶的灾难笼罩了婉怡少女时代最后一个处女梦。午后日本人的小汽艇靠泊了陆府后院的石码头。上岸的只有一个人，是板本六郎。板本走进客厅和陆秋野说笑了一阵。这时候冲进一队人马。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这一队人马端着长枪把陆府的上下全部赶进了后院。婉怡呆在自己的闺房里，刚要出来，门恰好给推开了。是板本六郎。板本那样靠近并俯视婉怡，婉怡的脸上感受得到灼热粗重的男性鼻息。婉怡的咽喉往下咽了一回，随后下巴慢慢地往下挂。婉怡后退的步伐与板本逼进的步伐刚好同步。婉怡的下巴用力地在动，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婉怡闻到了日本肥皂的芳香气味。退到床边婉怡坐了下去，神经质地握住纱帐，捂在胸前。板本挨着坐下去，揽住她的腰，然后解她上衣上的布质纽扣。婉怡的手僵在那里，双眼惊恐地盯住板本，甚至不会眨巴。婉怡的上衣就那样给脱了，露出了藕色小马夹。板本拽住两边，一发力，丧心病狂的撕裂声在婉怡的内心拉开一道狭长缝隙。婉怡低下头去，看见两只小乳房发出淡蓝惊恐的光。婉怡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沉重闷响，整个身子松塌了，掉了下去。婉怡在晕厥里一直感觉到一条多脚软体昆虫沿着她的身体四处爬动。婉怡最终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撕醒了。她的身体在重压中被一种节奏冲撞得支离破碎。婉怡睁开眼，另一双疯狂的眼睛却贴在她的眼边。婉怡张开嘴巴又一次晕厥过去。

日本人撤走后陆秋野老爷和太太一起冲进前院。天井里弥漫着雨雾。他们看见婉怡的闺门大开着。他们立住脚，互相看了一眼，听不见任何动静。太太试探着走进去，眼里轰地就一下，小姐光裸了身子散乱在床上。小姐的身子松软绝望，散发出冷凝凄艳的将死气息，苍白而又幽蓝。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视而不见地眨巴。太太打了一个踉跄，杀人了，太太说，杀人了。老爷刚要进去，先闻见了一股内分泌与血腥的混杂气味，老爷的手扶住门框，脑子里空了，只看见天井里潮湿的地砖背脊发出骷髅一样的历史反光。陆秋野听见房门轰地一下关死了。太太在这样的时刻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太太闩好门，走上去给女儿擦换。太太的手触摸到女儿的皮肤。是红木一样的细密阴凉。太太一边忙碌一边说，丫头，你说句话，丫头，你和你娘说句话。婉怡的目光慢慢地掉了过来，和太太对视，唇部动了动，启开一道细小的唇隙。没开口。

婉怡的沉默预示了她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我们家族的伟大忍耐力源于我奶奶婉怡。上帝只赋予人类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创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把它们分别赐给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在我奶奶那里，需要忍耐的是屈辱，而到了我，最严重的是面临饥饿。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杰克·伦敦。他在一本书里说，“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慈善是当你和狗一样饿时与狗分享的骨头。”我读这句话时在图书馆的二楼。读完这话我便热泪盈眶。大作家的身上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悲悯，涵盖了时空，感动人类。因为杰克·伦敦的启发，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反复追忆那段饥饿日子，饥饿岁月我关注的并非慈善，而是饥饿本身。我终日盼望一块与我分享的骨头，甚至一块给我的骨头。我饥饿的时代背景这里不必补叙了，它发生在自然灾害最猖獗的年代。那一年我六岁，也就是说我的饥饿也是六岁。因为严重缺钙，我的罗圈腿已见端倪，中间可以夹个西瓜。我的不少大学同学以为我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因终年在马背上驰骋，才长成今天这种样子。回过头来看灾难总是那样浪漫诱人。我对罗圈腿的关注是长大之后的事，我那时最关注的是手。我一直以为我还有另一只手，长在胃里，拽着某样东西往上爬。有一本史书里说，一个民族要出了问题，这个民族的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会接近神话。我坚信六岁那年我不是依靠想像，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里增添了一只神话之手。

那一个午后是刻骨铭心的。依照视觉上的记忆，应当是冬日。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面土墙阳面烤太阳。我们不说话，闻得到屁股下面稻草的金黄色气味，我们看见懒洋洋的太阳下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惟一醒目之处是上衣上有四个口袋。他背了一只包，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平绒红字。因为某种需要或者说天意，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来。他显得很疲惫，坐下之后就闭上眼睛，与我们分享阳光。事情发展到此一直风平浪静，他并没有惹我们。可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可是”这样的转折词一直非常坏）他竟然从他的土黄色挎包里摸出了一只烧饼。冬日的阳光下面烧饼发出金色光芒，烧饼的芳香气味五彩缤纷地散得一地。烧饼惹我们了，它光芒四射。我们的嗅觉吐出了春天的嫩芽，目光里淌出三尺流涎。我们站起身，满地都是投向烧饼的枯瘦身影。他闭着眼，准备享用这只烧饼。他在酝酿充分的唾液。他睁开眼时肯定吃了一惊，他看见了一排小狗蹲在地上，神色严峻，穷凶极恶又彼此防范。一群小狗就那样盯着他手里的骨头。他马上冷静了，脸上笑起来，笑得很饿。尔后他就张开嘴，把烧饼送进去，细腻地、严肃地、投入地、历史感地开咬。他的黄牙陷到烧饼里去了。在撕开之前歪了歪脑袋，尔后他开始了幸福伟大的咀嚼。他的咀嚼生动活泼，依照音响能听得见牙齿与舌头的空间位置。最伤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喉头动了起来，依照经验，他马上就要下咽了。他真的下咽了。他的大喉头无耻地提上来，我们都看见那块烧饼缓慢而抒情地、华丽而绝望地蠕动下去。我也咽了一口，肚子里那只手却伸出来了，什么也没抓住，便又缩回去，反给我肚子一拳。我望着他手里的烧饼，烧饼有一块空缺。后来的岁月里我坚信烧饼的空缺就是维纳斯女神的断臂，有一种残酷、惊心动魄与无力回天的美学效果。他突然看着我，他的目光明白无误地看着我。我预感到一种神秘的可能即将降临。我有点晕，坐不住了。他说：“想吃？”我张开嘴，挪动过屁股。我不开口。我担心一开口巨大的神秘降临将就此消逝。“叫，”他说，“叫我爹。”

