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起！
我在198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它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但后来大家都把我只和这部著作联系，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学为《杀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讲，听众发问仍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发问“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我的天！
今日呢？该如何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做历史性归位？“国民性”一词乃陈年古董，我在1983年已用“深层结构”替代它。令人惊讶者，与“国民性”同为清末民初产品的“东亚病夫情结”至今日仍残存。2008年奥运会时仍听闻“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的言谈，异哉！近年华语电影《叶问》《苏乞儿》《陈真》统统可还原为同一个“霍元甲文本”，还是与外国超强者比武、在敌人屠刀下对决的逆境中克敌制胜那一套滥调。自卑感吗？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点，但从清末至21世纪头10年仍不舍割弃，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瘾。虽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国民性概括的话音犹在，仍不禁要问：这样的国民是否有问题？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历久不衰，是否也拜这个征候群所赐？作家绝无把自己的大作入殓之意，只是不愿其沦为另一个“霍元甲文本”。该书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用“身”和“心”作为基础单元演绎出一套“文法”结构，从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国家对社会的照顾模式，一以贯之，即使在今日结构主义思维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该构思仍呈现知识体系学（architectonics）的审美观。该书的另一洞察恐非读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国式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的1983年，我在国内看到的尽是这类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这些“表层”现象已淡出，但上述这个深层的设定仍有效。
说世上并无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独资本主义才是“欧罗巴生产方式”亦无不可。在2009年9月出版的《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我已换了一个比1983年更前沿的方法学去讨论同一议题：把美国的国民特征当作中国人的倒影来看。旧版的总论中即如此说：该书处理的是我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它与中国人之母胎化呈对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约，“杀母”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为“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详见本书附录一）
简言之，该书中所谓“美国人特性”并非是一个悬在真空里的本质，而是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反向建构的一个论域，没有“中国人”这幅供投射的银幕，它亦化为乌有。《杀母的文化》一书罗列了一个世纪漫长的美国恐惧，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学到文艺，由大众文化到犯罪学，由男性雄风到女性平权，尽在透露“个体”对困陷于人生早期的恐惧，流露对人格成长阶段不分明、断裂不彻底的焦虑。因此，从一个“分离”到另一个“分离”成了“个体化”的常轨。“杀母的美国”建立在对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国的一个大悖论在于将“异性恋罗曼史”——两性的性爱——树立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为了保证个体的性别与性向的稳定性，但鉴于上述“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它同时孵育了“与敌同眠”的被害妄想。
对美国人来说，困陷于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体能动性薄弱、人格趋于被动，而“被动”则是“受害”的同义词。在性别两极分化的设计里，这种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伤，令他无法撑得起“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两性分庭抗礼的对台戏垮掉了一方，堕落为“母子关系”——而这正是美国人在“中国人”这位反面教员身上瞥见的荏弱身影。美国过去的年代还有“英雄救美”这个历史陈迹，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视“被动”为扮演好自身的性别角色，亦直视“被动”为“受害”同义词，“杀母”遂变奏为“杀夫”。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才真正堕落为两性恶斗的杀戮战场。
为避免内容超载，书中已宣布“杀夫”变奏将是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议题。《杀母的文化》其实已经超载，众多的章节附录已将一个世纪的美国心态史分布于“杀父”“杀子”“杀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个“杀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统。“杀母”之为主流，乃由于它是断裂型人格成长过程之基型，是后起人生凡处亲密关系皆会引发爱憎双重情感的本源，是人与人间之“合”只是为了“分”的原始模板。“杀父”则是子承父业，模仿他的性别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与他联结（bonding）。至于以“反权威”作为个体成形这道程序，基本上与欧洲人同，非美国独有。“杀子”则在“杀父”“杀母”最起劲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乃该一代自身抵达为人父母年龄而产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国与西欧战后一代所共有，待考。
“粉丝恐惧症”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造成仅见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辨识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个“宝”；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这回事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这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魔之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杀母”始作其俑。
某美国学者谓中国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际关系里落实，西方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它超越社会的该部分。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比较视伦常关系为天经地义，《杀母的文化》则论证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至此，“国民性”说是否借尸还魂？
本书的框限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先设定，本书内容是其框限内进行的颠覆，并非天真到认为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都没少的全体——这只是幼稚实证论的一厢情愿。旧版上市后，网络上出现一则读者的反应，谓：已经移民美国有年，但从未遇到我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这好比一位长期居华的老美说：他从来没见到“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美国的“杀母”须视作同类的理想。这类人伦惨变的实例在人间社会中极少发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国还不见得是最高的，但这是社会统计学领域的事了。
纵使在将美国人与中国人“互为他者”的相异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里，把最后的观察简约为“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一句话，亦是一百年历史的无数线锯板块之精心拼图，且有其时代性。这些拼块从细节上拼出了20世纪的历史性内容，并谱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认出每一个年份的酒，与奢谈超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满足简单化思维不可同日而语。
201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