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城市眼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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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眼下的一切会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那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我在办公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然后一路进了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的空白处旁边有沙莎两个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两个字。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只是让自己的弟弟即时顶替了我一阵，别的她不再多说。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我在楼梯间里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
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想吻她的念头。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38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她。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
主编只让师思在北京呆一个星期。师思却呆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了。分房方案刚一贴出来，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只有我俩时，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惟一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欲望，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强暴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搀和分房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将准备好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换一副面孔，对我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问我知不知道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自己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知道师思在外的一点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最终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成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情，连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只要我一否认，它就得完蛋。
然而，我必须在繁华的大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家庭。我的名片上不能长久地只能印着呼机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不太羡慕别人名片上的职称和职务，让我心动的总是那些电话号码后面括弧中的字母H。
好像沙莎也明白这一点，她比我更急。当着面她总叫我放心，汉江的水跑不脱是要流进长江的。这句话只有沙莎才说，连师思都不说。汉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的。天下只有浑水往清水里搀的事，哪有那么傻的人，将自己的清水硬搀进浑水里。离开我，沙莎独自同行政科的人急了两次。人事处长也出面给行政科的人打了一次电话。这些行动还未见效果，师思便从北京回来了。
师思回来的消息，大家是从主编脸上读出来的。师思从机场直奔杂志社，她一进办公室便冲着我们大笑，然后伸过手要同我握一握，说是恭喜我双喜临门。她在老赵的门卫室旁的墙上，看到了分房人员名单。这时，我也顾不了什么，扭头便往楼下跑。
师思在身后酸酸地说：“别笑歪了嘴。”
出了电梯，果然见到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两大张湿漉漉的白纸。我和沙莎的名字在白纸上被连在一起，沙莎的名字在前，在那之后的括弧里写着我的名字，使我成了自由市场上买排骨必须搭上的烂骨头。以同一个从没表示过爱的女人结婚为代价，换来的房子，坐落在花桥小区里。它在老赵和王婶的家隔壁，目前的房主还是财务处的牛会计。
我一时有些懵，直到老赵将一支烟塞到我嘴里，我才醒过来。老赵说：“我们要成邻居了！”
我望望白纸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新房子？”
老赵替我点上烟后才说：“我就愿意住旧房子，新房搞不好就会让人伤心伤感。”
老赵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搀了他一把，让他回到门卫室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咳嗽的声音不对，是不是肺上有毛病？”
老赵说：“你放心！我看过医书，这种年纪患了肺结核，也不会传染。”
沙莎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响声出现在老赵的窗口。她对着那张白纸看了足足十分钟，直到将所有人的房子都记住才走过来。
沙莎说：“我不太满意。你呢？”
不知为什么，我像报复谁似的。我说：“阴谋得逞了，有什么不满意的。”
沙莎说：“能这样想当然好。我同牛会计说一下，明天抽空过去看看。”
沙莎走后，老赵对我说：“你找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有点像我家的老钱。”
我搞不懂他这话是褒还是贬，便说：“搞人事工作的，个个貌似深沉。”
这天下午下班时，主编让杂志社的人都别走。大家先去圣诞酒店吃晚饭，然后又让师思选了往事温柔酒吧。大家乱纷纷地坐了半夜，只有主编一个人高兴。到买单分手时，师思没有同主编一起打的走，弄得主编也不高兴。他真真假假地说我们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还说等杂志社自己有钱了，像“猫头鹰”那样自己盖楼买楼，看谁还敢不买他的面子。
师思自己叫了一辆麻木往六渡桥方向走。我依然是徒步往回走。半路上，我收到沙莎给呼机的一条留言：玩得开心吗？
还没到住处门口，老远就看见窗户里灯光通明。等到我开门进去时，发现师思已和衣躺在我的床上。韩丁见我回来长吁一口气，说自己正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上前拍了拍师思的后脑勺，师思没有睬我。我只好挤到韩丁的床上。
师思照例天一亮就走了。除了她留下被窝里的体香，我连一句话也没捞着。
我出门时，韩丁递给我一只红包，说是祝贺我结婚了。我收过红包后再告诉他，我无权将这屋子百分之五十的使用权送给他。
见到沙莎时，她出乎意料地说：“你有些忧伤！”
我一愣后才回答：“已经到了围城门口，当然有反应。”
沙莎难得一见地笑起来说：“这几天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世纪末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沙莎脖子上没有戴丝巾，浑圆与白嫩的肌肤让我心里有史以来头一回动了一下。
走进办公室后，我只来得及朝师思看上三眼，主编就出现了。他一说话，满屋的人都能闻见他嘴里刚吃过热干面留下的芝麻酱香味。主编说提前开个编前会。大家赶紧起身纷纷往自己茶杯里倒开水，然后，女孩们又拿出抽屉里的小镜子，将自己的眉毛与嘴唇重新伪装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马上发现师思的化妆品又换了品牌。主编和我作为男人，对女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特权，总是极有耐心地欣赏着。女孩有的拿过化妆品，有的将师思扯到窗口，捧着她的脸蛋，像是校对清样上的错别字一样，半是认真半是挑剔地端详着。她们一闹，半小时就过去了。主编终于咳嗽一声，声明自己不得不做职业杀手，谋杀女孩们的业余爱好。一个女孩角香水瓶朝着主编喷了一下。师思马上叫起来，说只这一下，少说也去了两元钱。我忍不住说了句，回头让主编赔你一瓶。见师思眼角的光泽不对，我又补上一句，让师思将买香水的发票交给主编签字报销。师思冷冷地说，她从来不用香水，这香水是配卖的。
