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京官时代
1.跻身士林，步入仕途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一年多，到道光十四年（1834）秋，他从岳麓书院肄业，再次参加湖南乡试。这次，他很顺利地考中了举人。
这年十一月，曾国藩收拾好行囊由家乡启程，去京城参加会试。然而，幸运并没有持续光顾这个从湘乡走出来的年轻人。在接下来道光十五年（1835）的会试中，曾国藩名落孙山。这对他无疑是一次打击。但一封长长的载着父亲曾麟书鼓励与支持的家书抵达京城，又让他很快从失意中走了出来。
父亲十七次进考场才考中一个秀才，他这点失利又算什么？曾麟书无须说太多，他自己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励志教材。曾麟书令儿子继续留在京城，发奋攻读。但在接下来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考试中，曾国藩仍旧没有考中。
曾国藩在会试正科、恩科中接连落榜，再等到下一次会试是在两年之后。彼时的曾家充其量也就是乡间的小财主，为供曾国藩外出读书，已经倾其所有，又加之此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已相继到了入学年龄，家中用度开支逐年增大，曾麟书再无经济能力让长子继续待在京城。
曾国藩只得黯然回乡。
年轻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与资本，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一两次的失败打击自然不算什么。曾国藩从京城踏上南下的归途，一边走一边欣赏着沿途的大好风光。山水迢遥，旅途漫漫，考场上的失利阴影渐行渐远。
到了金陵，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六朝古都，烟柳繁华之地，曾国藩被它牵绊住了脚步。他停下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间缓步徜徉。彼时，他自然还无法想到，多年以后，他的人生将与这座古城痴缠到一起。
《二十三史》是曾国藩心仪已久的一部书。在金陵一家书店里看到时，曾国藩的视线立马被它锁住。摸摸自己的口袋，口袋里除了仅剩的一点回家的盘缠，再没有多余的钱。
钱没有，书却一定要想办法得到。
恰好曾国藩有位同乡正在金陵做官，曾国藩走出书店就打听着向那位同乡的住处奔去。还好，同乡还算热情，借给曾国藩一笔钱。但那笔钱仍然不足以将那部《二十三史》收归己有。曾国藩只好再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卖掉一些，终于捧得宝贝归。
那该是曾国藩那趟京城之行的一份意外收获。
曾国藩从京城考场上失意归来，又于返家途中举债购买了《二十三史》，心中总是难免有几分忐忑。但父亲曾麟书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对他的考场失利，父亲没有半句苛责，倒是鼓励他发奋再读，以期下一次再考。对于那本《二十三史》，父亲也没吐出半个“不”字，他只告诉儿子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想办法为你还上。但希望你能认真读这些书，方不负为父一片苦心。”
也许是那一段短暂的京城生活开阔了曾国藩的视野与胸襟，也许是父亲的殷切期待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计晨昏地日夜苦读。
尽管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困守白杨坪，但那股不惧艰险的冲天之志，已经无日不萦绕在他的胸臆。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再次到京城参加会试。
此时的曾家更趋寒苦，连曾国藩进京的盘缠也难以凑齐。但曾麟书供子科考的韧劲丝毫不减，他日日奔波在亲朋好友之间，借钱也要让儿子进京。曾家亲戚们也多是贫寒之户，东拼西借，最后才凑足了二十二串钱。
曾国藩就是揣着那二十二串钱再次踏上了前往京城的漫漫长路。一路上省吃俭用，不敢有半点闪失。纵然如此，到达京城时，那二十二串钱也只剩下最后三串。
所幸，这一次曾国藩没有让家人失望，他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年，曾国藩已经二十七岁。
他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出一个进士的历史，让他的父辈们彻底扬眉吐气。
然而，曾国藩对这个结果却并不满意。
清朝科举分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实际上表示的是“不同”，不过是比落第稍好一点的待遇而已。按大清科举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
在清朝，士子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进士，而是翰林出身。翰林院作为清朝中央政府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替内阁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那里学术氛围浓厚，又近在天子脚下，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一入翰林，人如涂金，被称为“天子门生”。
曾国藩三甲四十二名的成绩让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远了。而在京城的那段日子里，也让他深深体会到，若不得点翰林，仅在京城做一个无名的小穷京官也没什么意思。
据传他听到此消息后又羞又愤，当日就要备马折返回乡。好在这时有个叫劳崇光的翰林院编修，对曾国藩多方劝慰，强力挽留并答应为他帮忙，这才让曾国藩留下来参加了那年的朝考。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凡新科进士引见前，由皇帝再考试一次，称朝考。朝考后授官，位于前列者为庶吉士，次者分别为主事、中书、知县等。说白了，也就是接受皇帝的面试。
曾国藩笔试成绩不佳，接下来的面试却让人刮目相看。在那次朝考中，曾国藩面对道光皇帝的提问，对答如流，条理清晰，又加上他朴素的衣着与不卑不亢的态度，竟然一下博得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帝龙颜大悦，朱笔一挥，给他点了一等二名，竟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以同进士身份入翰林院，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这个来自湘乡县白杨坪村小乡绅家的青年，至此算是真正跻身京城士林，开始了他荣辱交迸的官场生涯。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好友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不信书，信运气。”曾国藩一生都颇为迷信这一句。而他后来的种种经历也表明，每每行至人生关键处，他总是犹如天助神佑一般。这着实有些让人费解。