“爹。”我脱口而出。“爹。”我立即做了这样的补充。我像狗那样对称地舔了舔舌头。

他的脸上很开心，低了头，用手指最灵巧的部分掰分手里的烧饼。他掰开了蚕豆大的一块，放在我的掌心里。我的一只巴掌托住蚕豆，另一只巴掌托住巴掌。我把那只蚕豆送进嘴里去。我没来得及咀嚼甚至没有来得及下咽，那只手就一把抓了下去。我咂嘴追寻烧饼的味道，可烧饼的味道空空荡荡，连同我的舌头与童年一起空空荡荡。

“爹。”我的同志们一起高声说。

然而他又咬了一口，把那块烧饼放进了挎包。我们一起亮开了嗓门，像鸟窝里伸出来的嫩黄嘴巴。我们喊爹。我们彼此抗争用力呼喊爹。他点头微笑。不拒绝也不施与。他一定听出了一种恐怖，那种孩童身上因饿极而出现的回光返照。他站起身开始撤退。我们紧跟他，排了一路长队，一路高叫爹，一路流口水。他甩开大步，最终在草垛旁转身并消失。我们站住，道路空洞起来，我们的伤心开始升起。冬季无限苍茫，天上飞过饥饿的鸟，它们的翅膀疲沓机械，向远方无序而散乱地飞动。我们望着鸟，泪水与口水一起流淌。

我真正全神贯注关注鸟类是在海上。天空布满海鸥。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再是六岁孩童。海上经历已经使我能熟练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在海上做鸟是一件痛快的事。海鸟的世界只是海水。没有国境与护照绿卡那样的啰嗦事。它们惟一的标记是“类”。我立在船尾，成群结队的海鸥伴随船体而行。它们离我那样近，它们的羽翼纤毫毕现。它们瞳孔周围的绿色光圈活灵活现，笼罩了海洋球面。它们不用担心人类猛兽，甚至没有风暴之虞。它们在没有任何固体的世界里自在飞翔，栖浮于液体表面。它们是那个世界里惟一的固体生态。我时常顺沿想像做起海鸥，扶摇而上九万里，尔后俯视人类。大地上没有国界，但人类就是这样自作自受，干戈相见了几千年，最终安定于划地为牢。人类把地球瓜分完毕，并发明“祖国”、“民族”、“家园”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人类对自己的发明满怀深情，把故乡以外的地方称为“天涯海角”，把家园以外的道路称作旅途，把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作“外语”。我们就这样放逐了自己，并为此兴高采烈。

我已经说过，父亲结婚时和爱因斯坦一样，已经成功地做了右派。父亲是我们家族史上惟一投身中国革命的先驱。父亲后来又成了我们家族史上惟一的一位左派。父亲在某一天的早春意外地叛逃而出，他远离陆家大院，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这样做当然有其逻辑性背景，然而父亲一直不愿提及此事。父亲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成了我叙事里的空穴来风。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成了革命队伍里一位能画会写的文化战士，他编顺口溜，出黑板报，用石灰浆挥刷大幅标语。父亲的青春面庞和新生共和国一起闪闪发光。他憋足了劲，不但迎来光辉的一九五七年，而且做了右派。他被送到了乡村，在当年陆府长工们的监视下洗面革心。父亲在乡村经历了一生中最充实的幸福时光。“母亲只有疼爱孩子才会打孩子的屁股，”父亲这样对另一位右派说，“做右派是党对我们灵魂的巨大关心！”父亲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慈祥湿润的巴掌，是母亲的巴掌，疼痛但贮满母爱。他找来了马克思的书，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始阅读。父亲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找到了人类的万苦之源与理想明天。父亲低头忍受自己的饥饿，抬头关注的却是人类。父亲在做了右派之后时常向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村里的“党组织”是一位五十九岁的独眼老头，他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独眼支部书记来到父亲的房间，向父亲借钱。父亲给他倒了开水，请他上坐。然后父亲开始倾诉。他结结巴巴、夹叙夹议、声情并茂。老支书用惟一的眼睛望着父亲，说，你有钱没有？父亲说，没。老支书站起来，跨出门槛。他背对父亲，对父亲说，你的思想党组织已经掌握了。父亲听着党的乡村方言，一个人站在房屋中央，胸中霞光万丈，玉宇澄清万里埃。父亲一遍又一遍回味老支书的话，热泪盈眶了。父亲写了入党申请，他知道从组织上来说这是不太现实的，但在灵魂上，即通常所说的思想上他有把握。他一次又一次在想像里面对红色旗帜与黄色锤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一次又一次内心澎湃，泪如泉涌。父亲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九九二年，这时候他退居二线已经三个月了。父亲入党时出乎意料地平静。回家后，他出席了我为他准备的宴会。他多喝了两杯，不久就睡了。

实际上我要叙述的不是父亲的入党，依然是他的家。父亲的住家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闲置多年，里面依然弥散出糜烂稻谷和农药化肥的混杂气味。墙壁四周布满了老鼠洞。父亲那时和老鼠做了朋友。这个秘密是我在成人之后发现的。父亲能和每一位老鼠悄然对视，长幼无欺。父亲一连几个小时望着他们，给他们读书、读报，为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开斗争大会，批判毒蛇与黑猫。父亲和老鼠生活在一处而相安无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我曾见过密密麻麻的老鼠在父亲的面前围着一个圆圈用力狂奔，像召开鼠类奥林匹克，我一去老鼠就跑光了。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事，由此引发过一段很好的对话。那些话相当精彩，被我写进了日记。