编前会终于进入正题。除了老一套以外，新鲜事有两件，一是“猫头鹰”在向我们施杀手锏，他们用月薪万元的物质因素，将长期为我们杂志主持心理咨询专栏的董博士挖走了。主编念了董博士的辞职信。虽然书读多了的人不免呆里呆气，但他倒也坦率，不像别人遮遮盖盖。谈到钱对他的重要性时，还有几分让人心酸。心理咨询专栏是我们杂志惟一超过“猫头鹰”的地方，“猫头鹰”抢走董博士，实际上是在动手掐我们的脖子。第二件事是局长正式发话了，从这一期开始，杂志上必须期期有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文章，而且还必须是重头的，不能蜻蜓点水。主编刚说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师思就发表不同意见，说人家正忙着结婚，杂志社的事再重要也不能耽误人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好事。师思自己将这事揽走了。这是师思在我搬进花桥小区那套二手房子之前，惟一一次正面提起我的婚事。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比董博士在的时候好。最后，主编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这话，一下子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整个身姿的韵味都有些显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最近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惶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成了我劝董博士。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海洛因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往花桥小区去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装修过。我几乎说出我们只需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她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沙莎笑而不答。
依我所想，对这套房子应该是满意的。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趁机进来凑热闹。王婶公开地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钱主任则说，她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支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支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迸出一排笑纹。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对沙莎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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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1994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1994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了报导。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他感觉。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铁窨盖飞起来后，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要说的说完，要做的做完。”
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支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说我这么说可不好。还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支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
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有机会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沙莎不让我送，她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玩。还是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时，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呆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在我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
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
我突然问：“今晚你是不是又不能回家？”
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啦叽的。”
师思将酒杯一下子喝空了一大半，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
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
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嫉，今天上午他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
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想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让女招待送了两次纸巾过来。周围有人不时抽空欣赏一下师思伤情的样子。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想着为何女孩哭时那么动人的话题。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
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
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若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下兜着走。”
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
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麻木”的下岗夫妇。
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
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递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手有些颤抖。
我说：“你怎么啦？”
师思说：“我一见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
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
我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向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吻她。第二个要求是渴望吻她。第三个要求是盼望吻她。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她回答说可以贵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
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打避孕套。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到一起也不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弄得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性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作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惟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的呻吟正痛苦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呆了三天没出门。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一下，沙莎从前下班后是怎么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作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用这种声音第一次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决定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就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支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
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