这年年底，曾国藩这位新翰林衣锦还乡。这是白杨坪村乃至整个湘乡县的大事。亲朋好友与四邻八舍都涌进了白杨坪曾家院子，来向曾家贺喜。
这一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已经六十五岁。
多年的夙愿终于达成，他是最激动欣喜的一个，但同时也是最清醒的一个。他知道，大孙子的万里长途不过才迈出第一步。面对一拨又一拨前来贺喜的亲朋，曾玉屏并未被那份喜悦所迷惑，他告诫自己的儿子曾麟书：“我们原本就是务农人家，历来以耕养读，如今即便宽一当了翰林，我们曾家也不当因富贵声名而忘本。让他安心去做他的大事，家中食用，千万不要累烦于他！”
老先生依旧日日早起，洒扫庭除，养鱼养猪，辛苦不辍，让还沉浸在功名喜悦中的曾国藩有一种深深的触动。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于曾家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在这一天，曾国藩将要启程北上，开始去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也是在这一天，曾家又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他就是曾国藩和欧阳夫人的次子曾纪泽。
一面是光明的前程在遥遥招手，一面即将面对又一轮骨肉别离，还有对未来京城生活的一份忐忑。万千滋味在心头，竟然让曾国藩无从理起。离家之前，曾国藩去向祖父请训：“此次进京，求公教训。”
对于这个孙子，祖父太了解他了。他有才气、有志气，也有一身的傲骨傲气。若不能给他点出这些，日后官场上必定要为此大吃苦头。
祖父略作沉思，这样对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这些后来成为曾国藩一辈子信奉的人生信条。
2.入不敷出的穷京官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曾国藩离家北上京城，于腊月二十八日抵达。这年春节，曾国藩在京城过。
作为翰林院的一员，大年初一这天，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朝贺大典之后，要到各处去拜年。
朝贺大典不必赘言，例行公事，曾国藩跟在前辈后头学着就行了。
拜年这事却大有讲究。
初一拜老师，即自己中进士时的主考老师。曾国藩的座师是当时的大学士穆彰阿。曾国藩仍记得一年多前，自己在会试、殿试考中同进士时，第一次去拜谒老师的情形。
彼时，曾国藩还不叫曾国藩，而是曾子城。他想不到自己一个从穷乡僻壤中走来的小小举子，竟然得到当朝穆大学士的青睐，不但在考前考后都对自己给以眷顾，还鼓励自己大谈军政时政。
曾国藩第一次见穆彰阿竟丝毫不惧，当着他的面纵谈天下局势，直说得穆大学士对他频频点头称许。也是在那次拜访中，曾国藩才有了自己这个享誉后世的名字——曾国藩，这是穆彰阿亲自为他改的。穆彰阿觉得子城这个名字太小气，遂为其改名为国藩，取“做国家藩篱栋梁”之意。
众师长辈中，穆彰阿自然要放在首位。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京城满族官僚家庭，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他甚得道光帝的信任，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可谓权倾内外。鸦片战争时期，穆彰阿阻挠禁烟运动，诬陷林则徐等抵抗派，与英国侵略者谋求议和，与之订立不平等条约，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投降派。
穆彰阿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优点与缺点、成绩与罪过、后人的褒贬臧否都很突出。但不论怎样，对曾国藩来说，他的意义非同寻常。没有穆彰阿的发现与举荐，也许就没有历史上的曾国藩。
初二拜访湖南同乡。彼时，在京的湖南同乡同僚也有不少，但对于这些同乡同僚，曾国藩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一个“谨”字，即与他们不远不近保持距离，不过分亲近，但又要尽同乡之谊。
后两天，拜访同年。这些人是与曾国藩在同一科考取的举人、进士，他们曾经在相同的考场上奋笔疾书，也曾经共同经历过希望与失望的煎熬。对于这些人，曾国藩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甚至认为，同学情谊是亲情之外最为深厚的情谊。对同学，他主张有求必应、尽力而为。
事实证明，这种恭敬有别、亲疏有度的交际法则，在曾国藩后来的人生路上帮了他大忙。座师穆彰阿对他的鼎力举荐，同乡们对他的大力支持，困窘中同学对他的热情相助，终让这个毫无政治背景的湘乡县农家子弟慢慢在京城站稳了脚跟。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所谓散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毕业，是指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常例教习是一年或者三年），再经考试，以成绩高低分别任用。在这次考试中，曾国藩考了二等十九名。
这一年，一等十七人，二等二十六人，三等三人，四十六人中曾国藩排名第三十六名——很靠后的成绩了。
按以往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才能留在翰林院任职，其他的要么到中央部院任职，要么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做起。但这一年很特殊，四十六人中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三人到地方任职，其余的均留在了翰林院。
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这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千载一遇”。
金榜题名，殿前高中，入选翰林，授翰林院检讨。这一路走来，曾国藩尽管走得并不是很顺利，可谓是波折重重，却也是惊喜丛生。
然而，那份喜悦却又如此短暂，曾国藩很快就被沉重的现实敲醒。
彼时的大清朝，京官不过听起来名声好点而已，从做官的收益来说，一个穷京官远没有地方官来得实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地方官，不是京官。
