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历一八一一年。他的祖籍原在湖南衡阳，清朝初年，有名孟学者，始由衡阳迁居湘乡，遂为湘乡人。孟学四传至玉屏字星冈，便是国藩的祖父。星冈为人，笃实勤谨，凡事皆具有规模，曾氏家道之基，完全创立于星冈公之手。星冈生竹亭、鼎尊、骥云，鼎尊早卒，竹亭生五子，长即国藩，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次国葆字季洪。国藩秉性朴质笃厚，不尚虚华，少时器宇卓荦，状貌端重，五岁读书，九岁读毕“五经”，可以执笔为文，因此他最得星冈公的抚爱，而他脑筋中，留得祖父的印象亦最深。所以后来他立身为人，一举一动，都隐隐是承袭祖父的规模。

道光十四年，国藩乡试得举人，诗文之名颇著于乡里；不过此时所谓诗文，仅时文试帖诗之类，不足语于学问。次年他到京师会试落第，因即留在北京读书，自是之后，才算切实地做真实学问，穷研经史，留心经世之学。在京住了十几年，一方面京师人文荟萃之区，相与往还者很多有学问的人，便于磋磨研习；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与他一个结识天下贤土储才待用的机会。同时他又从善化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唐为程朱派的学者，曾氏义理学的基础，便建筑于此时。计此十余年中，他自己立身为人之道，辞章义理之学，都很有些根基；而又广结许多师友，后来事业上的助手，大半都是在此时认识清楚的。他在京师，一面专心研读，一面又参与过几次会试，后来清廷给他做礼部侍郎，其地位略等于今之次长，原是一个清闲的地位，仍得以大部分工夫，在学问上讲求。咸丰二年，国藩母亲死了，乃由京请假回籍治丧，在籍不多时，而太平军起，国藩奉清廷命，在湖南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保卫地方。

先是清廷自鸦片战败之后，种种腐败，完全暴露，割地赔款通商，颇激起人民的公愤。而广东一带，又值连年荒旱，上下官吏类皆庸暗无识，怙权揽势，以残酷搜刮、粉饰太平为能事；人民水深火热，无以为生，洪秀全等乃于道光三十年，起义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称太平天国。以民族革命相号召，采分田授产制度，标榜天主教义，人民风起云涌，争相附从。是时广西巡抚郑祖琛，老朽昏庸，因循畏事，太平军初起时，祖琛一味掩饰，及声势渐大，始张皇入奏，而事已无可奈何。提督向荣、都统乌兰泰、赛尚阿等，见匪盗四起，太平军尤所至无敌，颇有应接不暇手忙脚乱的气象，而向荣、乌兰泰又常闹意见，坐令数十营大军，处处搁浅，予太平军以从容布置的机会。然太平军亦不能联合两广的匪盗而成一大势力，不得已乃于咸丰二年二月，率其老弱男女不及一万人，由广西转入湖南。是时湖南官兵久疲，太平军长驱北上，而湘水正涨，顺流而下，指日可抵长沙。清廷大惧，江忠源、罗泽南、王珍等，以地方团练，与总兵和春，在长沙与太平军相持，向荣亦自桂林追至，激战三月，长沙未破；太平军乃夜造浮桥，渡湘而西，破益阳，渡洞庭，大破岳州。岳州城内贮有吴三桂所遗军械炮位甚多，悉为太平军所获。搜掳仓库，估舟五千余艘，蔽江而东，所过城镇，望风披靡。至咸丰三年二月，不过一年之间，太平军竟占了道州、桂阳、郴州、醴陵、岳州、武汉，再沿长江，顺流东下，陷取九江、安庆、芜湖、太平，而定都于南京。

我们翻开地图看看，太平军所过之地，——自广西至南京——途中遭挫折而未能夺得者，惟长沙一处而已。长沙之所以如此坚强，完全得力于地方团练。太平事起，曾国藩正在家守母丧，罗泽南、王珍等，力请曾氏出来主持地方团练。会清廷亦降旨命国藩在乡就近帮办湘省团练，国藩辞以母忧不肯出，且言书生不知兵，其友郭嵩焘曰：“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其弟国荃亦力劝之，国藩乃投袂而起，治军力主严明，常以岳武穆“不爱钱，不怕死”一语自励；但是此时兵政废弛，土寇蜂起，敌众未至，一夕数惊，地方官每畏葸养痈，国藩则先整顿军中纪律，十旬之中，戮二百余人，一时谤讟四起，至送他一个绰号叫作“曾剃头”，意思就是说他好杀人罢了。国藩置之不理，勤加训练，湘团遂称劲旅，湖南境内渐次肃清。又奉命募为官勇，出境剿敌，他便仿明戚继光成法，束伍练技，编为湘勇，令罗泽南、王珍、塔齐布、邹寿璋、周凤山、储玫躬及其弟国葆等分将之，是为湘军陆师编制之始。翌年——咸丰三年，又用江忠源及编修郭嵩焘等所建水攻之策，购造兵船，编成水师，以成名标、诸殿元、杨岳斌、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等分统之，是为湘军水师编制之始。声势渐渐浩大了。

