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孩是我

那一场肾病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的腹部至今保留了许多肤斑，类似于怀孕过的女人最常有的标记。那是持续多月的浮肿消退后的痕迹。肾病的病兆之一是浮肿，一劳累或一吃盐我的身体便如同馒头遇上了雨淋，一层皮就白胖胖的仿佛要胀裂开来。我并不知道肾病是什么，“肾”这个字在我的眼里太高级太科学了，要是有人对我说“腰子”我就明白了。猪腰子我见过很多，几乎两三天我就要吃一只臊气烘烘的那东西。我不想把我生病的年纪交代得太清楚，这完全是下面的故事决定的。我只能这样。但我可以说，那时正值我青春期之前极神圣的准备阶段——那时候无限美好，我今天能够写小说与那个时期有因果关系。美好的岁月里我得了一场要命的肾病。

母亲说，把他送到城里去吧，否则总不是个事。父亲说也好，青霉素和链霉素实在也太难买，——就怕他婶子管不住他，闯下什么祸来。母亲说，他病成这个样，能闯下什么祸。我生病时父母都没有“解放”，在乡下的一间破瓦房里教孩子们乘法除法和收租院的故事。有一年的腊月我就生在这个破瓦房里，那一天飘满大雪，我从我母亲追忆的眼神里看到过那场大雪，母亲目光的那一头一直有我深信不疑的童话，蜗居在干净的雪景和干净的冬青树画框里。

一天的轮船过后，我晕沉沉地来到了县城。婶婶比我预想的要胖，脸上有很多慈善。只是我父亲很喜爱的表姐我一见面便不喜欢。她高我一个头，表姐俯下头和我亲热时她的嘴里散发出很不好的气味，这使我们俩的关系一直笼罩着肾病一样的无精打采。这个细节对以后的故事至关重要。

我可以每天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了，也可以每一个星期化验一回黄色的小便了。这对我是否有效我不知道。我整天躺在表姐的那张带有腥味的木床上。表姐的床头桌上有她喜爱的瓷质白毛女芭蕾舞造型，白毛女的整个身体全落在她的一只脚尖上，后腿摆得很高，这让人看上去相当累。有几次我想把白毛女的脚放平了，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表姐下班后有时也照着塑像踮着脚走两步，表姐走得不好。有一次表姐把一条腿跷得老高地问我，“像不像？你看我像什么？”我说，“像狗拉尿。”过了很久表姐才说，“明天不许你睡在我的床上。”

和表姐的不和非常隐蔽地游动在我们之间，我的孤寂感好像因此被拉长了。最要命的还是白天。每一个白天对我来说都相当困难。婶子她们上班后我总是被反锁在家里。阁楼上老鼠们磨牙飞蹿，弄得我十分地想念过去和母亲。我胡乱地想着心事，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到后来我甚至把婶子家的家具都拿来一件一件想了一遍，先把它拆开来，然后又装上去，我甚至把这些家具被谁用过又要被谁继承过去也替他们家想了一冋，这些都是很累的事。但我一直以为青春期之前过于健康的体魄对想象力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海明威那头公牛应该只是个例外。

天井里开着一株栀子花，许多花朵白白地开在我的病中。隔着方格子木棂那些栀子花的乔木叶片仿佛相当悠远。我知道这都是那些方格子引起的错觉。花香委实很近，花的香气哀伤地飘拂，和我的心思一样近在咫尺。

孤寂中另一种和栀子花一样让我无法测定距离的事出现在我的身边。我听见了极好听的钢琴声。起初我以为邻居在开收音机，接下来的连续几天我终于知道真的是有人在附近抚弄琴键。曲子是我很熟知的，是《白毛女》极悲伤极反抗的调子。唱出来的词应该是这样——

乡亲们哪乡亲们

黄家逼债

打死我爹娘

但是没有人唱。好像周围还有许多人。有一个女人每隔一些时候就喊：“停！”于是琴声和周围的响声就没有了。过一刻又响起来，又被喊“停”。琴声在“打死我爹娘”的那句调子上弹弹停停地反复了几十回，我的整个下午被那种凄凉弄得十分的忧伤。

晚饭后我对婶婶说，明天不要再锁我了吧，我想起床了，我躺得太累了。婶婶说，不能的，你这个病就是要躺。我说我可以躺，但不要锁我。婶子说，钥匙我给你，你可不能胡乱走动。

