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收入《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及《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的《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中，有这么一段话：“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即兴演说，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起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如此自我辩解，主要是感叹没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现在看来，不必那么自我压抑—短论就是短论，随笔就是随笔，卸下了学问的盔甲，畅所欲言，未尝不是一件快事。若不拐弯、不加注、不粉饰，直来直去，三言两语就道破天机，或直指人心，那才叫本事呢。

不想发展成为专著，就这么“随便谈谈”，谈大学的功用，谈校史的力量，谈教授的职责，谈校长的眼光，谈课程的魅力，谈博士的培养，谈学科的建设，谈学生的志气，谈排名的困惑，谈改革的代价……想到哪，谈到哪，“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当然，这需要机缘。今年初，《新京报》约我开专栏，说好是自由自在地“谈大学”。犹豫了好一阵子，终于答应了，打动我的是妻子的一句话：不如把近几年在北大、港中大两边跑的感想写下来。

说“感想”而不是“思考”，并非故作谦虚。这些年谈大学，我发现，抄校训或章程不顶用，讲校史与故事也不顶用，很多时候，大道理谁都懂，只是一到具体操作，全忘了。不是真忘记，而是受各种内外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停顿、迂回乃至放弃。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无力指点江山，只能站在观察员的立场，从细微处入手，帮助读者了解“另一种大学”。至于你愿意从外往内看，还是从内往外看，悉听尊便。

平时很少开专栏，只记得曾为《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写《看图说书》（2000年），在《文物天地》连载《大英博物馆日记》（2001—2002年），前者14则，后者仅7期。这回坚持这么长时间，2月开工，12月收摊，中间没有断档，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京报》2013年3月23日刊出《大学小言》的开篇《小言“小言”》，可第二、三、四则在此之前就问世了。记得很清楚，那天傍晚，我在拉萨出差，突然接到编辑电话，说版面出了问题，需要应急，故将我的三则短文捏合成《陈平原：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明天见报（《新京报》2013年3月2日）。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后各期，除了一则“有碍观瞻”被卡住，其他的基本正常刊出（偶有因报纸版面调整而中断者）。

9月初，香港《明报》记者来访，撰写《中大五十年：大学还有大学精神吗？—专访陈平原》（《明报》2013年9月24日），同时提出，与《新京报》分享“大学小言”专栏。征得同意后，《明报》从2013年9月28日起，也是每周一则。至于此专栏结束的时间，《新京报》是2014年1月18日，《明报》则延长了两周。

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居然有不少热心教育的朋友追踪此专栏，且不失时机地喝几句彩。更有好几家内地及香港的出版社，刚看了几则，便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出书。正是他们的热情鼓励，使得我明知这些短文不登大雅之堂，也愿意见缝插针，把事情做完。

考虑到“大学小言”专栏文字不多，出书显得单薄；我配上了这两年所撰关于大学的评论或随感。两组文章均按写作时间排列，其中的思路不无交叉处，可以互相印证。

15年前，因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撰《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被人戏称为“校史专家”。我当即发表《辞“校史专家”说》（《新民晚报》1998年5月10日），澄清自己的学术立场：“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

这本小书，依旧持此立场：谈论中国大学，兼及大视野与小感触，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北大和港中大入手，但明显超越“校史专家”的眼界、趣味与责任。

2013年12月2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