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个篇章，《大学》是第四十三篇，《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宋代学者先后将这两篇文章从《礼记》中抽出，详细注解，单独成书。南宋朱熹则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其成为最重要的儒学经典，也成为教化百姓的最重要典籍。

《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为“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为“外治”。而中间的修身一环，则是连结“内修”和“外治”两方面的枢纽，向内，就是独善其身，向外，便是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便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内核，文化特点，民族性格，也都由此铸造。时至今日，不管是否意识明确，不管积极还是消极，“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观念总是或隐晦或明显地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的人生历程最终仍然是在这儒学的进修阶梯上或近或远地展开。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是其中一派。后代因此而尊称子思为“述圣”。《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之意，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及朋友之间的相处交往规则和智、仁、勇三种重要的德行等。《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中庸》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也就是对人生有实际明确的指导作用，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

如今，中国人经历过对物质与西方文化单纯强烈的向往与追求之后，传统文化经典与精髓对社会整体的意义，对每一个个体人生的意义，已经重新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与重视。中国人开始迫切地渴望重新建立起与传统文化的续接。

《大学》《中庸》这两部文化经典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比较理想的人格，帮助我们抵抗人生中的黑暗与虚无。这一点对于青春成长期的中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