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

采访对象：梁广大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5日下午

采访地点：珠海市望海楼招待所

梁广大，

1935年11月出生，广东南海人。

1951年10月，参加工作。

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中共中央党校毕业）。

1951年10月至1961年3月，任广东省南海县人民银行办事员、副主任、主任、副行长。

1961年3月至1970年7月，任南海县罗村区委副书记、小塘公社副书记。

1970年7月至1981年5月，任南海县革委会常委，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书记。

1981年5月至1983年10月，任佛山地委常委、佛山地区行署副专员兼行署财办主任（其间，1982年8月至1983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83年10月至1998年12月，任珠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等职。

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习仲勋同志离开珠海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干部，连我们基层的服务员都舍不得他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群众的感情非常深，接触过他的群众对他的感情也非常深。他无论到哪里，是什么身份，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共同的话题。群众过得穷，过得苦，对于他来说是最焦急、最忧虑的；群众的日子过得好了，对他是最大的慰藉。

——梁广大

采访者：梁书记，非常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在南海县任县委书记期间，是在习仲勋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后来您到珠海任职后，他也非常关心珠海的建设情况，在他退居二线之后，你们也有过很多交往。他是否对您的工作有过很多重要的指导和启发？

梁广大（以下简称梁）：是的。习书记在广东任职期间，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点。当时整个广东面临着艰巨的困难和繁杂的情况，习书记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重视调研，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他为广东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改革开放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习书记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似乎就在昨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晰。今天回想起来，感触也是非常深的。

习书记结束了16年受审查的生活，来广东上任是1978年4月，到他1980年年底走的时候，共计在广东主持领导工作两年八个月，这段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习书记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一个巨变期。中央当时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怎样复苏国民经济，使人民怎么能尽快吃饱饭，但是，那时的情况复杂，积弊太多，想要一下扭转局面，又谈何容易呀！

从我们国家，具体到我们南海县委来讲，就是想要恢复国民经济，因为当时的国民经济真的走到崩溃的边缘了，南海县当时每年人均收入递增1.53元，每亩农田每年产量递增1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了。广东是鱼米之乡，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可以说更是鱼米之乡，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如果南海都是这个情况了，那么就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确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习书记来到广东的时候，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偷渡外逃，当时因为极度的贫困，有大量的群众外逃到香港和澳门。当时的偷渡，不是一两个人的小规模外逃，而是公开的，一队一队的，大规模的外逃。我们这边无论怎么围追堵截，无论设几条防线拦截，群众都一样冲过去，想尽千方百计，拼命都要逃到香港去。珠江口东面最严重的是宝安、惠阳等地，东莞也有不少，珠江西部的就是珠海、斗门、中山，这里一样也有很多人偷渡。

习书记当时刚来广东，省里还维持着原来的反偷渡方法，一方面是拦截、遣返、抓、堵，还有就是加大宣传力度，我们反复跟群众说：“你们不要跑到香港去，香港是资本主义，是人间的地狱，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才是天堂。你们以为那些偷渡到香港的人有什么好下场吗？他们到那边都是被资本家剥削，当牛做马！”那时候的群众工作都是这样做的，很单一、死板，都是一味地说教，就是说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剥削劳苦大众，社会主义如何如何人民当家做主，如何好。

但是光说这些没有用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大家看到香港回来的人，首先穿得整整齐齐，新衣服，新鞋帽，光彩照人，我们这边呢，衣服都破破烂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人的精神面貌也很差。所以，存在才能决定意识，群众不信你说的那些，你说香港是人间的地狱，我也要上地狱闯一闯，能吃好穿好的地狱谁都想去闯。而且，这边天天都搞运动，很伤老百姓的心，你说这边是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吃不饱饭的天堂也没什么可留恋的。老百姓就很明确地跟我们说：“这个天堂我们不想用，我们就想去地狱。”我们这里特别是南部靠近港澳的有些村子，凡是刮风下雨天气不好的时候，村民就成群结队往那边跑，有的生产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劳动力，很多农田都荒了。