父亲就是在大仓库里正式和母亲结婚的。他们的床笫支撑在大仓库的西北角。这张床和一只泥质锅灶的对面是庞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在夜里成了隆重的黑色，里面装满了老鼠的追逐和磨牙声。许多夜里母亲总要点灯睡觉，但点上灯更可怖，那些硕大空洞的空间在暗淡的灯光里变得杳无边际。空洞在视觉里有了体积和重量。它压在母亲的睡眠上，使母亲噩梦连篇。这个仓库没有支撑到我出生就坍塌了。在夏末的一个滂沱雨夜里，它死于一个霹雳。我记事的时候它的旧址已成了一块稻田，每年都长满不同品种的早稻。这里是我的大学，我的早稻田大学。

我的另一所大学应当是那个叫夏放的女人，那个做皮肉生意的前杂技演员。在我研究家族史的空隙，我三十七次爬上她的床笫。她给了我廉耻以外的巨大快慰。肉欲攥紧了我，她是床上的天才。我忘记了我是人，在床上我对她大声吼叫，我是一条狗。夏放就说，我是一条母狗。这时候麦当娜正在CD唱碟里反复重复：像一个处女，像一个处女。我觉得我的夏放一点不比麦当娜差。在夏放面前我认真地放射我的身体，它很好，所有的机件都功能齐全。我为什么要研究该死的家族史？汉人，大和人，马来西亚人，盎克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高卢人，亚玛逊人，俾格米人，爱斯基摩人，都是上帝精液的子民。我们是一家子，同志们！家族史历来是历史的叛徒，人类最辉煌的史前时代没有混账的家族。人体是历史的惟一线索，人体是历史惟一的叙事语言。惠特曼说得对，如果肉体不是灵魂，那么灵魂又是什么？所以我说，我又一次说，夏放，再给我。夏放肯定被我吓坏了，说不行，绝对不行。夏放说，你累了，你要生病的。夏放关掉了麦当娜，空间顿时安静无比，一抹夕阳斜插进来，温柔而又性感。我说你给我，夏放望着我，像夕阳一样望着我。她的泪水渗出来，摇摇头，说不行，你要生病的。我把她摁住。夏放说，你要累死的。后来夏放又语无伦次了。她带领我走钢丝，在八百里高空。我们火火爆爆又小心翼翼。我说，你骂我，骂我日本鬼子！夏放喘着粗气，闭着眼说，你不要命了。

深夜一点我在夏放的乳房上醒来。我想我该起床了。夏放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吻我，无声无息。唱机上的绿色数码在反复跳动。我托着她的腮，说，我的钱全嫖光了，你先记上账。夏放幸福无比地说，日本鬼子！

凌晨两点走进林康的贸易大厅完全是鬼使神差。我弄不懂我来做什么。大厅里灯火如昼，一台又一台电子终端吐出成串阿拉伯数字。我在角落里坐进沙发，点上烟，看林康的背影。我一点看不出悲剧业已笼罩林康。她的背影与那张电子屏幕一起显得十分平常。后来我看见林康站起了身子，站得极猛，双手扶住屏幕，嘴里发出一种声音，像被烫着了。好几位经纪人一同围上去。我不知道在那个没有空间的假想市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听见有人说，怎么这么快，天，怎么跌这么快。我揿了烟走上去，林康站在那里，嘴里衔着一支黄色圆珠笔。但她的脸色已经面目全非。她面如死灰，脸上的胎斑一颗一颗显现出来。她盯着屏幕，两只眼珠慢慢向上插。她的身子晃了两下，一点一点松下去，倒在黑色皮靠椅上。死亡弥漫了大厅。

林康是在医院醒来的。她一醒来就痴痴□□地和我对视。我给她递过水，林康没有动。过了好半天林康说了一句话。那句话狗屁不通，却给了我十分锐利的永恒记忆。林康说：

全世界都在骗我。

后来林康闭上眼，泪珠子在睫毛上颤动。她的样子真像夏放。我望着她，向她的腹部伸出手去。我的手放在她的腹部缓慢地体验，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追忆夏放，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长相。我想像世界里的所有女人长得都像林康。妻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她驾御了你的一切，乃至想像力。我走上过廊，过廊里是酒精与福尔马林的混合气味。我在黑暗里吸烟。和我对视的是伟大著名的烟头。它陪伴着所有的天才之夜。烟头是夜的独眼，它忧郁而又澎湃。在烟头的帮助下我想像起我的孩子，他长得像林康，完全是林康的翻版。但他是钢琴家，靠十只指头在八十三个黑白键上与世界交谈。他的指头贮存了上帝的听觉，英语的耳朵和日语的耳朵都不再依靠翻译，直接走进人们的心智。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额头晴朗，笑声灿烂。他娶了曼丁哥语系冈比亚著名的英雄昆塔·肯特的黑色后裔。他们真正跨越了种族，心平气和地看待国界与语种。他们坐在飞机上，看不见国界，只看见山峰与河流，许多缤纷的颜色组合在他们的飞机舷窗下面。他沿着经纬线飞往所有的地球表面演奏他的钢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的音乐，就像所有的人都有想像中的圣诞老人，白头发，白胡须，红帽子与红棉袄。这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却伴随着人类的愿望，直到永远。这是我的孩子一生所要做的事，他只用十个指头，完成得举重若轻。

在这样的夜里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追忆起板本六郎。我的心智全乱套了，像我的次品电脑染了病毒。我的想像在深夜叠现诸神毫不相关的事理。我不知道板本六郎是谁，关于他我实在是一无所知。这个因为文化吸引走进我奶奶家门的日本男人，却又在我奶奶的身上创造出巨大的悲哀。这位入侵者膜拜在中国文化面前，依然不肯放弃对中国人的占领欲望。他必须为所欲为。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占领者。十七岁的婉怡只用了一个下午便走完了女人的一生，这一点奶奶与父亲是相反的，父亲用一生的时间都没有完成自己的真正午后。婉怡多次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的自杀企图让老爷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婉怡事实上已成了老爷手里的赌注，老爷的家园全部压在了十七岁的婉怡身上。十七岁的婉怡整日坐在她的闺房内，等待日本人对她的强暴。命运只为奶奶做了这样的安排，我奶奶十七岁的婉怡她老人家别无抉择。