快睡觉时表姐对我说，今夜不许尿床了，都这么大了，真烦死人了。我没有料到表姐会用这么大的声音把这事说出来，顿然间我万分地惶恐。我一直都是不尿床的，我怎么也弄不懂生病之后我怎么反过来尿床了。第一次尿床时我是被惊醒的，我用手摸到了热热的一块心中就咯噔了一下。我认认真真地用身体焐干后还是被表姐从床单上发现了一块黄斑。一大早表姐惊奇地笑着说，你尿床？我羞愧万分地说我没有。我只希望表姐说话时声音能小一点，表姐却像广播一样对全家说，还赖，你自己看看。后来的日子里每一次入夜我都不敢入睡，我真想就那样能熬到天亮。我总要熬到快天亮时才困得不行地睡去。要命的是一入睡我反而更迅速地尿下了。婶子一次悄悄对我说，我给你做一块尿布吧。我几乎是哭着对婶子说我不要尿布，我为什么要那种东西！今天表姐又提起了这事，婶子答应不锁我的喜悦立即就被入眠的恐惧替代了。

这是我进城后第一次正常地起床。屋子里依旧空荡。我坐在软垫上开始回顾我的所有的连环画。软垫相当舒服，是婶子为我做的，我的两瓣屁股蛋早就被针眼戳烂了。我开始回顾我的连环画，母亲送我进城时我精心挑选了二十本。这二十本已经让我背透了，甚至画面我都能靠想象把这二十本可爱的小书一页一页地复现一遍。

悠扬哀怨的琴声在一片寂静里突然响起，在无聊与空洞中绰约地飘起最美丽的影子。我一直不会弹钢琴，但钢琴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夏夜最晴朗的星空。

我走出了大门，循着琴声我拐进了那个干净的院落。原来就是隔壁的那个大院，院子里堆放了许多彩旗和舞台用具。我站在门口，从半开的门缝里我看见了一个真正的白毛女用她的脚尖踩着琴声优美痛苦地挣扎。这时候琴声反而没有了，我的眼里只剩下了那个通体洁白的白毛女。她并不像塑像上的那么累，相反，她神奇的脚尖使身体轻盈舒展，如羽毛、如琴声一样在风中哀婉地随风飘拂。

“停！”那个老太太高声地叫停，她走到白毛女的面前轻声说，“把胸脯送出去，这样，送出去。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舞蹈的语言。记住，它们不再是你的乳房，而是反抗和仇恨。送，送出去。”

随后老太太对白毛女说：“大伙歇一歇，——你把衣服披上，别受风了。”

白毛女披着上衣向门口走近。她一出门槛就让我很吃了一惊。她顶多才十六七岁，看上去比我的表姐还要年轻。刚才的一头长白发被她拿在手上，属于她自己的是一头乌黑柔和的短发。仅有的这点变化使她顷刻间宛若仙人。两只乳房顶着白上衣的前襟，没有反抗与仇恨，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弄清楚，我一阵心跳就再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了。

白毛女做了两次深呼吸，说，这么香，哪里来的这么香的栀子花。她一直没有注意我，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失望。整个上午我就迷糊在这个院子里，看她舞蹈，看她眼神里的每一次苍茫，指尖上极微妙的无助与绝望。

我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后腰上沉沉地有些疲惫。

中午婶子回家一见到我就喊了出来，“怎么弄的，你的脸怎么肿成这样？”我说，“我嘴馋了，偷吃了咸菜。”这个我有经验，在家里我只要一偷吃有盐的东西母亲马上就能从我的脸上发现的。“快喝水，”婶婶说，“给我喝白开水。”

下午的琴声一响我就又站到了隔壁。很长时间那个老太太都不让下课。我累得已经不行了。我感到这么长时间来我一直用芭蕾的姿态伫立在门外。后来白毛女终于出来了，跨出门槛时她依然不肯看我一眼。我走到她的身边，把偷采下来的栀子花送到她的面前。