所以，当时习书记来到广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解决偷渡风的问题。他首先就下基层调查，像宝安县的周边他都跑遍了，也到珠海这边进行了调查。每个地方都走，都看，确实他看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情景：那么多村庄土地都荒了，青壮年都跑了，没有人耕作了。

当时，习书记看到边境地区把外逃的人抓到了，就把他们关起来，遣返回乡，有些屡教不改的，就作为坏分子，戴着高帽子。他看到这种情况，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群众啊，怎么样也不能把他们抓起来呀，不能这么整人啊。群众为什么要跑？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工作搞好，没有把人民生活搞好，群众跑到香港、澳门去，就是因为人家生活比我们这边好，人家那边生活稳定。”

针对当时这个情况，习书记用了很多时间去调查研究。在他来之前，反偷渡外逃全靠强制性的堵和抓，还有一些根本收不到实效的宣传，根本没有抓到要害。习书记来了以后，他就直接面对最基层的群众，到他们中间去了解情况，通过扎根群众，了解真正的情况，来考虑具体怎么解决外逃风的问题。这个基础，对习书记后来如何着手切实改善群众生活，包括鼓励多种经营、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社队企业等都有了很多指导意义，有了很多很清晰和具体的举措，而且对后来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向中央要权，以改善群众生活、发展经济为首要目的的政策、措施也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就是习书记践行群众路线的成果。

采访者：也就是说，习仲勋同志通过到群众中去调研，再通过调研成果来指导他的决策和促进落实。这是他一贯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梁：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通过大量的群众工作，通过基层调研，习书记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那么就可以保证他的领导决策准确、切中要害。你看，习书记来广东以后，他所主持的各项工作就能够落到实处、挠到痒处。

粉碎“四人帮”以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书记在广东省主持各项工作，抓得都很紧，都很到位。比如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一系列的举措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中央要权。习书记从实际出发，在全国第一个向中央提出这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反映了当时整个广东的实际，反映出广东的民心。

习书记为什么会向中央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那么坚定，甚至言辞激烈地给广东要权？就是因为他善于到群众中调查研究，联系实际，从而促使他做出这样一个举措。这就是他深入群众调查的结果。他看到宝安、惠阳，跟香港对面，土地相连，人也都是广东移民，那为什么香港那么稳定呢？他还看到，珠海连着澳门，为什么人们都往澳门跑呢？

习书记很清晰地认识到，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怎么样把生产搞上去，怎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缩小大陆和港澳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广东有这么严重的偷渡外逃风，经济那么萧条，习书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向中央提出，要给广东一些政策，要下放权力给广东。当时我在南海当县委书记，我们也知道他向中央提出这个要求了。当时叶帅也在广东，叶帅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习书记首先向叶帅反映，叶帅也赞同他的看法，叶剑英对广东也很熟悉，所以他也很支持。

习书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直努力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给广东要权，争取让广东先走一步，切实加大开放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在习书记的努力下和包括叶帅在内的多位老同志的支持下，后来中央逐步给广东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包括“中发〔1979〕50号文件”里面也体现了很多具体内容。

习书记来了以后，首先解决偷渡风，解决的方式就是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这是惠及全省的大事。尽管1978年、1979年他没有到南海来，但是他的讲话都传达了，省委的会议，地委书记、市委书记都传达得很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把老百姓压抑多年的积极性一下子又调动起来了。我记得1978年的时候习书记连续开会，他首先就要抓偷渡风，和中央要权，使人民生活过得好一点，尽快改善生活。拿我们南海来说，充分贯彻了他的精神和指示。