日本人板本六郎在陆家大院里只做两件事：练习书法，强暴婉怡。他平平常常地这样做。陆家大院平平常常地这样接受。

初次的疼痛与惊恐之后，婉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屈辱。已婚男人板本六郎开始了最惨绝的性掠夺与性剥削。他显示了惊人的耐心，他的身体与语言都显得无比温存。婉怡的身体在空虚里出现了松动，出现了出卖自己的可怕苗头。她产生了性快感。这种感受使她无比羞耻却又不可遏止。她身不由己。性高潮使我的奶奶痛不欲生。板本六郎在性高潮的前沿让我的奶奶欲罢不能。婉怡用指甲抠挖自己的青春肌肤。她痛恨身体，对自己的肉体咬牙切齿。她老人家在性高潮的大屈辱里诅咒肉体对自己的无情反叛。如果肉体不是灵魂，那么灵魂又是什么？

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父亲，产生了我，产生了我们家族的种性延续。不难看出，《圣经》产生于原罪。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原罪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史就是家族对祖上的忏悔。这是人文的全部内涵。

林康被注射了镇静剂，睡得很踏实。她打着小呼噜。我的孩子在她的安眠里安眠。太阳出来了，我困得厉害。这个世界困得厉害。

醒来时天已微明，大海的凌晨无比清澈，沁人心脾。我应该看一回日出了。这些日子我惟独误过了日出。我决定看一回太阳升起的样子。我洗过脸，刷完牙，静坐在船头。我知道我走进了仪式。

天是蓝的，海是黑的。最初出现的一抹阳光是扁的。但太阳还没有出现。世界处在一个精心的准备阶段。宗教氛围无所不在。太阳出来了，只有拇指那么大，是一块猩红。然后大一点，再大一点。和太阳的面对面我第一次依靠人类的感官体验到地球的自转。这是一个伟大的感觉，是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于哥白尼和布鲁诺。人类感觉的每一点进化都蕴涵了漫长的人文历史，蕴涵了大牺牲和大痛苦。东方红，太阳升，我很突然地伤感起来。没有理由。地球在转，我吸附在地表的弧线上，参与了这种伟大的运转。浩瀚的海面血红了，太平洋伤心起来，这个液体的大世界静穆地移动，在人类的视觉之外激荡奔腾。

仪式完成于寻常日子开始的时刻。我的泪还没有流出眼睑，我的激动便阳痿了。一个身影在我面前傲岸地出现了。他以这样的教诲对我说：

听我说孩子，一个人是一个局限，一个生物种类依然是一个局限，因为地球必须依靠我的哺育。

你是谁？

我是日神。也可以说是阿波罗、诺日朗或羲和。

我认识你，我们的夸父追逐过你，而我们的后羿又捕杀过你。全是你闹的。

明白了，你是人。地球上就你们爱走极端，听说你们想当地球的领袖？那个莎什么比亚自吹自擂说你们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这回事吧？你们打得过狮子吗？

打不过。可我们有智慧。

傻孩子，智慧是我扔给人类的魔法，让你们折腾自己用的。

你算了吧，我们用智慧已经揭示出宇宙的秘密。我们了解自身，我们也了解宇宙。

傻孩子，宇宙的所有秘密早就让我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就在你们的脑子里，我把它们放在了智慧的背面。你们越思考离秘密就越远。你们看不见宇宙秘密就像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目光一样。

你胡说，没有谁会相信你。

我不用骗你，孩子。就像你从来不用骗蚂蚁。我没有理由骗你们，是你们自己在骗自己。这样，举个例子，地球一直围着我转，可你们的视觉一直以为我围着地球转。人类了解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用了几千年，你们反而把发现常识的人称为英雄。记住，孩子，人类的英雄都是由于发现了常识而永垂不朽的。偶尔发现真理的人都成不了英雄，都要付出代价，因为接受真理的历史太漫长，真理一旦被广为接受，又将是几个世纪，这时候真理早成了常识。

我对你说的话不感兴趣，我在大海上只关心有限的几件事，想念我的奶奶和那个日本杂种板本六郎。

关心得有道理。不知生，焉知耻；不知来，焉知去。

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

不能。我只管普照大地，而后留下阴影。我不关心人类的幸福。时间与钟表无关，海洋与液体无关，幸福与太阳无关。

你是个骗子。

我是日神。再见了孩子，我有我的工作。神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要上路了。

你接受了人类的膜拜却说走就走，你是宇宙第一大盗。

接受膜拜是我的工作，说好了的。

太阳就升起来了。宇宙一片灿烂，海面金光万点。日神在万里晴空对我微笑。他俯视我们，双眼皮，胖胖的一个劲地慈祥。他的四周是线形光芒。向外发射，无穷无尽。天空在他老人家的前面只供他老人家闲庭信步。他说得真不错，这是他的工作，说好了的。太阳与幸福无关。

但海洋依旧。液体世界坦坦荡荡。这是孕育风和雨的巨大平面。远处有几艘远洋巨轮，它们为世界贸易而贯穿全球。远洋巨轮在海面上相对静止，分不清国别，在大海上宛如孩童放在澡盆里的玩具。

“文革”时期这样的游戏一直陪伴着我：找几个蚌壳飘在澡盆里的水平面上，父亲指着澡盆向我灌输了海洋这个大概念。我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也许是太孤寂了。“文革”是父亲的生命史上最痛苦的章节。他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入党了。这还在其次，大革命如火如荼，父亲不能革命，也不能反革命，甚至不能被革命，他是一只死老虎，除了有限的陪斗，他一直被排斥在革命之外。这使他伤心伤肝伤胆。父亲或我们的父辈在本质上是不会“出世”的，他们渴望入世，他们鞠躬只作军前马，九死一生终不悔。父亲的晚年成了一个真正恬淡的人，到了无为之境。他经历了极其痛楚的心灵磨难。这段历程不是来自《庄子集注》，恰恰来自“文革”。“文革”是父亲的绝对噩梦，尽管他承受的并不是“浩劫”。