给你。我说。

她的眼睛瞪大了。她一脸美丽的兴奋让我无比幸福。给我的？她反问我。

我想我脸上一定很窘，我没有开口，只是平举着那朵栀子花。

她接过花随意在我的头发上摸了几下，问我，你在这儿干吗？

看你跳舞。我说。

我跳得好吗？她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跳得好不好，她老是反反复复做同一个动作。但是我喜欢。我喜欢看你跳，我说。

那你到五一广场去看。她说。

我不认识，我说，我是乡下来的，我来看病。

你有病？你这么胖有什么病？

这是肿胖，我告诉她，是假的，我用相当自豪相当文雅的语调对她说，我得的是肾病。

白毛女再没有说话，她的眼睫毛一点一点地挂下去，脸上的神色又如栀子花香一样忧伤了。是这样，她说。实际上她一点不肯说清楚到底是怎样了。

后来的岁月里我的病中充满了关于脚尖走路的内容，许多想象习惯于从她的舞步上开始腾空。再后来我又做了许多梦，梦中的栀子花一直在门外期待。时间成了我哀伤的最直接因素，而期待又成了时间的最直接形式。最后忧愁的梦和甜蜜的梦一起让尿床所冲走，苏醒就如同我的床单一样让自己很不情愿地正视。

晚上表姐对着镜子扭她的腰肢。表姐对着镜子看自己跳舞时有一种让人无力回天的惨绝气氛。表姐弄了一刻好像自己也不太满意，竟愣愣地走起了神。表姐很爱舞蹈，这个我看得出来。表姐一遍又一遍地叹息，她的叹息如我梦中白毛女的白发一样绰约而又孤楚深长。我不喜欢她这种样子，好像黄世仁老是逼着她问她要租子似的。

我说，你这么爱跳，怎么不到芭蕾舞团去？

表姐恶狠狠的一句回话让我摸不着头脑。表姐说，要不是你爸爸，我早就进了芭蕾舞团了！我的爸爸在乡下教书，这个谁都知道，他和芭蕾舞又能有什么关系。

那个午后发生的事使我觉得好生奇怪。表姐正在买自来水，她用两只白铁皮敲成的水桶从巷口的拐角处往家挑自来水。天井的大门似乎有些毛病，只要没有东西撑住它们就自己咯吱咯吱地关上了。这对表姐的劳动是个妨碍。表姐对我说，你来，给我拉住这扇门，我便走过去站在门后拉住了。我的这个站立地点使我对下面的事得到了一个奇特的观察视角。不论怎么说，从门缝的里口向外所看到的事物，多多少少总有些神秘感。

我看到了白毛女披着上衣正从斜对面过来，她一定是排练结束了。我并不知道表姐挑着自来水站在她的对面。我刚想出门喊住白毛女就听见有人狠狠“呸”了一声，这声“呸”之后我隔着门缝清清楚楚地看见白毛女也狠狠地“呸”了一声。随后我就听见了表姐的声音，表姐说，跳！再跳快把你的×给跳撕了！白毛女停住脚，笑着说，你撕不了，你的腿比水桶还结实哪里撕得动。这么说着她矜持地走了。这场战斗无缘无故地开始，又随着表姐进门时水桶的一声撞击突然地结束。那一摊水迹以极其怪诞的形状卧在地砖上，完全是不期而然的征状。表姐往水缸里倒水时带了很大的怨气。我站在那里研究着她与白毛女之间的事，没有结果。这个悬念成了我少年时代最耿耿于怀的疑症。

挑完水表姐便站在天井里发呆，她的眼睛望着那株栀子花树，目光在树枝上舞蹈。这时的天空有些灰色，这个我很清楚，表姐就在这样灰蒙蒙的天气里对着那棵树内心进行一些苦楚的翻滚。表姐突然说，花呢？怎么花少了那么多。表姐没有问我，按常理男孩子是不会喜欢植物花朵的，表姐只是反复对自己说，那些栀子花怎么会少了这么多。

我和白毛女幸福而又无奈的对话依然进行在她排练的间歇。这一回白毛女主动走上来和我说话。和她说话时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我的目光越来越想回避她白色衬衣中仇恨与反抗的部分。这是一种相当折磨人的事。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说，“我十六岁。”

“瞎说，”她好看地笑着说，“你尽瞎说，你哪里有十六岁。”

我支吾了半天，说，“是……还不到。”

她嗅着我新采的花朵说：“那你干吗说十六？”

