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我们就干”

采访对象：关相生

采访组人员：琚立铭（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3月10日上午

采访地点：关相生同志家中

关相生，

1924年5月出生，陕西澄城人。

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夏入中央党校五部学习。

1945年9月随延安赴东北干部团到东北。

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参谋处参谋、总政治部保卫部秘书、干事。

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秘书。

1950年8月任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秘书。

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0年8月任中共罗定县委书记。

1961年3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正厅）。

1969年7月任中南局上草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3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

1986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秘书长。

习书记顶着酷暑炎热到田里面去，和当地的农民交谈，问庄稼的长势，问他们的收入，问生活过得好不好。他最喜欢和基层干部谈话，听他们反映问题，从这些点点滴滴里面，了解到广东基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相生

采访者：关秘书长，我们知道您是陕西人，所以您和习仲勋同志既是同志又是同乡。

关相生（以下简称关）：是的。我和习书记是老乡。他是陕西富平县人，在西安正北偏东一点，我是陕西澄城人，在西安的东北方向。我们的老家相隔有200多里地，在过去来说就不算远，现在更是方便，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口音、饮食习惯、民间风俗都基本一样的。习书记来广东后，他还请我吃过饸饹面，就是那种用荞麦面、高梁面压出来的粗面条，很好吃的。我们在广东能吃到陕西的面条，尝到家乡的味道，都挺高兴的。

采访者：您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还要更早是吧？

关：是啊，那要早很多了，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呢。新中国成立前，在大西北，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他，当时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的消息，再有就是开会的时候，比如开群众大会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面。不过那时候大概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吧。

那个时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了延安，风靡一时，那时大西北一夜之间都流行跳交谊舞了。现在有报道说，延安跳交谊舞的都是高级干部，那不是事实，其实当时是有很多群众参加的。我当时就是个中学的教务干事，我也去参加交谊舞会。去跳舞的时候，我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也见到了习书记。后来，他就到绥德去工作了，我再见到他的机会就不多了。

采访者：后来您和他再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关：那就是很多年以后了，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讲到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背景：我是新中国成立初就调到广东工作了，起初是任陶铸同志的秘书，到了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后来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那时候，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外宾、华侨来往频繁，所以外事工作任务很重，我当时又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195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暨接待工作会议，我就去北京开会了。那次会议是周总理和习书记主持的，我作为广东省的代表参加会议，在会上就又见到他了。

习书记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州主管这方面的干部编了一个小组，他很关心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听我讲的陕西话，就知道我们老家离得不远。这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以后他再当我的直接领导，就是70年代末，他到广东来主政的时候了。

采访者：您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广东工作了，那么习仲勋同志来之前，广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关：1951年我就来广东了，到现在都60多年了。广东在80年代并不穷，广东的县我几乎都跑遍了。广东是鱼米之乡，当时在全国排在中游，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广东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本来广东，特别是广州比香港是不差的，但是后来因为乱折腾，越折腾越穷，跟香港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当时广东的偷渡逃港问题，不仅是个穷的问题，从根源上说是个政策问题。香港当时是自由港，贸易繁荣，经济发达，当时的广东南部边境地区生活悬殊太大，省会广州也远远不如香港发达。有句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很多老百姓受不了了，就跑到香港去。最典型的像1962年有个偷渡高潮，广东那一次就跑了六万多。

跑出去怎么办呢？当时我们跟港英政府也有一个默契，那些偷渡的老百姓到了香港以后，大部分被送回来了，六万人送回来五万多，还有不到一万就在香港当地散掉了，港英政府也根本找不到人。因为，广东人和香港人亲属关系很多，有的藏起来了，就找不到了。原来偷渡都是零零星星的，港英政府会及时给送回来，但是1962年那一次跑得最多，一下子就跑了那么多，香港那边也受不了了。

采访者：跑那么多人，主要是生活水平的原因？

关：一句话，就是太“左”！到处搞运动，批斗，人人自危；“大跃进”，大炼钢铁，乱折腾，弄得群众生活很艰难，又吃不饱，又拼命干活，还“反右”，还斗争，拼命地整你，所以老百姓对我们党当时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加上生活上受不了，自然就要跑。而且三年自然灾害，广东也有很多地方闹饥荒，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这也是1962年有大批人逃港的主要原因。

几年以后，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广东一直到70年代末习书记来之前，还是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很乱，很穷，很苦，很多冤案。习书记也被迫害，下放了16年，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就马上来广东工作，就是来收拾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的，真是很不容易。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具体做出了什么举措来应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1978年4月，习书记就来广东了，他先是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到了12月开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了1980年11月，他离开广东回到北京，主政广东共计两年八个月的时间。这两年八个月不算长，但是习书记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发挥了他巨大的能量和智慧，对拨乱反正和迈出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习书记主政广东的这段时间，其中有两个贡献是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先行一步。

我先谈一下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初我就来广东了，从1951年到现在，广东这6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我的感触很深。广东自从“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以后，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牵连迫害，又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扩大化，很多的冤假错案，很多的迫害、株连，这些问题一直积聚到70年代末都没有解决。在习书记到广东来的时候，还有大批的干部没有解放，大批的群众没有平反昭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非常迫切地需要解决了。