父亲向我讲述大海。父亲一次又一次用“看不到岸”向我描写海洋世界。现在想来这里头蕴涵了他的绝望与怅然，也蕴涵了多年之后我的大海之行。“看不到岸”毕竟是以超越视觉极限做前提的。依照父亲神一般的启示，我把澡盆想像成海，从比例关系出发我只能用一只蚂蚁来替代自己。也就是说，这时候蚂蚁就是我了。我不知道蚂蚁能否从此岸看到彼岸。这时候我望着水里自己的倒影不知所措起来。我不得不指着倒影追问父亲，那个“我”到底是谁？想像力的最初发展必然导致自身的疑惧。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游戏的当天晚上我曾问父亲，我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捡的。”我说，从哪儿捡的？父亲说：“垃圾堆里。”我说，为什么是垃圾堆？父亲说：“被人扔了，用报纸裹着。”我说，是谁扔的？父亲说：“生下你的人。”我说，从哪儿生的？父亲说：“胳肢窝里。”我说，胳肢窝又没有洞，怎么生得下来？父亲说：“用刀割。”我就拿来一把张小泉牌剪刀，对着自己的身体剪了过去。父亲夺下剪刀，对我说：“出去玩。”这样的对话贯穿了我的童年，它使我忧郁。童年的忧郁一直与生命的本体有关。我坚信大部分中国儿童有过我这样的精神负担。我们没有答案。父亲或母亲在山穷水尽时一律用“出去玩”来打发儿童的哲学忧郁。中国的父亲不太愿意交代自己与儿子的渊源关系。这里头可能有一种种性脆弱。中国父亲一律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大异于自己，产生“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这样的质变效果。所以我只能望着澡盆里的蚌壳，在大海里飘荡。我的海洋世界是那只童年澡盆，它决定了我的忧郁气质与未来的写作生涯。

忧郁质一直陪伴着我，直至我有了与夏放的外遇。外遇使我开朗起来。这使我立即发现我是一个十分肤浅的家伙。我马上又尝试了与其他女人花好月圆。我相信了这样的话：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我可是一个不多话的男人。我这样的男人完全适合肉欲纵横的都市时代。她们可不担心我“说出去”。林康在家里怀孕，我在外头“搞”，真是两头不误事。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这样。看来外遇真是魅力无穷。它让你欲罢不能。外遇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始无终。它使你在与任何适年女性交往中学会以艳丽的眼光看待人生。我不放过任何机会。我坚信男人和大部分女人（女孩）之间有着无限可能。我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和认识背景下认识王小凡的。是在那个综合性大学的知行楼前。王小凡，女，芳龄十九，大三物理系，北京人氏，身高一米六一，体重六十公斤，皮肤微黑，双眼皮，黑眼珠，翘鼻头厚嘴唇，脸上常有热爱生活的新鲜表情。我碰上她时她正在看英语书，眼神里是强迫记忆的样子。我看着不错，就走了上去。我一走上去其实她就完了，她还能有什么好？

我们接吻是在当天晚上。学校正放了暑假，适合偷鸡摸狗。在王小凡面前我再次证实了自己实在是个下作无耻的东西。我的主题非常明确，上床，尔后完成苟且事。但我不急，过程是要紧的。现在想来我真是过分了，什么女人我不能找，偏偏找这样一个姑娘。不过我没办法，处在这样的时候你不搞就是别人搞。与其别人搞，不如我来搞。这是哲学，也是诗。

上床是在第三天下午。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个过程显得过于保守。爬进大楼，撕掉了宿舍门上的白色封条。我们躺在了她的小木床上，通身上下都是汗。胡乱吻了一通，我悄声说，好吗？她懂我的意思了，头枕在枕头上，闭上眼，她就点点头。我就往上撂她的绿方格摆裙。她夹住了。我拽了一把，她又夹了一回，她的脸红得厉害，已是春色盎然。她闭着眼极小声地说，你先下去。我就下床，在水泥地板上踱步。她又说，把帐子放下来。我就放下来。她说，用夹子夹好。女孩的这种仪式让人幸福让人心酸。我听见蚊帐里许多细碎的声响，后来安静了。我反而不知所措。做深呼吸。这时候她说，上来。这两个字她说得极柔嫩，却是如雷贯耳。我猜得出里面的自然景色。我伸进头去，她和我对视，也不眨巴。眼睛里黑是黑，白是白，光明透亮。她伸出手来，握住了我。她把头侧向了里边，说，用那个，我插到枕头下面，摸出了一串避孕套，一大串，是一个又一个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你别问，她说。她这样说我不开心。我弄不清我和她到底是谁在捕猎谁。我们开始了。她咬着下唇，只是转动头部，黑发如液体一样波涛汹涌。小鸽子，你这个小鸽子，我说。——你，她文不对题地说，——是你。

这次性经历对我意义极大。可以用这个词：铭心刻骨。有一瞬间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我不是我了，我成了板本六郎。在身体下面呼应我的不再是王小凡，而是婉怡。这个念头不可告人。我坚信伴随着性行为所产生的错觉时常就是人们力图回避的历史。历史会在男人的性经历中惊奇地复生。男人应当警惕自己的性欲望。这是大事。男人应当慎而又慎。亡灵在我们的躯体上复魂可是骇人听闻的，一不小心便会把自己扔到“多年以前”。

因为这个念头作祟第二回合我就心绪不宁。小凡看出来了。我们草草完成了第二章节。小凡为我擦汗。她用肘部蹭我一把，嘴里说，嗳。我嗯了一声，顺势想吻她。她侧过头去，说不要。我却收不住心思，内心不停地模仿阴暗的错觉。我躺在那里，喘息和流汗。想老婆了吧？小凡说。不是，我说，不是。那想什么，小凡说，看你脸上的样，像解放前。我说，我就想解放前。小凡却笑起来，侧过身，吻起了我的胸部。我突然就升起了一股怒火，把小凡摆平，骑上去。这一个回合来得山呼海啸，身体发出了撕裂的声音。你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命令说，你快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凡快活得发疯了，她的身体风铃一样摇荡起来。疯了，疯了，小凡说，你疯了，你疯了。