这种情况下，变化是很大的，和过去的区别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看到。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各个地方只能给群众一些基本的保证。当时整个农业的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农具，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配，像穿衣、吃饭、食用油，包括吃点鱼、吃点猪肉，这些本来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也要靠分配，当时什么都需要分配。粉碎“四人帮”以后，没有了极左路线破坏和干扰我们群众的生产生活，特别是习书记来了以后，各个方面，生产生活的环境就更宽松了，更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了，这样大家当然高兴了，虽然当时从政策上、舆论上都没有彻底放开，也没有那么旗帜鲜明地提出——但是当时也提出了——要尽快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像我们南海县，在1978年的时候，就开始抓生产，搞多种经营，是有很明显的效果的。当时我们就大力地号召农民养鸡、养猪、养鸭，过去，农民养几只鸡，或者养几头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就要扣帽子、划清界限了。所以那时候大家有力都不敢使，怕批判嘛。但是1978年以后，就放开了，由于过去什么都要靠分配，后来我们感觉这样太伤农民的感情了，所以我们南海县委县政府干脆就自己办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再做伤害群众感情的事了。

大家过去吃不饱饭，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有好转，抓经济了，不搞阶级斗争了。到了1978年，习书记来了以后，包括工作、思路等方面都更大程度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我们就有更大的精力抓生产，那时候可以说天天抓生产，月月抓生产，年年都抓生产，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尽快提高。到了1978年年底，也就是习书记主政广东半年的时间，可以说广东绝大多数群众都可以吃饱饭了，这个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环境的好转和习书记当时一系列开明的举措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但是，光吃饱饭还不行，各项工作都要抓，都要正常化，包括干部作风问题。省委传达“中发〔1979〕50号文件”，要改变干部作风，有十二条准则，其中一条是习书记特别强调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要深入实际，要解决具体问题，你不能成天坐在机关里。”这个方面也确实是他自己一直在这么做，在干部中也不断起到榜样作用的。我们当时的干部是很听话的，确实整天都在下基层，都在调研，在解决问题，那时候我们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国家乱了这么久了，看到乡亲父老这么穷，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千方百计想着把生产搞上去。所以，习书记的指示，我们实际上就是发自内心地在做，那么习书记再次提出，又更强化了这一点。

197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广东省设置深圳、珠海市的批复。

习书记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政策，给广东权力，这些主要都是大的政策方面，而一些细节，可以让地方上灵活掌握的，习书记很早就放开了。比如农民养猪、养鸡、养鸭、养兔子、养蛇、养观赏的鸟类等，农民都在开始搞，积极性很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光顾着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这些正经事都不让搞的，现在都让搞了。包括让广东搞来料加工、多种经营，香港的企业家回来大陆这里办一些工业，像这些项目，习书记来了以后我们就彻底放开了，有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如果我们光是种粮食，搞多种经营，是富不起来的，你想想，农民种菜、种粮很辛苦，但是卖一两吨蔬菜才多少钱呢？尽管当时蔬菜、粮食奇缺，那也是卖不上多高价格的，当年一头猪最多才卖300多块钱。所以，还是要靠工业。

我们南海县委这套班子，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想方设法让人民富裕起来。当时我们有的地方搞了炼铝、炼铜，搞些小五金，我们就组织其他大队的人去参观，包括公社的书记都去了，让大家互相交流，人家是怎么富起来的啊，大家都想富啊，每个公社都要想办法，尽快地实现“四化”，尽快地富起来，谁也不许落后。那时，我就做了一些在当时来说比较违反常规的事，受到了很大的争议，甚至被扣了帽子，而这个帽子后来也是习书记来到南海给我摘掉的。

采访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梁：这个就要从我们办企业说起。你想想，养十几只鸡，养几头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被扣帽子，过去那些地主、资本家、供销采购人员，更是要被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判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统统都被打成“地富反坏右”，打成“牛鬼蛇神”，他们自己，包括子女，完全被社会边缘化。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让老百姓脱贫致富，我们就要办企业。办企业是说办就能办的吗？办企业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这些人才不是我们办个培训班一下子就能培养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我们立即需要大量的人才，当时就要用，就要见效益。如果没有相应的人才来管理企业，被外行管，一定是乱七八糟，赔个精光，那么集体的财产、国家的财产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这样的话，改革也好，脱贫也好，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但是，办企业的人才在哪里？就在我们身边呀，全都被打倒了，扣上帽子了，都成了“牛鬼蛇神”。实际上，我始终相信，这些人是有才能的，资本家如果没有经济头脑，他当不了资本家，供销采购人员是最懂得市场经济的，最懂得异地差价的，否则他也无法成为供销采购人员。

