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能否把书读“活”，与阅读目的有关。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生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意思。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从总体上说，无非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也包括这些追求。

毛泽东还留下一句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精通书本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谓“应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

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配合大事业、大追求，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为了实用，是实用主义的。他看“闲书”，也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甚至翻小人书，执着地研读书法，等等，就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直接关联。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它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酷爱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于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索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他做了十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他写的《寻乌调查》，达8万字左右。他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喊出“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口号。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毛泽东能够把书读“活”，盖源于这种读书理念。

所谓把书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怎样才算是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在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1958年，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他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工作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要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而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他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这些评论，说明毛泽东很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还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说明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1964年，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想法，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所推崇。1943年10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不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958年3月，刘少奇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到：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