在想像的那一端，婉怡终于怀孕了。她怀上了我父亲。屈辱同样可以产生生命。在这里我想做点补充，婉怡的怀孕板本六郎最终未能知晓。他死于一场小规模狙击战。战争就这样，它从不念及文字或故事，它从不在乎当事人是不是某个故事的承担者。它让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五更。战争为我的叙事留下了无限空缺，几辈子都补不完。我在上海寻找奶奶的绝望里多次想起过板本六郎。我想念他，这个毁灭我们家族的魔鬼。他是我的爷爷。我在大上海的马路一次又一次设想板本六郎六十至七十岁的老人模样。这样的想像让我断肠。我伤心至极。民族和国家绝对不是大概念，它有时能具体到个人情感的最细微部。让你脆弱神经背起一个民族或某个历史时代，让你在不堪重负里体验他们的伟大，这个哲学结论让我越发酸楚。上海是个令我畏惧的城市。到了上海我就要发疯。我想念我的奶奶，我亲爱的奶奶婉怡；我想念我的爷爷，狗娘养的死鬼爷爷。他们的陈旧面容和青春轮廓充斥了我的胸间，相互依偎，相互敌对，在我胸中东摇西拽。我听得见肠子被扯动的痛楚声响。我今天依然在痛苦。我想告诉别的史学家，中国现代史实际上远远没有真正结束。

我奶奶婉怡是在中国现代史里怀孕的。她在一个午后晕厥在过廊的木质栏杆旁。她的脸灰白如纸，她的表情像一张纸钱在半空无声闪耀。醒来时她老人家躺在竹榻上。手腕被任医生握住，放在了膝盖处。任医生极细心地问切，最后站了起来。陆秋野说，怎么了？任医生就是不开口。陆秋野说，要抓什么药？任医生最后说，也不要吃什么药，她只是虚。陆秋野问，她到底怎么了？蓄了须的任医生望着大厅里的中堂画轴，却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望婉怡。婉怡低声说，爹，你陪任医生去喝茶，我不会病的。任医生没有喝茶，匆匆告退了。等下人都下去，婉怡躺在那里开始无声地流泪。婉怡说，娘，谁让你们喊医生了？我哪里就能死了？我还怎么活？太太怔了半天，脱口竟说，你不来红了？婉怡说，都二十三天了。太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依照顺序，下面的叙事自然要涉及到父亲。这是一个极困难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父亲是板本六郎和婉怡的儿子，这个不须赘言。从血缘关系上说，父亲应当是陆秋野的外孙。而在我的家族史里，父亲一直叫陆秋野爹。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要做介绍。这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当然是日本人板本六郎强加的。我不知道我的这部作品有没有机会译成日语，我当然希望板本六郎的家族成员能读到它。我想对他们说，人类是每一个人的人类，人类平安是家族安宁的最后可能，对此，我们每个人责无旁贷。

婉怡九个月的孕期，太太则怀孕了九个月。这对于陆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除此别无良策。陆府里的下人们很快就听说，太太“老蚌得珠”了，二茬春，又有喜了。这样的谎言当然是做主子的编出来的。说谎的人历来对谎言十分自信，尤其是做主子的。陆府的主子们坚信下人们不知详情。他们生活在谎言里，煞有介事。他们羞愧万分地演戏。这一年陆府里的植物分外妖娆，后院的大芭蕉与藕池里的巨大叶片都展示了一种特别旺盛的血运，在阳光下面反射出耀眼光芒，碧油油上了一层蜡。陆府的这一年总体上说异乎寻常，鬼鬼祟祟地富贵，鬼鬼祟祟地宁静，鬼鬼祟祟地装模作样。这一切全因为父亲。

婉怡的生产没有戏剧性，由于奶奶年轻，父亲的出生出奇顺当。为她接生的是下人张妈。因为掌握了主人的秘史，张妈就此走进了我们的家族，并成了我们家族中飞扬跋扈的女人。人们怕她泄密，而最终泄密的恰恰正是这个女人。当然，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陆秋野，我一直没能弄明白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是何种心理。我没法设身处地。我不能确定具体的日子，但事实是，这一天肯定有过。有一点我想过多次，陆秋野一定产生过掐死父亲的可怕念头。我认为这一猜想符合中国史。只有这样才能“一了百了”。父亲能活下来无疑归功于婉怡。是婉怡伟大的母性挽救了父亲。人类的本性与历史规则之间仅存的这样一条缝隙让父亲抓住了。父亲的苟活得益于此。父亲的不幸更原始于此。婉怡为她自己生下了一位弟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弟弟。作为家族史成员，我靠直觉可以肯定这个历史结论：陆府终于又编造了一个谎言，婉怡顺应这个谎言即将永远离开楚水。历史就这样，一旦以谎言作为转折，接下来的历史只能是一个谎言连接一个谎言。只有这样，史书才能符合形式逻辑，推理严密，天衣无缝。在我成为史学硕士后发现了这样一条真理：逻辑越严密的史书往往离历史本质越远，因为它们是历史解释者根据需要用智慧演绎而就的。真正的史书往往漏洞百出，如历史本身那样残缺不全。

我又说起了这样空洞乏味的大道理。说得又平常又冷静。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再一次泪流满面。我不知道我哭什么。我坐在台灯下面。小闹钟里红色秒针在机械地数时间。我想起了我奶奶永远离开家门的那个清晨。我坚信是清晨，我们家族最要命的事件都发生在清晨。天刚刚亮，只能看见行人的大致阴影。小船靠泊在后院的石码头，四处布满露珠，凉意逼人。婉怡的疲惫身躯打了一个寒噤。婉怡走向石码头，她在楚水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与可能。我知道婉怡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苦了。她无限麻木，但听觉却灵敏起来。她听见了桨橹的欸乃声。我奶奶踏上木船，世界摇晃不定。远处有公鸡打鸣。婉怡听见船工打饱嗝的声音，船就向河心滑去。婉怡回过神来，伤心往上涌，绝望往上涌。我奶奶望着陆府的黑色轮廓一股热血就冲了上来。她坍塌了下去，倒在船舱。醒来天已大亮，婉怡轻声说，娘，孩子，娘，孩子。这时候初升的太阳浮于水面，我奶奶对着河面尽头血红色太阳大声说，天啦，天！后来船拐了一个弯，婉怡，我的奶奶，消失了。水面上只留下风，留下一道长长的水迹，一块水疤。风后来把那块水疤又吹皱了。水面重新呈现常态，千万年亘古不变的常态。这种液体常态永垂不朽，不对我说一句话。它连系了我的乡村梦与伤心的大上海。