那么，当时我就大量地起用这些“牛鬼蛇神”。我动员他们，聘请他们。这些人过去相当一部分当过资本家，我就是看中他们的这个背景，才聘请这些人，请他们来帮忙办工厂、管理工厂。

事实证明，这一步实际上是走对了的，让这些人办工厂、管理工厂，果然都是井井有条，发展很快，效益也很好。

这种情况下，马上就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了：“梁广大这个家伙！‘文化大革命’批他批得不够狠！整他整得还不够惨！现在他又来起用这些‘牛鬼蛇神’了！这个梁广大，现在要给资本主义复辟了！”

当时讲这些话的可不是一般人啊，是一些上级领导在讲我啊。我当然不能反驳什么，否则就会引发更大的争端。但是我内心很不服啊：这些被扣上所谓的“牛鬼蛇神”帽子的人，是在土改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倒的，就算他过去可能有些错误，但是土改都二十多年了，“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改造已经这么久了，何必还要这样整人家？况且这些人很多都是第二代了，人家早都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了，服从政府各方面的法令、政策、规定了，你还要给人家扣帽子，这根本就不合理。

所以我不管那些人怎么说，我就是要起用这些人才，因为这些人确实能力很强。随着我“顶风”做事，就有更多的人说我复辟资本主义，说南海有问题，说梁广大搞浮夸，起用“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但是现实情况是怎么样？我是起用了这些人，而且很多，有一万多人，那么结果怎么样？这些只知道扣帽子的人却从来不提一个客观事实：南海的企业普遍都发展起来了，红红火火，老百姓的生活也好起来了。

习书记对这些情况都了解，他就在省委嘛，他也听到很多风声，听到很多对我的批判，知道我的很多做法现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1980年4月19日到南海，参加南海县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那次党代会上，他对我们南海的建设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的所作所为也表了态，定了调，这可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采访者：能否详细谈一谈习仲勋同志到南海来的情况？

梁：好的。1980年4月19日，习书记到南海来，当时是张汉青同志陪他一起来的。当时我把准备好的党代会的总结报告和建议给他看，他简单看了看，不置可否。而他在当天第一时间，就下到基层去调研。他先是重点看了平西大队红卫生产队，参观考察当地的很多来料加工厂，看一些纺织厂，还有皮鞋厂、电子厂、观赏鸟类养殖场等社队企业。这些企业都红红火火，习书记看了很高兴。他找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了解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到了农户家里，农民们见到习书记都很高兴，很热情。

所以，习书记并不把我们的报告放在第一位，他要先摸底，先到基层考察，要搞清楚南海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有些说法是真的假的，如何判断，那么他的做法就是深入群众去了解真相，去听取意见。

那天下午，习书记就参加了党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我们有1000多人来开会，连大队支部书记都来了，走廊都坐得满满的。当时他讲了好几个问题。

首先，他就对我说：“广大同志，这届大会有没有向省委提出批评意见？”

我说：“没有！”

习书记说：“没有意见是不对的，你应该发动一下大家，向省委提提意见嘛！省委这么多官僚主义作风，值得批评！我来广东两年四个月了，南海靠省委这么近，有多少人下来吗？我都没有来过，今天才第一次来南海县，说明我们省委会议太多，官僚主义不少，下不来。地委书记对省委这一点也多次提出过批评。实际上，离得这么近应该可以多来看看、走走嘛，为省委这个官僚主义，首先我自己检讨。”