在大清，尤其到了道光年间，京官们的薪俸极低，消费却极高。没有公房和公车，要自己花钱租房、备轿，连官服都要自己去买。
天子脚下为官，总不能太寒酸。房子要像样点，轿子要体面点，身上的官服也总要有几套换，再加上各部门同僚之间彼此的来往应酬，朝廷发给的那点薪俸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所以多数京官都过得捉襟见肘。倒是那些地方官，个个肥得流油。
对于京官们的生存现状，曾国藩早有耳闻，也目睹过。所以他点了翰林衣锦还乡之后，特意在家乡逗留了近一年时间。在那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断走亲访友。乡里村里县里，地方官、经商的小商小贩，但凡认识有点联系的，他都不辞辛苦跑到。
为何？就为多收敛一点到京城做官的礼金。
毕竟，在湘乡县，在白杨坪，曾国藩点翰林还是轰动一方的大喜事。大家都看好这个前途无量的新科翰林，给他封礼祝贺也就是极为寻常的事。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替曾国藩细细算过一笔账：从道光十八年（1838）底回乡到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离家进京，他在家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有一百九十八天在应酬拜客，其拜客的足迹遍及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永兴、新安、安化等十多个县州，多达两千家，共收入白银一千四百多两。
对于亲戚朋友们的贺礼，曾国藩有一本账目明细，且这本账目明细被保存了下来。曾国藩为官清廉，生活极为节俭，后世皆知，做京官之前的“拜访敛财”说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也正是靠着乡里乡亲们的这份礼金资助，曾国藩来京城后才算小有资本，让他能够租屋买轿、置办官服。可乡亲们那里凑来的贺礼钱花一个少一个。又加之在京城安家后拖儿带女，曾国藩很快就尝到了穷日子的滋味。
曾国藩到京城落稳脚跟后，就把妻儿接到京城来，随妻儿而来的还有他的九弟曾国荃。彼时，曾国荃正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为了让弟弟有一个更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将其接到京城。一大家子人，自然不能再寓居在先前的居所内。再加上他朝廷命官的身份，经济再紧张，面子还得要。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曾国藩租下了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每月房租十三两三钱。如此算下来，一年光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
当时，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年俸是四十五两，例支双俸，一年就是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禄米”，两项相加，折合成银两也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多点——连房租都不够。何况还有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以及他在官场上的种种应酬。
晚清官场实行官员低俸制，朝廷开给官员们的薪俸，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正常生活需求，这便给晚清的官场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为了活下去、活得好，很多官员只能广辟财源，也才有了曾国藩在家书中所提到的炭资。
在晚清，炭敬、冰敬、别敬、年敬、节敬，名目繁多，是外官拉拢京官的常见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些灰色收入，京官们才能在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形下应付正常的生活。对此，朝廷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
曾国藩是新点的翰林，在京城没有名望资历，也没有什么关系网，这类“敬”自然也收到得极少。有一年年底，家里再也拿不出半两银子了，年关在即，一家老小数张嘴等着吃饭，曾国藩只得再厚着脸皮，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算是勉强过了个年。
在京城，除了租房、吃穿用度、给老家寄钱这些日常开支，还有一项支出也让曾国藩颇为头疼，就是同僚之间的迎来送往。
晚清的京城官场上，应酬之风甚盛，且有愈刮愈烈之势。儿娶女嫁、孩子出生、小妾生日、老家来人……总之，日子里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那些削尖脑袋找财路的京官们找个借口散发请帖。
曾国藩进京的头两年，几乎把时间与财力都浪费在这样的应酬上。后来，他痛下决心，定下课表，决定远离这样的欢宴场。可他毕竟是官场中人，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该来的不该来的帖子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拉下脸。他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告示云：“曾国藩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任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俸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盈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座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
这是曾国藩任七品检讨时期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足见他当时的窘迫之状。但凡能想到一点门路，曾国藩也不至于如此公然地与同僚们翻脸。
这样做的后果当然很严重，他激起众怒。有人很快就鼓动御史上折参他，理由随便找一个就是了：“办事糊涂，办差敷衍，奏请将其革职。”
曾国藩果真被革除实职，由翰林院检讨变成了修补。