作为补充，另一个细节不能不交待。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是一个雨夜。子夜过后靠近凌晨。四个湿漉漉的黑色男人敲响了陆府的大门。陆秋野正在梦中。醒来时额头正中央顶了个圆。是盒子枪的枪口，又硬又凉。陆秋野听见有人低声说，不许动，跟我们走。外地口音，无比严厉。陆秋野被捂上嘴，由四个人架着，走了很远。在一条水沟旁他们停止了脚步。这时候大雨滂沱。外地口音命令陆秋野跪下，从他嘴里拉出布团，而后问，叫什么？陆秋野说，陆秋野。陆秋野就听见那人说，我代表人民，判处汉奸陆秋野死刑。陆秋野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见叭的一声。陆秋野的故事在一九四五年戛然而止。

但历史把那把盒子枪的回声留给了父亲与我。在我研究家族史之前的漫长岁月，父亲提起陆秋野时总是说你爷爷。父亲对历史的故意隐瞒让我体验到了历史的可怕。我时常在下雨的子夜失眠，看见历史站起了巨大身影，以鬼魂的形式向我逼近。我一不小心就能看见我“爷爷”太阳穴处的枪眼，雨水把血迹冲干净了，枪眼翻了出来，一片焦黑，依稀闻得见肉丝与骨头裂口散发出忧伤肉香。这样的时刻我会无助地战栗，孩子一样渴望亲吻与拥抱。我忘了自己是男人，在黑色的房间里东躲西藏。我常为这样的举动羞愧，面对亲友都难以启齿。

这一切瞒不过林康。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说我“神经病”。父亲笑得很大度，满脸都是当父亲的笑。父亲的笑容替代不了我的感受。我知道生活严重地来了。天下的妻子都是这样一种东西，她们在男人的空间里无所不在，她们对男人的隐私无微不至。但林康不知道我的身世，谢天谢地。许多夜里我想把历史真相告诉林康，我早就不堪重负了。但我不敢。在那个夏季我时常独步街头，锐利的阳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阳光里我凭空思索起身体内部血液的流动模样。我觉得弄清楚它们于我十分重要。我想不出头绪，但我认定血液在我的体内东抓西拽，是一只手的样子。这只手攥紧了我的生命。大街上热浪滚滚，高层建筑安安静静，投下巨大阴影。五颜六色的金童玉女出入在商店与商店的广告牌下面，却比隐藏在夜色里更让我觉得陌生。炎热的夏季我备感孤寂，一切都松软无态，连同时间一起，敷散开来，收不住筋骨。在这样的时刻我决定看看自己的血液。我急于了解他们的颜色与形状。我决定回去。我在街头走回家的路，一边流汗一边看自己的影子。夏日的影子真鲜明，这是夏季送给我的惟一礼物，但带不回家。一进家门上帝就把它收走了。我进了家门取出一只搪瓷盆，瓷盆里贮满清水。水极干净，接近于虚无。我用菜刀在手腕上划下一刀，血排着长队，呼啸着冲入搪瓷盆。他们无限抒情地洇开来，寓动于静，飘飘浮浮，如七月里的彩云，变幻苍狗与红马。我的血止不住，他们争先恐后，在空中划了一道鲜红的弧线直奔自由而去。我无端地恐惧了。但我找不到那只手。那不是刘雅芝的手。我明白那只手不会出来，它捏着我的血管，在我的肉体深处惹是生非。

林康从房间里走出来，腆着她的肚子。林康望着一盆子血水惊呆在那里。怎么了？林康说，你怎么弄的？我的手，我说。你的手不是好好的？我想找到那只手，我说。——神经病！林康没好气地撂下了这句话。

林康的怀孕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次事故。那个下午我们一同看了一部法国电影。从头到尾都在闹爱情。回到家林康就心血来潮了。林康换了件粉色内衣，让我看她的腿。她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说性不性感，我说性感。她伸出一条腿说，你看，你看，你快看！我被她弄得耐不过，扔了书，就看了一眼。林康不高兴了，说，怎么这样看，眼睛里一点爱情也没有，一点火星也没有！林康说，重看，眼里要有爱情，要蹿火星。我站起来，说，亲爱的老婆，你总不能让我强暴你吧？——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不能？林康说完这话生气地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一本书上说，已婚女人通常渴望性暴力的，为了我们的伟大爱情，我决定偷袭我的老婆。在她洗到关键时刻，我冲了进去，眼睛里弄出了一些电闪雷鸣，抱出来就把她摆到地板上。林康兴奋得直打哆嗦，幸福地反抗和挣扎，地板上沾满皂沫与水迹。她大骂流氓，大骂不要脸。后来她服帖了。再后来就怀孕了。她发现怀孕时似乎生了很大的气。责问我，为什么不用工具？你存的什么坏心思？我想了想，说，眼里冒火了，哪里来得及。林康咧开口红，幸福地说，臭男人，狗屁男人。