太平军所过之地，只是奸掳焚杀，并没有政治上的设施；虽然从广西一口气跑到南京，裹胁民众百余万，但是他们所破的城镇，往往不多时间，仍为官军收复。迨定都南京之后，始分两路作大规模的出征，一路是由扬州出皖北，经临淮凤阳而入河南，攻山西，以袭京畿；由丞相林凤祥、吉文元，主将李开芳等领之。又一路是沿江而上，经安徽之太平、芜湖、安庆，攻江西以争长江上游；由豫王胡以晃，丞相赖汉英、石祥贞等领之。是时清廷主要军队，则有钦差大臣琦善所统直隶、河南、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兵，由河南信阳驰抵扬州，号为江北大营。向荣追太平军至江宁，屯孝陵卫，号为江南大营。外面看来，清军是很壮盛了，实则内容都是些京旗绿营之兵，老弱骄惰，久已无用，一遇劲敌，直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虽江南大营得张国梁等之助，得维持七八年之久，然太平军得在南京支持十四年，亦未尝不是向军老弱无能的表现。是故太平军虽受清军两路夹击，而其兵锋之锐，迄不为之少减。林凤祥等北路之军，既以半年之间，横行江苏、安徽、河南、山西四省之地，转战四千五百余里；而胡以晃等南路之军，亦以咸丰三年，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贤关，再陷安庆，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江忠源等屡战未下，飞书国藩告急，国藩遣郭嵩焘等，率湘勇千二百人，楚勇二千人，营兵六百人至，罗泽南亦率子弟乡人自成一军以偕，南昌之围始解。太平军见军势不利，乃回军沿长江而上，次年春，太平军水陆兼进，直破黄州，清将吴文镕战败自杀，武汉等处，望风瓦解；国藩自率水陆师由长沙北进应援。是时太平军气最盛，而国藩水师初出洞庭湖，遇大风，连坏数十艘，陆师至岳州，一战又不利，回走长沙。太平军乘胜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复以一军出间道袭陷湘潭，踞长沙上游，国藩自督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名，击太平军于靖港市。时西南风大作，水流迅急，不能停泊，为太平军所乘，水勇溃散，战船或被焚，或被虏，几乎全军覆没。国藩自愤成师以来，一出即失利于岳州，又惨败于靖港，痛恨之余，乃投水自杀，为幕客章寿龄援出。而国藩终以事不可为，遂草遗疏，秘密的把自己后事都办妥了，正准备自杀，却好塔齐布等大败太平军于湘潭，国藩闻之大喜，乃益遣水师往助。八月之间，水陆十战十胜，遂复湘潭。由是乘胜分兵三路，以提督塔齐布，道员褚汝航，知府罗泽南为中路，趋岳州。贵东道胡林翼为西路，趋常德。江忠源之弟知府江忠淑，直牧林源为东路，趋崇阳、通城。太平军乃弃常德，走岳州，复走湖北，湖南境内肃清。国藩又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广总督杨霈，荆州将军官文等所遣各路兵，略定湖北。清廷闻之，命曾国藩署湖北巡抚，国藩以母丧未除辞，乃以兵部侍郎衔领兵攻战。时北路太平军，亦渐次为僧格林沁、胜保等所破，林凤祥、李开芳皆被擒不屈而死，清军始渐有起色。

两湖粗定，国藩为直捣金陵之计，进图江西，围攻九江。惟其时蕲州以下，西自九江东至饶州、广信所在皆有太平军足迹，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诸滨江要隘，为入皖门户，尤太平军之精锐所聚，石达开在安庆，遥为声援，皖赣形势，异常巩固。国藩遣萧捷三率水师越湖口，入鄱阳湖攻姑塘，湖口太平军则造浮桥连接两岸以封锁湘军。湘军水师半在江，半在湖，有外江内湖之别，石达开自将御国藩军，掷火烧外江战船数百艘，夺国藩坐船。国藩水师大溃，驰罗泽南军以免，愤欲自刎，泽南止之。石达开又以清军上游空虚可乘，因命秦日纲等进攻湖北，于是武昌已定而复陷。疆吏又畏葸莫敢撄其锋，太平军复攻江西。咸丰五六年间，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几全为太平军所有。当九江、武昌战事最激烈时，名将塔齐布、罗泽南皆先后阵亡，亦可见此时两军肉搏的情形了。