他依旧日日到翰林院去点卯，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却被雪藏起来——翰林院不给他实际差事。曾国藩也很快就体会到何为世态炎凉，见他被革职，很多以前同他要好的同乡、同年、同僚，都刻意疏远了他。
官微人穷，借钱度日是生活常态，曾国藩借债最多的年份竟然借了高达一千多两银子。由穷而引起的是他在官场中人际关系的恶化。做官需要交际资本，可曾国藩却穷得只剩下一身硬骨头。
一心巴望着跃龙门、登高枝，进了京城才知什么叫京官难做，什么是窘迫艰难，一颗充满热情与理想的心也慢慢灰下去。在此期间，曾国藩甚至多次产生退隐回乡的想法。这些想法自然都被父亲严词拒绝。
3.十年七迁
如果说曾国藩在京城的经济生活只有一个“窘”字，那么他这一时期在官场上的升迁则可用一个“顺”字来概括。
在翰林院时期，曾国藩人微官轻，走得不是很顺遂。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他时来运转。道光二十七年（1847），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兼遍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十年七迁，连跃七级，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上天如此垂爱曾国藩，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个方面：内因是曾国藩本身的勤奋与努力，外因是他深得老师穆彰阿的欣赏与大力举荐。
道光十八年（1838）的殿试中，穆彰阿是曾国藩的座师。在众同年中，曾国藩的成绩虽然不甚出色，却因他谦恭有度、朴素无华而得到了穆彰阿的欣赏。穆彰阿不但对他大加眷顾，还亲自为他改名国藩。但穆彰阿后来成为曾国藩在京城的根基后台，恐怕还要从鸦片战争说起。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军入侵广东，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因穆彰阿的投降做派，他在京城士林中颇引争议。众人对穆彰阿一片异议之时，独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投降主义政策大加赞赏。穆彰阿自此将曾国藩引为知音，越发对这个来自湖南湘乡县的门生高看一眼，对他寄予厚望。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迎来人生中又一次大的机遇与挑战。这年三月初六，曾国藩接到皇上谕旨，三月初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大考翰詹（翰詹即为翰林院詹事）。
这是清代翰林士子一种非常重要的考试——考上翰詹，就等于拿到加官晋爵的通行证，用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反之，一旦大考失败，则可能沦为一个终身前途渺茫的穷翰林。
乍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一下子就着了慌。因为他已好久不作赋，字也生疏了——通常的大考都是六年一次，这一次却整整提前了两年。
三月初十，曾国藩随众多同年一起步入考场。如他所料，那场考试进行得很不顺利。走出考场之后，曾国藩与人对诗赋，发现自己的卷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心中顿时又充满了忐忑与懊悔。
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的等待。曾国藩几乎是度日如年，食不知味。
那次参加考试的翰林共有一百二十四人。十四日，成绩出来，让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他竟然取在二等第一名，总成绩第六名。并有幸蒙皇上召见，以翰林院侍讲升用。
幸运之神再次光顾了曾国藩！
事实上，他的幸运之神或许就是他的老师穆彰阿。那次的大考中，穆彰阿为总考官。据说，曾国藩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认真誊写，并于当天亲自送到老师家中。此举深意，不言自明。穆彰阿到底有没有在那次考试中为曾国藩暗中出力，自是无法说清的事。
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的欣赏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大清到道光皇帝时，国库库银已不足千万，接近不续的边缘。道光皇帝一登基，便严禁侈靡之风，将节俭作为治国第一要义。在众多讲究衣食住行的京官中，曾国藩因受家风影响，也确因手头紧张，平日里一向极为节俭。这正合了道光之心意。
但凡事都有度，过度了就不妥。有次道光皇帝接见曾国藩，发现他的官服上都打着补丁，遂大怒——认为曾国藩有作秀之嫌。曾国藩条分缕析地把自己的收入状况和想法向道光皇帝汇报一番后，倒把这位皇帝哄得开心了——若大清官员都像曾国藩一样奉行节俭，大清何愁不能中兴？
总之，那次大考翰詹，是曾国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之后，他一改往日的磕磕绊绊，官途顺遂得连他自己都吃惊。
从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升翰林院从五品侍讲，三年中升了四级，速度不可谓不快。然而，那只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接下来好运频频光顾。
这年六月，道光皇帝又钦点曾国藩充任四川省乡试正主考，副主考则由官拜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赵楫充任。这道圣旨一下，即在翰林院掀起一场波澜。
一般乡试主考都由两榜出身的翰林公、四品以上官员充任。曾国藩一个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这在大清国尚属首例。而赵楫以从四品的官位，却屈居从五品的曾国藩之下，做了副主考，这也是清朝开国以来没有的事。但天子一言，谁敢违背？
曾国藩自然更没想到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
那时的乡试主考是肥差，多少人都眼巴巴地盯着。被钦命为主考的官员，可以从户部领取不菲的程仪——类似现今的差旅费。正主考一般是两千两，副主考则为一千两。
乡试主考官，朱笔一批就定了多少寒窗学子的前途，在地方谁人不上紧着巴结？所以每次乡试结束后，地方官又会以种种名义给主考官们塞些“辛苦费”。那笔看不到的收入，少则几百两，多则上千两。当时有民谣唱“一任主考官，百姓吃十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多少京官终生也盼不来这样一次机会。
圣旨下来几天后，两千两银子的程仪就送到了曾国藩的手中。面对那两千两银子，曾国藩忍不住心潮起伏。想起自己的祖父与父母双亲，为送他走出白杨坪，辛苦大半生，甚至不惜债台高筑。他在京的这几年，也是一路磕磕绊绊，穷得叮当作响，何曾一下子见过这样一笔巨款？