这一席话，让我们感到习书记确实是非常民主，他首先发动大家向他提意见，一开场，他就很诚恳地自我检讨，这让我们与会人员都十分感动。实际上，习书记自己是不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的，我们都知道他来广东这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岭南大地奔波，很多偏远的地区他都跑遍了，下基层、调研，很辛苦，几乎是马不停蹄，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他之所以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也是为了给大家带个好头。

习书记又讲：“省委啊，办公都太分散，有时候一个文件转来转去，有的公文一两个月都没有批下来。所以这次大会检讨省委政府的官僚主义问题，我们要把过去给‘四人帮’破坏的工作作风改过来。梁广大同志，你们这个代表大会应该向省委大胆提意见。‘文化大革命’十年，万马齐喑，大家都不敢说话，怕说错话，更别说向领导提意见了。过去向领导提意见是大问题，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有党的正确领导，你们应该提意见，要敢于提意见，不要害怕，要解放思想。”

习书记还说：“对省委提意见，不是反对省委。今后，上级要接受下级监督，党委都要基层来监督，党员要有老百姓来监督。省委也要各县委、各公社的党委、各支部进行监督。难道我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就可以高高在上？就可以当官做老爷？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也要受你们的监督，要受全党同志的监督，受全省人民的监督。”

他说：“这十年浩劫，把很多过去的良好作风都破坏了，现在我们要逐渐恢复起来，上级领导下级，下级也要监督上级。上级应该多下来，下级有意见应该多提，你不下来，不了解基层情况，不了解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存在决定意识，什么都是从现实反映到头脑，在头脑中加工，才最终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和看法。”

他还说：“下级党委是上级党委的先生，我来参加你们的会议，不光是对你们这次代表大会的祝贺，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座的全体同志都是我的先生。领导要多下基层接受基层监督，下级也要大胆向上级提意见。特别是我们省一级的领导要走出办公室，走出文件堆，摆脱会议，摆脱烦琐事务，走出来到群众中去，跟群众一起商量研究，我们的工作怎样搞好？经济怎样搞活？怎样在发展经济方面先行一步？我们要多到农村去，多到工厂去，多到基层来，不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怎样去指导工作？”

198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南海县委朝思暮想让农民尽快富起来》。

习书记的这番话，这个精彩、诚恳的开场白，让当时所有在会场听到的人都非常感动，大家都热烈鼓掌。

接下来，习书记充分肯定了我们南海的成绩，他说：“你们在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50号文件，你们贯彻得很得力，很有成果。我今天上午看了这几个队，很有活力，大家都很有干劲！我很高兴，我看老百姓个个都扬眉吐气，个个都面带笑容，这真的让我很高兴！这说明你南海县委是好班子！是有战斗力的班子！是能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班子！我看到红卫生产队年分配已经达到200多块钱了，听说今年可以达到300多块钱到400块钱，你看这增长多快呀！”当时我们听了习书记的这番话，心情特别舒畅。

1987年2月，梁广大陪同习仲勋视察珠海。

采访者：当时的400多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梁：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可以大致估算一下，400块钱，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了，而且增长得很快。所以当时习书记很满意，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50号文件你们贯彻得很好，但是我看你们的大会总结报告有个缺点，50号文件没有写上去，这个应该要写上去。”

接着，我就马上插话了，我说：“同志们，习书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保证把它补上去，好不好？”

大家齐声说：“好！”

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习书记也很高兴，他说：“这样就对了！你们南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黄金位置，靠近港澳，有很多有利条件。听说你们南海在香港都有三四万人，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吸引港澳的华侨、资本家回来搞一些投资、建设、办企业，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怕资本家来赚钱，哪怕他们占大头，我们占小头，这些都可以谈，如果不给人家赚大头，你们连小头也赚不到。我们现在不吃一点亏，将来怎么能够赢得更大的发展呢？这个小亏我们怎么都要吃下去，非吃不可，允许人家回来投资，我在这里提议，你们要贯彻50号文件，你们南海，应该在全省109个县市带个头，先走一步，先富裕起来，你们敢不敢？”