我有些害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回答了，我望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我想长到你这么大。”

“为什么？”

“你就不再说我是小孩了。”

“你真是个傻孩子，”她又笑了，“你长到我这么大，可我又长大了，你还是孩子。我眼里的你永远是个孩子。”

听了这话我就好像回到了肾病刚开始的那几天。同学们兴高采烈地从我身边嬉逐而过，留给我的只是空洞的疲惫与疲惫的空洞。我想我的眼睛肯定是走神了。否则白毛女不会问我，想什么了？

我为自己有许多东西无法表达而伤神。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这种情绪像不会言语的植物在风中空洞的摇曳，最后又败零在雨中。

那边的钢琴又响了。是那一种调子，唱出词来就是这一句——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表姐是怎么知道栀子花的事的，我至今不得而知，总之表姐是知道了。表姐一开门就对我叫道，你把栀子花给了谁了？说，你给了谁了？

疾病这东西一定会改变人的，如果在过去，我会满不在乎地说，你管我给谁了！近来我自己也发现我身上发生的一些细微变化。我低声说，给了白毛女了。

婶婶在一旁笑了，说，这孩子怎么会说这样的俏皮话。表姐把身子弓到前面来，对婶婶大声说，哪里是俏皮话，是给了那个小妖精了。婶婶说，哪个小妖精？表姐说，还不是那个披头散发的妖精，还能有哪个妖精。表姐脸上的神情是很委屈的样子，表姐的这种样子相当难看。表姐说话时我正盯着我最心爱的一颗花骨朵儿，这一个特别地大，我早就计划好等它一开放我就把它送给白毛女。

我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表姐安排好了的，这个早晨对我而言永远无可挽回。这一天表姐休息，她在家里东拉西挪像个妈妈。我是说像妈妈，不是像母亲，这不是一回事。后来她走到我的床前，给我叠被子。她一走到我的床前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她掀开我的被子，撇着嘴回过头来，说，这样的床也能睡？你怎么今天又尿下了？你瞧你！满床画的地图，你胸怀祖国了你还想放眼世界怎么的？

我说，表姐……

表姐扯下我的床单就往天井里跑，她拿出一根竹竿把我的床单挂起来，又用丫杈撑到阳光明媚之处，在风中如红旗一样迎风飘扬。我羞愧地站在一边，一动不动，表姐大声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尿床，再尿天天给你拉出来晒！

表姐……我说。

灭顶之灾出现在眼前，这时候我听见有一小队人哼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走到了天井的门前。白毛女那张好看的脸极其残酷地出现在敞开的大门外头。我望着白毛女那张好看的脸，一样东西在胸中很缓慢地粉碎。她肯定什么都听见了。她肯定什么都知道了。我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口，我的泪水如尿床的预感一样不可遏止。

整整一天我躺在没有床单的床上，整整一天我的耳边响着那架钢琴琐琐碎碎的反复。钢琴的音质原来是透凉的，我望着方格子棂外悠远的花骨朵儿，我的勇气与自尊在香气中悲惨地消解。我连续不断地梦见白毛女与我的母亲。我的梦中开始出现泪水的内容。

后来的一天，钢琴声再也没有了。但我坚信白毛女一定在那个铺满地板的大厅羽毛一样轻盈地舞蹈。我知道她肯定一个人在那里舞蹈，我渴望见到她和她的眼睛与胸脯。我独自站在天井，孤独地仰望着栀子花树背后的墙头，墙头上有几棵衰草的枯尸，在风中不语。

过了好几天表姐回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完蛋啦，彻底完蛋啦。表姐说，那个老太婆原来是个反革命，揪出来啦，他们彻底完蛋啦！表姐痛快淋漓地说，看你还神气，这下你彻底和我一样了，你神气吧，哼！表姐的两只手叉在腰间，像女民兵一样英姿飒爽。

我不知道表姐说的是什么，但隐隐约约感到一种不妙。那个下雨的日子我终于鼓起勇气挨着墙角走了过去，我渴望能碰上白毛女但我又担心会遇上白毛女。隔壁的大门紧关着，上头上了一把特大号的铁锁。两张白纸条写着日期“×”字形贴在大锁的上方，两张白纸条的尾部是两个鲜红的公章。

1993年第6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