习书记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很大，态度也很坚决。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开明，还有很多阻力——实际上，习书记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一点儿都不在乎这些，以非常大的魄力和勇气来应对这个挑战。

拨乱反正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处理反地方主义的案件，坚持不懈地推动广东反地方主义案件的复查平反，这个在当时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阻力是惊人的。

这个工作有多难开展，习书记当时面临多大的困难，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时广东的省委常委当中，绝大部分常委都参加过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习书记付出了非常大的精力，他为了能得到支持，在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广东的阻力更大，省委里面有很多人是坚决不合作的，因为当初反地方主义就是省委里面的人牵头搞的，现在要他们反过来查自己的问题，他们当然不愿意，肯定不合作。

习书记排除了省委常委所有反对的声音，义无反顾，他对任何案件的态度都是——彻查到底。因为省委里面很多人反对，再加上大量的案件，跨越的年代太长了，涉及的人太多，当时广东两三万名干部都受到牵涉，所以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才能做好这个事情。况且这个不仅是决心的问题，也不仅是态度的问题，其中大量的事件本身也很复杂，线索、头绪也特别难以梳理，所以也需要很高的智慧，需要大量的调查，习书记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专门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工作实际上贯穿了习书记主政广东的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到1979年8月，处理地方主义案件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省委当时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这个请示，实际上是习书记两年多的一个工作成果，有很多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该怎么处理，该怎么解决，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之后，习书记就向中央做一个很明确的请示。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细致，那么请示的效果自然就是立竿见影的。

10月19日，中央的批复就回到广东了，完全同意上述请示。这下，后面的工作就可以势如破竹了，习书记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省委里面的一些反对声音也没有了，习书记对工作充满了信心。那时候他已经快要调回北京工作了，1980年10月29日，省委同意了省纪委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中央纪委，撤销了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帽子。

从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就开始一件一件迅速地得到解决，大概在两年的时间里，1982年年底的时候，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整个广东省，20多万人得到了平反昭雪，该恢复组织生活的，该恢复名誉的，绝大部分都得到了解决。虽然这个时候习书记已经离开广东了，但是后续的这些工作都是建立在他所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这么说，包括反地方主义案件和其他的因为“左”倾所留下的冤假错案能够翻案，能够有这个结果，习书记所付出的巨大的、艰苦的努力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回忆起来，是他坚决的态度，他的雷厉风行、实事求是，他对受到冤屈的干部群众的同情、关爱，他的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再加上他付出的巨大的努力，最终把广东省的“左”倾错误路线纠正了过来。

20多万干部群众得到平反昭雪，让广大群众重新树立起信心，重新步入正常的生活轨道，重新有了政治地位。当然，这和当时国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习书记做出的这些卓越的贡献，让广东的拨乱反正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采访者：这是习仲勋同志历史性的贡献。

关：是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下面我要再说说习书记在广东的另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他向中央要权，为广东争取到先行一步的政策，打开了局面，拉开了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倾的那套东西已经不得人心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了工作的重点。对于广东来说，要开放，要搞活，要发展，这是必经之路，但是这条路不是说走就可以走的，没有那么简单，不仅仅是思想意识、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有经济体制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广东没有权力，无论干什么都束手束脚，那时候地方上的企业受体制的限制，很多工作难以开展。体制这么僵化，权力这么集中，确实发展起来阻力很大。那么习书记向中央要权，申请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省里，这个事情的影响很大，它所影响的不仅是广东，而是全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大家再看，广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无论好，还是不好，都是影响全国的大事。那么现在可以说，走出这一步，对广东贡献非常大，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习书记不仅在中央，在广东也经常强调他的群众思想，他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过广东要“先行一步”的诉求，他说：“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就大一点。”

而且，习书记确实在他任上做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建立在思想的转变上。习书记在上任之初就曾经说：“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薄弱环节是什么？十年浩劫，我们失去的太多了，几乎国民经济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薄弱环节，大的方面来讲，一是农业；二就是工商业。

有一点必须提的就是，习书记主政广东从头到尾都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他到广东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同志就来了。很明显，叶帅就是来支持习书记的。叶帅在广东视察，习书记一直陪同叶帅，他和叶帅经常长时间地谈话，谈自己对广东的认识，对广东的研究，归纳广东目前存在的问题，谈对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还有一些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难点、重点，也逐一地请教叶帅。

叶帅对广东的情况当然是很了解了，工作经验也非常丰富，和习书记探讨了很多相关问题，向习书记讲了一些他之前在中央不太了解的情况，这使习书记收获也很大。最后，叶帅送给习书记六句话：“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这六句话，直白清晰，严谨具体。习书记后来在广东主政期间，一直把握叶帅送给他的这些原则，就是后来回到北京工作，习书记也一直把这些话作为座右铭。今天我们追忆起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感慨，叶帅比习书记大十几岁，参加革命也更早，可以说是革命前辈，他对习书记的帮助和支持，他们之间的肝胆相照，到现在也是一段历史佳话。

