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与之进行了会谈。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演讲；1978年，邓小平得以再次主持中央工作。他不辞劳苦接待多国来宾，出访过很多国家，制定相关的对外政策和方略，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的对外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通过长期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指出当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改变了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将外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上。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影响也逐渐扩大，对外关系突破了基本孤立的局面，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让邓小平在面对联合国秘书长时，不卑不亢地说出了以下的话：“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这里的坚持原则，主要就是独立自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8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旧交替，时局动荡不安，冷战依旧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威胁着世界和平和稳定，各国因民族、宗教和领土等因素，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邓小平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

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此外，他还一再强调，这样的政策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不会变，变不了”的一项长期政策。

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受害者既不是美国、苏联，也不是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一些发达国家。受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所以，关乎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

邓小平认为，中国并不悲观，但能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危险性，虽然霸权主义还想继续横行下去，但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困落后，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得到提升，而中国的力量和作用都还有限，会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不会当头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最希望和平，中国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中国在新的起点上，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内，争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邓小平也声明，维护世界和平并非一厢情愿的事。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也不会害怕，无非将目标拖延几年，打完仗接着搞建设。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他还多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能给世界带来不稳定、不安宁。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是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反复实践，以及对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客观分析之后，制定出既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

应该说，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目标，外交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因此成为各国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归宿。因此，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同样，中国制定外交政策也必须立足于本国利益。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在重申中国上述外交政策时进一步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别国无权干涉。”

在东欧剧变时，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朋友要交，但要心中有数。别国的社会制度我们管不了，但无论这些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与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正是在这种“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与国外政党建立和发展了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1989年，国际风云突变，少数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压，邓小平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全面分析后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抓紧时间，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现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朋友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