大家齐声说：“敢！”

当时那个会场里，真是气势如虹啊，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习书记也很高兴，他说：“这样就对了！你们要带个头，你们南海有条件先走一步，先富裕起来。”

当时习书记也提出了要求，要求我们南海在1985年要达到人均分配500元钱，但是实际上我们在1985年之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当时我们搞社队企业，当时县要搞，公社搞，大队搞，生产队要搞，四个轮子一起转，一起来办工业，所以一下子经济就发展得特别快。1981年，我们的分配达到了408元钱；1982年，就682元钱了；1983年，就760元了；1984年，861元；1985年，1029元。我们在1985年不仅达到了习书记的要求，而且还翻了番，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很自豪的事。后来我离开南海了，就又包干到户了，又进一步了，五个轮子一起转，南海一下子就发展得更快了。

习书记这次来参加党代会，也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解决了过去上级给我扣的“复辟走资派”的帽子。当时上级说“‘文化大革命’整我整得不够狠”“起用‘牛鬼蛇神’”。这些造成我心理压力很大，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习书记就在大会上给大家讲：“毛主席曾经在土改的时候讲过，富农三年就要摘帽，地主五年就要摘帽，有的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已经第二代、第三代了，还要给人家戴帽子，这根本就不合理！就是‘地富’本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那也改造得差不多了。如果毛主席今天健在的话，他老人家也会给这些人摘帽子。要给他们摘帽子，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87年，习仲勋在珠海视察时与梁广大（右一）和当地农民亲切交谈。

他说：“我们现在天天都要搞经济，时时都要搞经济，月月抓经济，年年都要抓经济，现在就要有会算账头脑的，要有聪明一点的。”当时习书记讲了这些话，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放心了，以后做什么事胆子就更大了。

采访者：您有个绰号叫“梁胆大”，也是习仲勋同志起的？

梁：（笑）是啊，当时习书记就针对我起用“牛鬼蛇神”这个事情，跟我开玩笑说：“梁广大，梁胆大，神通广大！”后来，这个外号就传遍了，甚至于中央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胡耀邦同志有一次见到我，上来第一句就问我：“你就是那个‘梁胆大’？”

习书记真的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带了一个好头，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做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

习书记不仅落实特区政策，思想超前，而且是心系群众，心系国家，他早就提出要搞好城市和农村的规划，如何缩小城乡差别。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大力贯彻落实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习书记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也是对我非常有启发的一个方面。

习书记那次在党代会上提到，除了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经济以外，还要搞好城市规划。他说：“我在这里讲一下规划问题，南海将来怎么发展，现在就要规划了。社队、乡镇、各个居民点，都要好好规划，每个村庄到底怎么搞，大家要预先设计好。不能把佛山、南海这些地方搞得太大了，搞太大了不好，大城市有很多弊端，所以不能盲目地扩大城市规模。比如你们现在可以在居民多的地方、乡镇，按人口来规划哪个地方搞什么，哪个地方是什么产业集群，这些要好好规划清楚，不要等到将来搞得一团糟，问题就大了。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像房子怎么盖，交通道路怎么设计，哪里盖什么工厂，污染不污染。”——你看，现在污染是我们国家的很大的问题了，习书记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就重点提到污染问题。“妨碍不妨碍庄稼，都要考虑清楚。我们要建立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南海，我们要把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都要建成新农村，用这样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乡村也是城市，城市也是乡村，所以，不做点规划不行。而且，不仅南海县要规划，全省也要规划，现在要着手研究了。我们有钱了，有吃了，有穿了，有住了，但土地少了，这样是不行的。还有，群众住的地方怎么样，是不是搞钢筋水泥呢？安全怎么样？建筑材料怎么样？要搞个计划。搞平房？还是搞楼房？我看，应该要盖楼房，多盖几层，少占土地，不要搞得太大，不要搞大城市。”习书记谈的这些问题，说明他当时看得是比较远的。