那笔钱他只留下四百两，作为自己入川办差的费用，余下的一千六百两，他让回乡省亲的长沙籍翰林院检讨张继元全部带回去，让家中报答借钱帮助他们的亲戚，再拿一部分修缮供奉宗祠，其余留作家用。
对于道光皇帝的浩荡皇恩，曾国藩自然是要不遗余力地回报。
在那次四川乡试中，曾国藩做了两件让四川学子们不胜感激的事：
其一，与其他高高在上的主考官不同，曾国藩在大考前亲自前往视察考棚。一旦发现考棚搭建存在安全隐患，立即派人加固整修——他要给考生们一个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
其二，四川乡试在秋季举行，考试那天炎热无比，很多考生一走进考棚就开始汗流不止，为防止考生们中暑，曾国藩急令人速向各考棚放置冰水消暑，并准予考生们在考试过程中可以用凉水洗脸、擦身。曾国藩还特别交代，如需银两，可先从他那里拿出五十两急用。
当装着冰水的大桶运进各大考棚，学子们被这位主考官感动了。这不仅在四川考场上少见，自有科举以来，又有几位主考官能如此为考生服务？事实上，那笔钱是曾国藩自己掏腰包垫付的。
那场乡试，进行得顺利圆满，中途无一人因天热中暑而导致考试中断。
那次乡试中，共取举人六十二名，副榜十二名。
多少年以后，提及那次乡试，提及曾国藩为蜀中士子们的所作所为，蜀中士子们仍感动不已。他们称那次乡试是大清开国以来，四川举行的最公正、圣恩最大、也是录取寒士最多的一次乡试。
那是曾国藩第一次身负皇命重任出门办差，他终不辱使命，完美交差。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二十日，他从四川回到京城。
因为在那次乡试中的出色表现，道光皇帝又命曾国藩充任文渊阁校理。
曾国藩坐上了升迁的直升机，青云直上。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曾国藩升翰林院从四品的侍讲学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曾国藩再次被破格提拔，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正二品。
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七岁。
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大清的二品大员，其升迁之快，着实让人刮目相看。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多少士子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却让曾国藩既喜且惧。他一向信命运、信风水，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十八日写给诸弟的家信中写道：
“六月初二，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泽，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实不及彼二人远——以是尤深愧仄。”
彼时，曾国藩的祖母已经去世，曾国藩的祖父大病初愈，他又得升迁。曾国藩认为，这一切的顺遂，定是祖母埋葬之地风水好：“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曾家风水到底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曾国藩对此却深信不疑。每一次升降荣辱，他都会与自家风水的好坏联系到一起。
但他的恩师穆彰阿对他仕途的影响却不容置疑。后来穆彰阿被罢斥、病逝，穆家家道败落，曾国藩每过穆宅，总是不胜感慨唏嘘。多年以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往京城陛见，还专程前往穆家看望。彼时，穆家光景已经全然败落，其家人生活十分困窘。对于穆彰阿这个褒贬不一的人物，曾国藩倒是终生不忘他的提携之恩，也算是让穆彰阿欣慰之事吧！
4.不同流俗的谏言者
谈及曾国藩在京城官场的升迁，张宏杰曾戏称他是坐着直升机飞起来的湖南土包子，这话虽有失恭敬，倒也合乎实际。
十年七迁，当时的京城官场人，对曾国藩即羡慕又妒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亘古不变。曾国藩一生谨慎，那份谨慎除却他所受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也来自他在官场上的不断碰壁。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不经历摔打，如何见坚强？
纵览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书信、日记、诗文，除了他偶尔在文中表现出的因升迁而带来的得意之情，更多记录的则是他的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哪怕在他飞黄腾达之时，这样的沮丧情绪也随处可见。
穷，依旧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官场上顺遂的升迁，并没有改变他作为穷京官的现实。在那期间，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开始，曾国藩患上皮肤癣疾，为治此病，曾国藩可谓绞尽脑汁，外敷、内服、药水洗抹，此病竟顽固不化，跟随他终生。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杜撰出那个巨蟒天降的神话故事来。说他身上的牛皮癣似巨蟒浑身的鳞片。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可读出，道光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两年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癣疾是其一，困扰他后半生的眼疾也开始露出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上的越发窘迫。
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的祖母去世，作为曾家长孙，曾国藩理应回家奔丧，可他竟然因没有路费而搁浅，望家乡路远山长，想亲人泪水涟涟，此时的曾国藩只能徒留一声长叹。
以曾国藩彼时的心胸识见，个人家庭的恩怨得失虽然也会不时干扰他，但让他郁闷塞怀的，自然不仅那些。好男儿志在四方，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宏大抱负，很早就已在曾国藩的头脑中扎根。
可彼时的大清国又是什么样子？
