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

1988年9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会见了胡萨克，并把这次会晤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之间的见面”。

当天上午，胡萨克刚刚走进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便迅速健步向前，同胡萨克热烈拥抱，互相问候起来。兴致高昂的邓小平同随行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后，又同胡萨克一起笑容满面站在一大群摄影记者前拍照。后来，两位领导人愉快见面的镜头也广为流传。在他们坐定后，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像拉家常似的越谈越高兴。当看到邓小平掏出烟卷时，胡萨克马上拿出打火机给邓小平点烟。他对邓小平说：“我知道您的名字至少已经有50年了。”给邓小平点烟是为了向他“表示敬佩”。

胡萨克在会见中表示，我们为共产主义都已奋斗了50多年，其中有好的经历，也有不好的经历。这时候，邓小平马上插话说：“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胡萨克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他说：“对，这样才能保持永远乐观。”

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后，两国政府来往密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捷两国关系发展迅速。身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胡萨克1933年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于1944年组织领导了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起义运动。

1950年，担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胡萨克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解除党内外职务。第二年在被捕后被开除出党。随后，更是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60年5月，才大赦获释。1963年12月，他恢复名誉和党籍后便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等多个职位。他的政治生涯跟邓小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经历过大落大起。两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邓小平在会见中坦率地告诉胡萨克他自己“三下三上”的经历。邓小平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邓小平表示：“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 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

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粉碎，一些重大历史性课题却并没有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得以回避。如何去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这个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但他同时也多次表态要始终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我们党的历史。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就此拉开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1977年4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次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在这次会谈中特别就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和意见。邓小平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在同胡萨克的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事实上，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说：“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

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在邓小平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都是我们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制定的。

胡萨克称赞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工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

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要为其写传，但都被邓小平婉拒了。邓小平向胡萨克表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这位共产党的老人面对同为“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的胡萨克，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在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午宴招待上同胡萨克交流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邓小平指出：“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显著，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也日趋激烈。

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他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胡萨克对此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