泽南既死，胡林翼分四千人令国藩弟国华统之，往救九江。既而国藩之父竹亭于咸丰七年二月死于里第，国藩、国华自瑞州奔丧，国荃自吉安奔丧。时国藩所经营者以水师为一大端，有战船五百余号，炮二千余尊，他请假回籍之后，就把这件事保荐杨岳斌与彭玉麟两人担任，其他饷糈及陆军诸事，则由官文、胡林翼主之。此时正江西军事吃紧的时期，故清廷只准他三个月假，他却要坚请在家终制。后来因为事势的逼迫，国华、国荃于是年秋先销假回任；次年夏四月，国华与李续宾等收复九江；秋八月，国荃收复古安；石达开窜浙闽边界，而湖北、江西之太平军乃渐渐荡平。

咸丰八年秋，国藩膺清廷之命，复出料理军务，由武昌历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先是官文、胡林翼会筹东征之策，陆师渡江先皖而后及江南，水师先安庆而后及南京。以图皖之事，属之李续宾，疏请加巡抚衔，专折奏事。时太平英王陈玉成主皖事，既陷庐州，乃于距庐州九十里之三河，屯粮械，筑大城，环以九垒，防守甚严。续宾既下桐城，遂进攻三河，大战破之，九垒皆下，而所部伤亡亦众。玉成暨侍王李世贤，纠合捻匪首领张乐行自庐州至，抄续宾后路，四面围裹，愈集愈厚，续宾知事不可为，夜乘跃马，入太平军而死。曾国华及诸弁员死者六千人，湘军精锐歼灭殆尽，国藩闻之大惧，深恐湘军从此不能复振。会是时江南大营为李秀成所袭，提督和春、张国梁皆战没。和春督师江南，张国梁帮办江南军务，东南半壁，倚如长城。国梁谋勇兼优，数年以来，规划江宁，自谓克复在指顾间，乃兵饷大权，为和春所掣肘，以致援绝力竭，皆捐躯以死。江南大军三百营，悉为太平军夷为平地，清廷闻之大为震动。

道光以来，满人的腐败无能，已大白于天下，至咸丰时，始有文庆、肃顺等人，稍稍觉悟。文庆为满洲大学土，在内阁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用人资格；欲办天下大事，当以用汉人为重，彼皆来自田间，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侪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肃顺在当时，骄恣暴戾，人莫不切齿骂之，然而主用汉人，倒是他最努力。他常说：满族中无一人可用者，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倚重汉人不可。是时曾国藩、胡林翼等之握兵柄，肃顺尤力主之。每与人言曾国藩之识量，胡林翼之才略，皆彼素所心折；故虽祁寯藻、翁心存两大学士之觭龃龉，寯藻至谓国藩以匹夫居乡里，一呼而从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而主志终不为之摇夺，肃顺盖与有功焉。然而话虽如此，清廷究不欲以优越地位畀予“匹夫”。国藩治军七八年来，转战于两湖、江、皖等省，皆以兵部侍郎资格，与地方大吏有主客之势；虽每次打了胜仗，清廷总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著交部从优议叙”几句刻板文章，予以安慰，从未以实权相予。自江南大营为太平军所夷，两江总督何桂清遁走，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罗遵殿俱死于难，眼见东南大局，土崩瓦解，始于十六年六月诏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事权归一。国藩乃保荐左宗棠专任浙事，李鸿章专任苏事，曾国荃围攻安庆，而胡林翼抚湖北，沈葆桢抚江西，晏端书谋饷粤东，皆联络一气，而饷有所出，呼应皆灵，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皆从。

国藩既膺两江总督之命，乃以围攻安庆之师授与国荃，自率军进驻安徽南部之祁门，以固吴会人心，兼壮徽宁声势。十年十月，太平侍王李世贤悉众围祁门，分三路进攻：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镇；一出祁门北逾羊栈岭，直趋国藩大营。祁门危险万分，文报饷路，几于不通，有人劝国藩退师，国藩不听，悬剑帐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无死所！”坚忍数旬，至十一年正月左宗棠击乐平，六战皆捷，乃通赣皖运输之道，而国荃亦大破陈玉成于安庆，遗书国藩谓“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国藩战略，乃为之一变。