尽管道光皇帝自称要做最勤俭勤政的天子，要彻底对大清王国来一番革新，但历史的滚滚巨轮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操控的。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的衰颓之势已不可阻挡。
外部，有西方列强对大清垂涎已久，想尽办法要继续打开中国的大门。
内部，大清帝国的腐败已浸透到它的每一寸肌肤血液。
一批觉醒的中国人，已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醒来，他们的目光开始超越大清的疆界，关注世界的发展大势，也开始考虑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外抵列强欺侮，内反清朝腐朽统治。各种形式的起义、反抗斗争纷纷爆发。其中，尤以湖南和两广地区的起义活动为烈。这些地区远离京城，又是各族杂处的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本就是大清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地方。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中心由广州渐次移往上海，广州贸易量减少，大批的水手、驮夫等失业。加之鸦片战争中临时招募的大批勇丁战后被骤然裁撤，这些人都成了当时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大清王朝内扰外困，已是摇摇欲坠。朝中一些有志有识之士，已经明显嗅到了空气中紧张的味道，可那个因循守旧的道光皇帝，仍在一批昏官庸吏的阿谀奉承中无限膨胀着自信心。那些庸臣俗吏们谨遵道光皇帝“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贪污侈靡，混天熬日，谁也不去想大清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此时，曾国藩却坐不住了。
他深受皇家之恩，也深刻地洞悉当时社会存在的危机与问题。对彼时的大清朝，他是既爱又恨。他由一个乡间小地主的儿子，十年七迁，一步步走向飞黄腾达，那是大清王朝给他的机会。从这一点上，他没有理由不对大清忠心耿耿。
但大清日趋腐朽的政治现状，又让他焦灼失望。身居翰林之时，他官小位卑，对国家大政没有发言权。等他位列朝中要位，该为国家尽心出力之时，却屡次发现大清官场的腐败与黑暗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他使出浑身解数，也只是撞个头破血流，徒然遭人嘲笑讥讽而已。
从皇上到臣子，彼时的大清朝，从上到下都被污浊混沌的空气笼罩，让他时时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他不愿与大多数同僚同流合污，也因为如此，好不容易在京城官场上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又被一点点丢掉。好在彼时还有他的恩师穆彰阿罩着他，又有道光皇帝的欣赏，曾国藩在京中官场上还算好过。
道光三十年（1850），是曾国藩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道分水岭。
这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血气方刚、年方二十岁的咸丰皇帝即位。
与道光帝的畏首畏尾不同，初登大宝的咸丰帝一腔热血，决意要大刀阔斧地整治大清朝的顽疾。他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并将主张投降议和的穆彰阿等人革职，永不叙用。
曾国藩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虽未受到直接的牵连，却从此失去了后台。自此之后，他只能独自在京城的宦海风波中闯荡。
咸丰帝上台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向臣子们“求言”，要大臣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陈时政，建言献策。
这似乎又让曾国藩等人看到了大清复兴的希望。曾国藩深思熟虑之后，向咸丰帝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对当下京城的官风痛加斥责。
此言一出，哪个京官不把曾国藩恨得牙根痒痒？
曾国藩也自有他的底气，他这个京官做得确实与众不同。在连年升迁之后，他曾训诫弟弟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就拿坐轿为例，曾国藩升为二品大员却仍然坚持出行坐蓝呢轿，就曾传为官场佳话。
清朝官员共分九品十九级，在服饰及轿饰方面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绝不可越级享用，若一旦发现有越，就要受处分，严重的可能还要受到革职、充军等惩处。但有些官员爱面子，偷偷乘坐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轿子并不少见。
曾国藩也坐着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轿子。但他不是显摆，而是低调。
升任二品大员之后，按规定他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大轿。曾国藩却不为所动，每次出行依旧坐先前的四人抬蓝呢轿，也因此弄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来。
那些抬八人绿呢大轿的随从轿夫，因主人身份的尊贵，走出来都觉得高人一等。话说某日曾国藩又坐着他那顶破旧的蓝呢轿出门，后面一顶绿呢大轿威风八面地冲上来。轿夫们骂骂咧咧：“前面的轿子赶紧闪开，没长眼睛吗？”曾国藩的轿夫不敢怠慢，乖乖在路边停下让路。这才把轿里的曾国藩给惊动了，他缓缓揭开轿帘从轿子里走出来，一句“怎么回事”，不怒自威。就见后面的轿主一下子从轿子里跌了出来：“真是有眼无珠啊！竟然是内阁学士曾大人。”
有了那样的经历后，京城中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三品以上官员可坐八人抬绿呢大轿）出行，临行前都不忘给自己的轿夫与随从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
曾国藩身为二品大员，仍坐蓝呢轿出行，当然不仅是因为他的穷，再穷也不至于穷到坐不起官轿。“水满则溢，人满则忌。”曾国藩太明白这个道理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谨慎，他才有如此底气给咸丰帝进言吧。