采访者：习书记谈到的这些，对您后来到珠海任职期间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

梁：是这样的。后来我来到珠海，首先就研究规划，1984年我就抓规划，如果放到现在再抓就晚了。1987年，我就开始抓环境保护了，我不允许有污染的工业到珠海来。当时有很多“三来一补”的企业，都是污染很严重的，比如成衣、印染、纺织、皮鞋、小五金、小化工等，我统统都拒绝。包括一些几亿美元、十几亿美元的项目，凡是有污染的，我都拒绝了。所以有很多人说，有梁广大在，珠海特区发展不起来。还有很多人说，珠海的总产量太小，很多不是特区的地方都比珠海大了。

当初我在南海有两个遗感。第一，就是规划，我离开南海以后，很多我任上规划的项目没能搞完，比如一个城区主干道，一百多米宽，七八公里长，连接港口和军用机场，这些规划我走了以后，都落实不够。第二，我在南海由于着急先富起来，没有考虑到污染问题，那个时候我也很缺乏环保意识，所以当时有几个大队的污染很严重，一个是毛纺厂，主要是生产毛巾的，对河流造成的污染很严重，还有一些小型金属厂，对土地的污染很严重。

所以，后来我到了珠海，把很多重污染的项目都取消了，在珠海，25度以上的山坡，我不允许盖房子，把青山留给人民共享；靠海这边要退出80米到150米，不允许盖任何建筑物，把大海留给人民共享。因为海湾，海阔天空，海水的流动，涨潮退潮，产生很多负离子，是新鲜空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要留给人民共享。不能这边风景独好，让少数人来享受。自然资源，美丽的景色，是全体人民的，怎么能让少数有钱人独占？这个最讨厌了。

因为这些问题，我被人骂了差不多有20年：“这个梁广大，抓得这么死，思想不解放。一味地爱惜珠海的环境，让珠海丧失了第一桶金。”其实恰恰相反，他们不了解这个历史，他们不知道，我就是在南海听了习书记的讲话，他的很多前瞻性的观点，他对规划的思想，他对环保的思想，他对注重基层群众利益的价值观，这些对我启发都很大，对我后面珠海的规划、环保方面的工作思路有很大的影响。

1991年8月6日，习仲勋视察珠海九洲港，左一为齐心，右三为梁广大。

今天我们再来看，珠海丧失了第一桶金吗？大而不当就那么好吗？嘈杂、繁华、拥挤、污染的特大型城市真的是珠海人民想要的吗？你看，珠海GDP总量是不高，但珠海人均GDP并不低，现在珠海拥有联合国授予的宜居城市，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来珠海视察？

梁：是的。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2月16日至20日，习书记在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士杰的陪同下来珠海视察工作，当时我是珠海市委书记，去九洲港迎接他。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也从香港赶到珠海迎接习书记，并陪同习书记游览市容市貌。我全程一直陪在习书记的身边。

在车上，王光英同志对习书记说：“珠海办特区以来变化很大，天天都在变。”习书记很肯定地说：“珠海确实是变化很大，这说明我们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现在看，哪个国家不开放哪个国家吃亏。过去广东每个县都有专人抓偷渡的，设了一道又一道防线，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还得靠现在这个，靠发展生产力。”

习书记当时已经74岁了，但还是非常坚定地保持着他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他一路兴致勃勃地参观工厂、企业。我们陪他视察了中外合资企业中兴磁带厂。在车间里，习书记非常有兴致，他一边看，一边问，还向工厂的同志询问投资、经营和生产情况，当他了解到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时，他对这个做法非常赞许。离开工厂之前，他和驻厂港商代表握手，高兴地对他说：“我恭贺你们发财！”当时是80年代，“发财”这样的祝福语，在当时我们党的干部是从来不会说的，但习书记这么说，是为了照顾香港同胞的语言习惯，让港商感到亲切，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视察珠海华声磁带厂时，他听工厂负责人的汇报：1986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国内58家生产录音磁带的厂家做了一次市场调查，珠海华声磁带厂生产的空白磁带在质量和销售量上都获得了总分第二名。习书记听到这个成绩很高兴，他鼓励他们说：“你们还要争取第一！”