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乘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随后卖花的老太太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
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
那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我们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来。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是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7
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的新婚。信中说，哪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走走，他们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一对离婚五年的夫妻，用假名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当年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她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我们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婊子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的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婊子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这时楼上楼下的人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笑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她的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小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
王婶说：“告诉你，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
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我家的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
汪总笑了一下说：“够是够，但那是同鸡的玩法，玩情人这样可不行。”
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
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
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
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
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
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了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支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相信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
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
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
她说话语气很平静。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律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
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年轻，赶紧从头再来！”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她下楼的脚步声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一”圈出来，改成“惟一”。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一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她是来专门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被酒灌得红光满面后，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镕基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作了个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她的神色很冷峻。
我被师思的态度震住了。
主编得以继续侃下去。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倾听。
师思不仅在编辑们的大办公室里倾听，还不时跑到主编的小办公室去倾听。据同事们反映，这种情形从我请假度蜜月时就开始了。有人听见他们似乎是在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事。
没几天，九七年第一期杂志的样刊出来了，除了封底全部印着黄鹤山庄的房产广告以外，在八十一页和八十二页的征婚广告前面的七十九与八十页上，还登着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名字是莫思。主编姓莫，这个笔名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与师思合作写的。杂志社的人在议论，这个广告将占据杂志九七年所有的封底。大家心里像是有话，但说不出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直奔“猫头鹰”而去。“猫头鹰”办公地点在胭脂路一带，我们总是讥笑他们选了个风水宝地。在这个“娼盛”的年头，杂志上任何一点有关色情的暗示，都是潜在的卖点。只有我们杂志还这么笨，连老赵那五好家庭的事迹都敢登。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副总编。我一直瞧不起这人，从前他是一个县里的兽医，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新闻稿，后被人揭发其中大部分是假新闻。没想到聘到这儿后，反倒如鱼得水，并成了他们这几年大发展的头等功臣。他坦言告诉我，按照规定，这样的贺礼是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在外的秘密通讯员。他将一张百元美钞放在一份空白协议书上，希望我签约，成为他们秘密网络中的一员。他还告诉我，只要我签约，今后无论我有没有为他们做事，每月都可以领到一百美元津贴。我突然觉得这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员。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半刻不知如何是好。最终我才说，自己得认真考虑一下。
我空手走到门口，忽然看见韩丁正往台阶上爬。一时间两个人都愣住了。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们点一下头，就各自走开。三天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韩丁，那时他的神情很正常，此刻却瘦得厉害，见人连眨眼的精气神都没有了。回到轮渡上，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今天早上股市一开盘，便狂泻不止，深圳那边已有人跳楼自杀了。由此，我判断韩丁是去找董博士作心理咨询。否则，以他对手中那笔钱的看重，很难熬过此关。
沙莎对我没有将美元拿回来大为不满，她是那么渴望能见识一下美元。她认为我的感情还有问题，不然，我就会将那张美钞像玫瑰花一样献给她。
她生气时，我只好下厨房。几样菜端上来，沙莎就开始挑剔说：“肉淡了！”一会儿又说：“鱼咸了！”
我很平常地说：“这就对了，淡肉咸鱼，还合口味！”
沙莎说：“你心里在厚此薄彼。”
我说：“看来你只有吃热干面的命。”
沙莎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出门去。等她再回来时，浑身上下全是热干面的味道。她进门之际，电话铃响了。我刚将话筒拿起来就被她劈手夺过去。她很派地对着话筒嗯了一阵，最后似乎是不情愿地说：“你来吧！”挂断电话，沙莎将曾经吩咐过的话又吩咐了一遍。
在她躲进卧室后，一个叫方老板的人敲门进来。我刚给他点上烟，沙莎就在卧室里呼我。随后一切如故。送走方老板后，沙莎在她特意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夹里，找到一只比王经理留下的信封更厚的一只信封。
我还是要求沙莎说明这是怎么回事。
沙莎用女人特有的专横样子，要我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