咸丰帝对曾国藩递上来的奏折大为欣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这给了曾国藩极大的鼓励，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怀着一颗赤诚忠心，为大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建言献策，先后上了多道奏疏，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直陈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大力呼吁咸丰皇帝对这些弊政加以改革。
历史上的曾国藩向来以有识人之明而闻名于世，但天威难测，对于这位新登基不久的大清皇帝，曾国藩还是看错了他。
也许，是他在上第一道奏折时咸丰帝给了他错误的提示，以致他误以为咸丰帝会是一位有魄力和胸襟的皇帝。事实上，咸丰帝不仅气质平庸，心胸也远没有道光帝宽广，更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对曾国藩苦心拟就送上来的一道道折子，他并未认真去看，就扔到一边弃之不顾，至于采纳建议去付诸行动就更不可能了。
这样的结果让曾国藩失望至极。
咸丰元年（1851），中国南方大地上风起云涌，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几乎将大清朝覆灭的大乱，那就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
对这场有备而来的起义，曾国藩早在几年前就隐隐预感到了。
可惜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大旗在广西高高飘起，咸丰帝对此还一片混沌麻木。这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与恐惧中，他觉得对这个还在昏睡中的糊涂皇帝，一定要敲猛钟才能让他警醒。
5.结束京宦生涯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士子人才。譬如曾国藩，如果没有搭乘上科举这艘航船，他充其量也就是湖南湘乡县的一个小乡绅。有了科举，他如插双翼，扶摇直上。然而，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士子都如他那样幸运，有多少人寒窗苦读熬白了头发，到老也没博得半点功名。
就在曾国藩在京城中为大清的前途安危呕心沥血写着上疏时，在广西，另一位小乡绅的儿子，正在筹谋策划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要把曾国藩拼命维护的大清王朝一举推翻。
此人就是比曾国藩仅小两岁的洪秀全。
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十的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铺一位保正的儿子，家里略有薄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应该都算是好的。作为家中小儿子的洪秀全，因为天性聪慧而备受宠爱。他是洪家唯一一个被父母送去读书求功名的孩子。
洪秀全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三岁即考上童生。十六岁开始去广州参加府试，落榜后，回家继续读书。十八岁时，受聘在乡里坐馆，成为一名私塾先生。二十四岁时，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参加府试，不幸再次落榜。
也就是那次失意落榜之后，在广州街头随意闲逛的洪秀全开始接触西方基督教——一位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教徒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那本小册子被洪秀全带回了家乡。
第二年，洪秀全第三次去广州参加府试，再度落榜。这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巨大，回家后，他大病一场，病了四十多天。据说他病得最厉害的几天，竟至昏迷不醒，醒来后“俱讲天话”。
那时候，洪秀全对大清王朝和科举制度已心怀不满，但他仍未放弃科举求功名的最后一线希望。道光二十三年（1843），已经三十一岁的洪秀全再次去广州参加府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山。
四次参试，却连一个秀才也没得中，这让洪秀全从此断了科举入仕的念头。他加入了天地会，并从此开始使用洪秀全的名号（原名洪火秀）。回花县后，洪秀全把孔孟的儒家经典一把火烧光，把他授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换成上帝的牌位，逢人说教，索性彻底与中国的孔孟之道决裂。
不久之后，洪秀全与冯云山等人组织了拜上帝会，他被人称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开始广泛在广西一些地区传教。为了积极准备造反，拜上帝会以“自卫御盗”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操练。
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十，也就是公元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起了起义大旗，太平天国宣告成立，洪秀全为太平王，其管辖的军队称为太平军。
一场蔓延中国大江南北，战火几乎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也就是在这一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即位。
广西太平军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此却漠然视之。他对南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彼时遍地蜂起的天地会上。直到太平军一路向北杀来，清军与太平军交战连吃败仗，清政府这才慌了神，开始集中兵力对太平军进行围追堵截。
太平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在京城的官员中虽引起一阵骚动，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彼时的清政府，尽管已经意识到太平军绝非一般的会党群众造反，却远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与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清军在战场上连连挫败，是因为此时的清朝军队已经腐朽不堪，根本没有战斗力。又加之当时大清财政拮据，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实在是困难重重。
