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张艺谋及其他
“五一”长假，朋友老侯推荐看电视专题片《晋商》。老侯是个摄影发烧友，以他的说法，这部片子摄影极好，一直在强调光影对比，“而且影子一直朝着镜头方向，即使用平光也一定有很暗的色调作对比”。此片强调的是那些晋商大院在光影中的建筑效果，其中拍得最多的还是祁县乔家大院。乔家大院我去过两次，两次效果绝不相同。第一次看的是层层叠叠斜与平交杂的屋脊、屋檐，屋顶下的一个个院子好像是光被遮住，一种暗黑色基调。第二次则是在院里看高高的院墙与院上方让阳光耀得苍白的一方天，好像被阳光照透，只有一种没有了生气的土黄色。因为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的记忆显得索然无味。
记不得第一次是1990还是1991年冬天，我感觉中，太原的冬天总弥漫着一种北方的潮气，积累成雾气沼沼就会下雪。那天好大的雪，漫天雪片如飘飞绒毛，将本来灰色的天衬得极亮。太原的报告文学作家赵瑜跟我说，张艺谋在乔家大院等这场雪已经多时，我们约好一起赶去看热闹。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北方气质大院。也许因为那天天是灰的，建筑物是暗的，所有突出部位又都压上了厚厚的雪，使院落的线条显得特别刚硬，与我熟悉浸泡在湖绿色春雨中的南方宅院形成强烈对比，使我一下子体会了当初张艺谋选定这个大院拍外景后为何那样激动。记得当初他跟我说，现在漂亮的院子只在山西有。苏童《妻妾成群》里那个被南方阴柔的淫雨包裹的故事，被他一下子用北方刚硬的影调改造了。
那天整个大院被张艺谋买断，使我能得以充分感受它在漫天大雪中那种影调美。我们顺梯子从登上院墙开始，从院墙走到房顶，能走动的房顶上覆满了雪。从平屋顶与平屋顶间走过，看旁边不能走的斜屋顶雪盖不住檐的黑。在雪的效果下，院内门窗也全是黑的，窗口透着青光。因为整个院子在雪中寂静无声，空无人迹，真有一种倒退到历史遗迹中的感觉。下院子从院内走隔墙，好似迷宫般最后有一个从高处看整个院子层叠错落的最佳角度。不是后来拍成电影中巩俐看三姨太唱戏的那个制高点，而是好像城堡般围墙的一个观察口。那天张艺谋在雪中兴奋得根本顾不得招呼，全体剧组一人一件军大衣，都在忙碌中落满了雪。剧组陪同告诉我们，这是全院最好的观察点。我们在窗口看来来回回拍扛着三姨太走过大雪中屋顶的那一条，离得远，看到的只是感伤的雪与黑衣服的对比。现在想乔家大院的旅游开发其实还真要感谢张艺谋，他强化了那种院墙土黄的质感，使窗棂的线条变得那样有味道。也许因为有那天在现场的经历，我在这部影片中最喜欢的就是雪景表现。张艺谋拍蓝调包围下的雪，将院子拍得那样冷静，最美的场景是以淡光叙述雪与淡青色墙砖、地砖的融合，那样的浅青光烂漫中又渗入淡淡的黄。其实张艺谋凡是拍淡和柔的时候都特别招人喜欢，可惜本性上他却总要追寻强色调的对比。这部影片他要的是黄、红、白、黑的冲撞，土黄和夕阳下的淡黄固然可爱，但那红一用，调子可就没办法。凡他一遍遍执拗地强调红灯笼的时候，我就觉得刺目。最后雪中那么好的屋脊，一下子变成三姨太家里红红一片，冷静一下子被热闹遮蔽，甚至片尾景象用了蓝调中跃出的红，还用黄字做字母。
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对调色其实一直肆无忌惮，最夸张处理大约算《菊豆》里那些染坊中布在艳丽色调中刺目的摇曳。《黄土地》中那种在黄土中肆意放荡着的腰鼓和粗犷的大脚踢踏，固执地形成了他的视觉美学，使他后来的片子总追求在一样的动感中将黄土转换成各种夺目颜色。
现在想起来，我真是特别留恋正拍着《老井》而筹拍《红高粱》时那个张艺谋。1986年是大家都还有时间可以持续整天侃天的年代，《红高粱》的剧本就是喝着廉价的茶，大家唾星乱溅地侃出来的。我至今忘不得的，就是张艺谋当初那种眉飞色舞：“我们种它几百亩的高粱，下着暴雨，鬼子赶着马拉着碌碡碾过，那几百亩高粱地全部变成绿泥。然后有残缺的高粱从泥地里长起来，高粱红了。”“野合时候就要以很快的速度拨开高粱叶子，你想，太阳照下来，那绿叶子的光一路‘嚓嚓嚓’地过去，等他把‘我奶奶’放下来，一个仪式已经完成了。”他侃得大家都激动不已，自己到关外找外景地去了，找了一圈回来一个劲地摇头，“从东北到内蒙古一圈，成片能遮住人的高粱地根本没有，那地都变成一小块一小块。都说内蒙古‘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草就这么一点高。”最后决定，只有找一块地方出钱自己来种，也就是种了一百多亩高粱。那时候好像只有80万左右人民币的投资，他当然不可能种几百亩高粱，再把它们一次性地碾成绿泥。记得剧本改定时片名曾经改成《九九青杀口》，突出了青杀口这个“一到这里就闹事”的地名——在这里“我奶奶”遇见余占鳌，在这里最后打鬼子。等片子出来，故事只剩下余占鳌抢夺“我奶奶”的那部分，其他都变成写意。张艺谋天生的兴趣其实就在夸张地写意，这部片子颠轿一场是腰鼓的翻版，而在高粱地里他创造了异常饱满的绿，那绿的感觉来自张艺谋当时喜欢的那部日本电影，但他加重了浓度，使它变得那般沉甸甸郁郁沉沉。
张艺谋的每一部片子，我都感觉他在尝试将一种颜色的表现力拉向极致的可能性。比如《菊豆》中的蓝、《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红。他总是从亮的与沉的两个极限寻找最强的表现力，使其质感变成夺目耀眼。这种戏剧化效果造成视觉撞击力，撞击后色彩喷溅造成视觉的狂欢，满足的是大众对热闹的需求。与印象派画家不同的是，他完全以最亮丽的色彩来做实验，这种实验对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不适，但也确实对大众构成了视觉革命启蒙——在《英雄》中，对色彩表现的可能性更推到极限，那种绿与黄都是夺目到极点。大众在他引导下，也越来越满足这种亮丽的宣泄，他们当然不会喜欢那种中性柔和与冷静的色调。我想，这恰恰是张艺谋电影能长久赢得大众的根本原因。
(2004.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