国荃既克安庆，乃回湘增募新军，转回安庆。其弟国葆亦从兄转战，所向有功。国藩乃以规取金陵事付之国荃、国葆，又因苏常迭陷，乃疏荐道员李鸿章才大心细，堪膺疆寄，令仿湘军营制，自练淮军，并选名将程学启、郭松林以助之，命规复苏州，自己则由祁门移驻安庆，指挥众军。计国藩此时所指挥者，除国荃、鸿章之师外，左宗棠规取全浙之师，江北多隆阿围庐之师，李续宜援颍之师，江南鲍超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防剿徽州之师，杨岳斌、彭玉麟肃清下游之师，与袁甲三、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扬州之师，冯子材镇江之师，均奉命受国藩节制，军政统一，战事乃日有起色。

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破金陵，戮洪秀全尸，章王林绍璋、顾王吴汝孝皆自杀，妃嫔投河死者无算，将弁三千余人皆战死，军民十余万人争蹈河死，尸填溢如桥，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是时李鸿章亦于二三年间，先后收复太仓、昆山、吴江、江阴、苏州、常州等地，清廷闻之大悦，命廷臣议封赏。初咸丰死时，遗命能克复江宁者，当封以王爵。至是廷议以国藩文臣，且非满人，一旦封王，为旧制所无，因诏封曾国藩一等侯爵，曾国荃、官文、李鸿章俱一等伯爵，其余封赏有差。当江宁克复之际，国藩曾东下视师，惟不久又回皖垣；是年九月初一，乃率其全眷至江宁，改英王府（后由李鸿章改为安徽会馆，今尚存在）为两江督署。

时太平诸领袖虽相继而亡，其余党则散布于江北、安徽、河南、山东一带，而为捻乱。僧格林沁战殁于曹州，其势甚炽。四年四月，国藩奉命赴山东一带督兵剿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调遣。国藩乃会同淮军各将领，设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大镇兵，互相遥应，呼吸相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匪势渐渐清弭，而后起之淮军，又颇得人，国藩很有退休的意思了，乃自陈病状，请以散员留营自效。清廷命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而以李鸿章代办剿捻事宜。

国藩回任后，乃极力讲求吏治，以苏民困，又值是时正英法联军之役之后，外事日多，知笃守故常，不足以图自强而御外侮，举凡劝农、课桑、修文、清讼、戢暴、去贪，以及整顿盐务，开垦荒地，铸造军械，仿制轮船，派遣出洋子弟，莫不手定章程，规模具备。七年四月，诏补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直隶总督，而以马新贻总督两江。他在直隶任上，仍旧继续地讲求吏治，劝学课农。是时清廷很感觉旧有军队，罢软凡庸，不足以戢乱，因令国藩在直隶以练湘军之法，选练六军，意为捍御畿辅之用，且为刷新全国军政之基。国藩乃条陈许多治军之法，清廷均一一允从。其后以直隶练军有效，他省仿而行之，营务为之一振，自国藩始。同时天津一带，常闹教案，而以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为最烈。先是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为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所获，供称受迷药于教民。民间遂喧传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挖目剖心为药料，又以义冢内尸骸暴露，俱视为教堂所弃。同治九年五月，遂聚众焚烧教堂，及拆毁法人所建仁慈堂，殴死法领事丰大业，杀伤教民男女数十人，又误杀俄国商人三名，误毁英美两国教堂各一所，群情汹汹，天津大扰。而曾国藩斯时正在病假中，清廷命亟往天津查办，国藩到津，立意与通商大臣崇厚分谤，不奖士民义愤，盖以粤捻初平，不宜与邻邦构衄，又虑四国合纵，变生不测，于是力主和平。而法使罗淑亚肆意要挟，必令府县官及陈国瑞三人议抵，崇厚欲许之，国藩力持不可；而津民不知，大怨国藩，清廷诸人亦群起掊击。崇厚惧事决裂，奏言国藩病重，请罢免，清廷乃以李鸿章代之，实则国藩所办，已有眉目。是年秋九月，仍由国藩与法使议结。定滋事人犯正法者十五人，军流者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皆遣戍，陈国瑞讯与津案无涉，着免议。案既结，又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事乃了结。了结之后，国藩颇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自责，引为一生憾事。当这件事初发生的时候，他本预备以身殉事，由保定将赴天津曾与其二子信云：“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其后能于原案之外，无他损失，总算是已经出他意料之外了。

同治九年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为张汶祥刺死，清廷诏以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此时国藩已经六十岁了，右目已经失明，又常患眩晕，因历陈病状，请另简贤能，开缺调理。清廷则谓“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所请另简贤能之处，着无庸议”。是年岁底，国藩抵金陵赴两江总督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公历一八七二年，国藩卒子两江总督任所。现在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