林康就这样怀孕的。悲剧就这样诞生了。问题大了。但问题不在林康，在我自己。我很快知道家族的版权了。这使我对林康的腹部产生了巨大仇恨。我是一个眼睛从不“冒火”的男人，仅冒了一次，就出了大事故。这是命。那些日子我常盯着林康的腹部发愣。脑子里追忆的却是父亲。我怀疑父亲曾产生过杀了我的可怕念头。我的猜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十分渴望“弄掉”林康的肚子。现在想来父亲没能“弄”掉我完全是因为政治。政治找上了他的家门，搅乱了他，对我自然就无暇顾及了。在我成长的日子父亲从不向我示爱。他爱上了科学。“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迷恋科学了。他从热衷政治到热爱科学也是一个谜。父亲爱上的当然是自然科学（我一直觉得汉词“社会科学”实在莫名其妙），父亲在乡村痴迷于斯。他的研究是非功利的，他一个人孜孜以求。父亲儿时读的是私塾，他对近代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很快表现出对科学的赤胆忠心，他从初中代数和初中几何学开始，一步一步向科学腹地慢移。运算和推导成了他生命的方式。父亲对每一条定律与公式都重新审视。他是个天才。对他的追忆常令我想起浮士德。父亲终年沉默，垂着硕大的脑袋。他把地面做了他的私人稿纸。他整天比划、摇头、叹息，没有竟时。父亲找来了一堆又一堆马粪纸，剪成若干欧几里德平面。父亲把那些平面挂在墙壁四周，他的目光停留在马粪纸上，春节的爆竹都不能唤回他对生活的兴趣。后来父亲开始了物理学研究。进入七十年代父亲业已成为我们乡村的爱因斯坦。他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惊人发现。有一阵子父亲通宵不眠，那一天早晨他冲出大门对上工去的贫下中农大声说，我证出来了，我证出来了！父亲说，把苹果扔出去，一定会重新掉到地上来的。父亲一边颤抖一边说他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父亲的话被几个农民听到了，他们说，苹果当然掉在地上，总不能飞到天上去。父亲说，飞到天上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掉在地上。父亲随后扔出了一颗石子，石子在半空划了一道弧线，咯地一声砸在了地上，还留下了一个坑。父亲兴高采烈地说，你们看，你们看，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父亲的样子真叫人担心，不少人都说，右派分子一准中邪了。多年之后，父亲从一本科学杂志上第一次看见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这个大鼻子是正确的。我说，你算了，全世界能看明白这个的也就十来个人。父亲的脸上顿时伤心下去，望着我不语。父亲脸上的悲伤扩散开来，宇宙一样浩茫。父亲大声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但他的结论和我的看法一样。父亲真是疯了。但父亲是天才。让我痛心的是，天才为什么一定要降临到他的身上。

我和天才父亲曾有过一次争吵，说来也是因了科学，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有我的伟大计划，我要去读历史。父亲大骂我糊涂，父亲说物理学才是你应当关注的现实。我潇洒无比地说，你怕了？可我要跨出局限，我要研究人类！父亲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父亲说，傻孩子，人类的历史才是一个局限，无限只有宇宙，宇宙的历史是什么？是物理学孩子。

当父亲的年过四十他们的话就狗屁不值了。我没听父亲的。我没有选择该死的物理学。我对形而下没有兴趣。我选择了历史。我成功地阅览了上下五千年。历史可瞒不过我。我读了很多书。我了解人类的来龙去脉。这句话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要不是林康我一直要读到博士毕业的。我对自己的选择历来充满自信。但大海粉碎了我。我开始重新审视父亲。男人三十之后父亲的形象会很突然地再一次高大起来，充满沧桑，光芒万丈。我面对无限空间与浩瀚海面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倦。我像痛恨呕吐那样憎恨起历史与史前。蓝天白云飞鸟海平线安慰不了我。伤心奔腾起来，空阔包围了我，我的灵魂变得孤立无助。长浪机械地、刻板地周而复始。我缅怀起我未竟的物理学。我仰起头，湛蓝的天幕上写满了宇宙密码，那是物理学的全部要义，可我读不懂。拿它们当浮云看。我眼睁睁地看它们随风而去。在海的夜我面对宇宙，宇宙让我明白的只是我的一无所知。我失去了与宇宙平行面对的最后机缘。凄凉如海风一样掠起我的头发，我能够忍住眼泪，却不能忍住悲伤。这是三十岁的男人承受痛苦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海之夜远离我而去，大海把我遗弃给了白昼。大海的白昼是那样荒芜，没有植物展示风，没有固体参照距离，没有生命演绎时间。我立在船舷，甚至找不到一样东西来验证自己。而此刻，历史却躲在图书馆地下室的密码柜里，堆起满脸皱纹，张大了缺牙的臭嘴讪讪冷笑。历史用汉语、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克罗地亚语、印第安语大声对我说，傻小子，你上当啦！我望着海水，水很团结。它们一起沉默，只给我一个背。

那个平静优美的凌晨我完成了我的大海漂行。我带着那张毛边地图随船只靠泊大陆。是一个城市。是上海。晨风清冽，夜上海灯火通明。黄浦江倒映出东方都市的开阔与辉煌。一道又一道液体彩带向我飘曳而来。上海把世上的灯盏都惯坏了，它们是大上海的女儿，美丽而又任性。东方欲晓，远处布满机车的喘息。大上海快醒了，它只在黄浦江的倒影里打了个盹，就准备洗漱了，然后打开门，迎接世界。

这时候我身不由己地想起我奶奶。她此刻正安眠。她在她的梦里。她老人家用最纯正的楚水方言梦见了多年以前。我用眼睛认真地呼吸上海。我无限珍惜在黄浦江心对上海的审视角度。这是我奶奶婉怡无法获得的视角。我的怅然与凄苦不可言传。我就在奶奶的身边。历史就是不肯做这样简单的安排，让我们见面。

在一盏路灯下我上了岸。上海这个城市给了我的双脚以体贴的触觉。我的身影狗屎一样趴在水泥路面上。我走了十几步，踏上另一条街。路灯拉出了大街的华丽透视。满街都是凌晨清冽。我的头却晕起来。路也走不好。我知道我开始晕岸。大陆和海洋是一对冤家。海洋认可你了，陆地就不再买你的账。水泥路开始在我的错觉里波动，我的双腿踩出了深浅。我的生物组织们早就吐干净大陆，完全适应了液体节奏。大陆真是太小气了，它容不得人类的半点旁涉，你不再吐干净大海，大陆就决意翻脸不认人。我倒了下去，趴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杆上，一阵又一阵狂呕。我呕出了鲜嫩的海鲜，它们生猛难再，以污物的姿态呈现自己。我看见零散的呕吐物在水泥路面上艰难地蜿蜒，发出冲天臭气，比拉出来还难闻。我不知道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我的两条腿空了，不会走路。我挣扎几下，自己把自己撂倒了。我爬到路边，在高层建筑下的台阶上和衣而卧。我的头上是一盏高压氖灯，我闻得见灯光的淡紫色腥气。我闭上眼，汽车轰隆而过。我的背脊能感受到它们的震颤。大地冰凉，无情无义。我躺在夜的大马路上，体验到东方之都的冰凉温度。我的眼泪渗出来，很小心很小心地往下淌。我仔细详尽地体验这种感觉，泪水就奔腾了，纵横我的面颊，像我奶奶激动慌乱的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