采访者：像您刚才提到的拨乱反正——解放干部群众，先走一步——发展经济促进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习仲勋同志提到过的一个原则“只要对人民群众有利”，这都是他群众思想的一种体现，那么，接下来您能否回忆起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群众直接面对面接触、交流的一些事例呢？

关：好的。习书记刚到广东的时候，正是全国开展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那时候的事情特别多，特别乱，特别杂，而且好像每一件事情都火烧眉毛，排着队等着解决。习书记下放了16年，他刚来广东的时候就说：“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我要把一天当作两天来用，尽量弥补过去的损失。”这个话是说他自己，但是似乎也在说中国，说广东省，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损失的时间也太多了。

当时，我很能看得出习书记心里急，真的是拼命工作。每天，他的事务特别繁忙，我看他不是一天当作两天，是当作三天都不止，他几乎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在工作，要么就是在去各地视察的路上，要么就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要么就是组织大家开会、讨论问题。那个时候不仅省委的会议多，中央的会议也多。现在我们说要尽量减少“文山会海”，但是当时的会议更多，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资讯不发达，很多东西要依靠会议来传达，同时也是因为在转型期，思想方式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那个年代的会议多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习书记就是在这些没完没了的会议之余还要硬挤出时间到广东的各个地方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他自己就跟我们说，长期待在机关里是没有用的，了解不到实际情况，人民群众有好多话要对我们党员干部说，要直接对我们说，这些话是说不完的，听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件事永远也做不完的，不下去，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所以，习书记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一直在利用一切机会到各地考察，和人民群众密切接触。而且他这个人，生活非常艰苦朴素，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作风特别平易近人，他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真的是认真在听，是倾听，群众说什么，他一句一句听，和他们交流，向他们解释一些问题。我可以说，我从来没见过习书记和人民群众摆一次架子，打过一次官腔。

习书记是广东省的第一书记，但是当他和人民群众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和群众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隔阂，他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几十年前，我在大西北和习书记并不熟，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曾经夸奖习书记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我当时并不很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几十年以后，在广东，我有幸看到了习书记是怎样深入群众的，终于知道了毛主席所说的“群众领袖”是什么意思，真的是令人感动。

习书记和群众接触，在基层调研，特别深入、特别严谨、特别细致，而且他几乎跑遍了广东各个市县，从80年代的行政区划来看，他差一个县没有跑到，但是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广东的每一个市县习书记全都跑到了，再加一个现在的海南省。而且很多地方还跑了不止一次，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按照习书记当时的年纪来看，也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1980年9月，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调研。

习书记刚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下基层。他去了宝安视察，重点调研偷渡外逃问题。他不仅是听汇报、看数字，而是去和那些偷渡人员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想搞清楚他们为什么偷渡，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条件差一些，就会有数万计的人民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通过调查，习书记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到了人民的思想，了解到了偷渡的根源是什么，他就认识到这是政策问题，不是我们外逃的人员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他做出了相应的对策，很快就解决了偷渡外逃的问题。这就是他通过基层调研，通过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得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领导干部借鉴和思考的。

1980年5月，习仲勋陪同叶剑英会见梅县地区干部群众。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下基层，除了到宝安县调研偷渡的问题，还有哪一次您印象比较深刻？

关：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期间，习书记在杜瑞芝同志、张汉青同志还有我的陪同下到粤东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考察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习书记身体有些胖，特别怕热，不停地出汗。我们一行人就坐着省委的一辆旧面包车，那时候的车都没有空调的，晒得特别热，车开起来从车窗吹进一点儿风还稍微好一点，但是速度一慢下来，或者停下来，习书记的汗水就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他一边擦汗，一边用他自己的一个大蒲扇不停地扇呀扇。到了村庄、公社，习书记就顶着酷暑炎热到田里面去，和当地的农民交谈，问庄稼的长势，问他们的收入，问生活过得好不好。他最喜欢和基层干部谈话，听他们反映问题，从这些点点滴滴里面，了解到广东基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习书记在1979年2月到肇庆调查研究，那次跑了好多地方，后来又去了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每跑到一个地方，习书记就深入细致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到县里、镇里、村里，他就召集当地的三级或四级干部开会，而且也和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座谈，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

我还记得1980年5月，叶帅到梅州视察，习书记、杨应彬同志和我全程陪同叶帅回故乡。那个时候梅县不通火车，当时，我们是坐飞机去的兴宁，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然后坐汽车到的梅县。叶帅说：“希望我再回老家呀，我能坐火车回去。”叶帅回到梅县以后到了自己的母校东山中学，当时很多学生和群众在中学的大操场里面集合。

到了5月下旬，习书记又去了海南岛。7月，他又去了韶关。他在广东主政的两年多时间，可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基层，都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他对基层的干部职工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吃陕西的肉夹馍、饸饹面，那些很简单的饭菜也是他简朴生活的一个缩影。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对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高，我们犯了错误，他都是很严厉地批评。原则问题，他绝对不会妥协，不会纵容，一定要我们记住，不要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