接下来，习书记还到美达磁带厂去视察，他在车间里很仔细地从头至尾观察了电脑软磁带的生产制作过程，之后他和在工厂里协助生产的美方工作人员亲切地聊了许久。习书记很诚恳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来帮助我们工作，祝愿你们用自己的工作，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之后，他还对陪同参观的市委领导和工厂负责人说：“你们要注意与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搞好关系，交好朋友，把合资企业办得更好。”

1997年10月，习仲勋齐心夫妇在珠海与雷于蓝、梁广大、黄龙云在一起。

在珠海的这几天，习书记基本没有休息。当时珠海发展得非常快，磁带厂搞得很好，同时通用机械、啤酒制造，还有度假村建设也搞得很红火。我们陪同他视察了珠海啤酒厂、珠海压缩机厂、九洲城、珠海度假村等企业，还参观了市容市貌。后来习书记还访问了湾仔镇农民种花专业户，到了农民家里，习书记的兴致非常高，农民也感到特别亲切，习书记和群众在一起，就像鱼回到水里一样。

那天是20日，也是习书记到珠海视察的最后一天。上午，我们就陪同他到了湾仔镇，去了农民陈就、张发护家，这两位农民都是种花专业户。习书记和农民聊天、谈心，一点儿障碍都没有，当他了解到这两户农民都是靠种花销往澳门而致富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花农对习书记说：“我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全靠党的好政策啊！”

习书记就笑着问他们：“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花农说：“现在的政策是最好的，希望以后不要变！”

习书记听后，爽朗地笑起来，他说：“这样好的政策怎么会变呢？党的政策不会变，你们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可以放心生产，劳动致富。”

花农也很开心地用广东话说：“咐就好啰（那就好喽）。”

在回来的路上，习书记感触很深，他对我们说：“我们的劳动人民是最勤劳的，最朴实的，最可爱的。今天，我看到这两个农户过上好日子，我非常高兴，但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担心。在这一点上，以后你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向人民讲清楚——党的政策不会变。你们也要注意，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什么事都不要搞过头，要稳定。只有稳定，我们的群众才有好日子过。”

习书记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每当回想起他，我真的很怀念他，我和他的感情也很深。习书记对人非常真诚，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习书记1980年回到北京工作，有时候我到北京开会，我都去他办公室拜访他，有时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面条。有一次给我煮的面条是延安带给他的翡翠面，是绿豆面和白面混合加工而成的，煮熟了以后颜色碧绿，色如翡翠，又好看又好吃。

习书记晚年在珠海住了一段时间，由于我们这边医疗条件在全国来说不是最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想请他回北京。当时我们不愿意他走，他也喜欢在我们这里住，因为我们珠海的气候很好，很舒服。但是后来，全国人大几次派人来做我的工作，就劝我说：“你们这里医疗条件肯定和北京没法比，习仲勋同志毕竟年纪大了，在北京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保障，所以为了他的健康，还是把他送回来。”

但是，习书记当时在我们这里，和我们的服务员都相处得非常好，非常熟，大家的感情都很深了，我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说：“不行，我不要他走。”后来人大的同志说：“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这话说得我无言以对了，后来我也就没有再坚持了。

习书记离开珠海的时候，当时不仅我们干部，连我们基层的服务员都舍不得他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群众的感情非常深，接触过他的群众对他的感情也非常深，无论他到哪里，是什么身份，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共同的话题。群众过得穷，过得苦，对于他来说是最焦急、最忧虑的；群众的日子过得好了，对他的心灵是最大的慰藉。对于习书记来说，他的一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群众路线。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党的干部最应该学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