这一切，早就在曾国藩的深思熟虑之中。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者，他比谁都更愿意站出来积极地维护封建制度，将这场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然而让曾国藩焦灼的是，清朝的当政者对这一切还混沌未知。尤其是咸丰帝，虽然登基不久就下令征言，可事实证明那只是收拢人心的一场作秀而已。大臣们苦心孤诣交上去的谏言，多数他连看都没看。
为了引起当朝者的足够重视，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再次上疏，提出裁兵、节饷、加强军事训练三项措施。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的大清朝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提出的这三项措施正是针对这两大问题。
可曾国藩的谏言，换回的仍是咸丰帝的漠然。
彼时的太平军越战越勇，队伍不断壮大。而清军内部却是矛盾重重，将帅不和，各级官员互相推诿掣肘。
面对危局，曾国藩不肯退避。咸丰元年（1851）四月，曾国藩做出一惊人之举，他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咸丰帝，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疏中直陈咸丰帝的三个缺点：
一曰“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却疏于大计，发往广西的官员不当。二曰“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向大家征求了那么多意见，最终却皆用“无庸议”三字了之。三曰去“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所说的听取大家意见，最终被“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代替。
曾国藩以谨慎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样的一封奏折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不可能没有预测，其风险与虎口拔牙无异。
曾国藩想通过自己的举动，让皇上兢兢业业，从而断绝自以为是的思想萌芽，也趁此改变当时官场上阿谀一片的风气，希望所有的官员都能正直有骨气，遇事不退避。说白了，曾国藩就是试图以自己的勇敢，唤醒沉睡的大多数。
事实上，咸丰帝拿到奏折还没看完，就将折子怒掷于地，并立即要将曾国藩拿下。幸好朝中还有季芝昌等人，见咸丰帝大怒，遂为曾国藩苦苦求情，曾国藩最后才免遭一难。
这样的信息反馈到曾国藩的耳朵里，他如何不会感到后怕？此后，曾国藩再无以前的憨直之言。而咸丰帝虽然表面没有对他如何，甚至依旧让他兼署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但曾国藩却越发感到宦海莫测，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他知道，自己哪怕再有一腔赤胆忠心，面对这样的皇帝也是无能为力了。
在京城官场上，让曾国藩难堪痛苦的不仅是与咸丰帝的关系。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失去了极为有力的后台。加上他当时的耿直敢谏，又得罪了大批京中权贵。尤其是在会审琦善一案之后，曾国藩在京城的人际关系更是跌至冰点。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在鸦片战争中，他同穆彰阿一样，属投降派。道光二十年（1840），在直隶总督任上的琦善上奏道光帝，诬蔑林则徐在禁烟一事上的措施失当，并力主妥协投降。
林则徐被遣戍新疆，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军议和。在与英军谈判的过程中，琦善一让再让，竟然瞒着道光皇帝，与英军签订了《穿鼻草约》，并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银圆，给大清造成的巨大损失无法估量。
道光帝一气之下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两年之后，琦善又靠着贿赂穆彰阿，重新被朝廷起用，任陕甘总督。
咸丰帝即位后，有人参奏琦善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咸丰帝遂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当时接手这个案子的，正是曾国藩。
琦善虽然两度获罪，但他在京中故旧颇多。此案一出，出来为他求情、到处拉关系的自然大有人在。但曾国藩不畏强权，最后定琦善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这等于是与京中广大与琦善有交往的官员们公然为敌。
因为琦善案的审理，曾国藩在京城越发陷于孤立。权贵们见了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转身回避，甚至不愿意与他同席而坐。
回首自己的来时路，一步一步，从湖南偏僻的小山村走出来，最初也不过是想着读书求功名光宗耀祖。随着官位的升高，曾国藩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断提升，当他决心舍小家而顾大家，为大清国奉献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时，却发现一个二品大员的身份，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那满腔的热情慢慢就冷了下去，他又怀念起自己的湘乡县和白杨坪。
“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这就是十二年京官生活最终留给曾国藩的一声叹息！
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得江西乡试正主考官的外差。这正好给了曾国藩逃离京城的机会，他被允准事毕回乡探家。
曾国藩接到谕旨，几乎马不停蹄地启程南下。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曾国藩感觉逃离樊笼，终于可以透一口气时，却平地起了一声霹雳惊雷——他抵达安徽太湖县境内的小池驿，忽然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
江西主考官做不成了，曾国藩由九江乘船西上，急急回籍奔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