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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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就要切合实际”

采访对象:叶家康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6日上午

采访地点:江门市五邑大学叶家康同志办公室

叶家康,

1933年出生,广东省中山市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系,曾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1985年3月开始参与筹建五邑大学,长期任五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航空教育学会副理事、广东省航空航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广东省第六、七、八次党代会代表。

他非常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表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他还问到学校的一些情况,教师的待遇情况怎么样,学生的生活情况,嘱咐我们一定要努力给教师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叶家康

采访者:叶校长,习仲勋同志曾于1987年2月到五邑大学视察。其间,您向他作了汇报,他也就五邑大学的发展作了指示。所以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叶家康(以下简称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来回忆一下习仲勋同志来五邑大学视察的情况。1987年2月22日上午,习仲勋同志到五邑大学来视察,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直到现在我印象还非常深刻,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习仲勋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政广东的时期,对广东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下田间,到地头,几乎跑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地方。一直以来,他对侨乡江门人民的生活,对各方面的建设,都是非常关怀的,这也包括他对江门教育事业的关怀。那一次习仲勋同志到五邑大学来视察,已经是他结束在广东的任职,回到北京工作几年以后了。他再次回到广东,看到广东快速的发展,看到江门市显著的变化,又来到江门即将竣工的五邑大学,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1987年2月,习仲勋到五邑大学视察。(左一为刘田夫)

因为五邑大学筹备时来这里的中央领导还不是很多。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在视察过程中,听得很深入、细致,体现了非常扎实的工作作风。另外,他的性格非常随和。习仲勋同志说话就像聊家常一样,他和我们说话也是平视的,没有那种俯视的感觉,也不端架子。他跟我聊的话题也都很平实,表达了他的关心,包括我个人的生活情况,家人来了没有,在广东生活习惯不习惯,等等,他都问到了。另外,他还非常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他还问到学校的一些情况,还有学校教师的待遇情况,教师的生活情况,学生的生活情况,嘱咐我们一定要努力给教师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我所汇报的一些成绩,他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热忱。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来视察时,五邑大学的建设工作已经快要竣工了吧?

叶:是的。大学快竣工了,习仲勋同志和我们一样感到很高兴,他想多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他刚到学校时,我向他汇报了五邑大学筹备、建设的整个过程。

我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最初创建这所大学的缘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鉴于江门及广东的教育现状,各界华侨提议我们江门应该兴办一所大学。之后,经过各界的努力,创办大学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当时兴办大学的提议很适合改革开放的形势。我们向习仲勋同志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他非常肯定地说:“江门市的领导能够下决心,在百业待举的时候兴建一所大学,为侨乡的改革发展服务,思路非常对头。”

大学筹办之初,很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付出了很大的热情,他们纷纷参与到大学的筹备工作中来,还专门成立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筹建五邑大学委员会”,发动了更多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捐款,当时捐款也是非常踊跃的,令我们非常感动。事实证明,这些热心家乡建设的华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五邑大学第一批建设项目中的很多项目都是依靠了他们的捐赠才得以建成的。我个人曾在北航绝密单位工作,对社会关系要求很严,所以一些海外的亲戚关系基本上没有交往。来到江门以后,我很受教育,深深感觉到,华侨是非常爱国的,是改革开放的一股很重要的支持力量。作为一个新学校,我们不能给这些华侨什么荣誉,连个称号都给不了,但是这些华侨丝毫不计较名和利,有的捐几百万元,有的捐几十万元,有的捐几万元,有的不是很殷实的,也捐献几千元,全都不求回报,这确实让我们很感动。当时,我们除了学校的主楼是当地政府筹资2000多万元建的,其他项目几乎都是由华侨和乡亲们筹资兴建的,而且购买设备的款项,绝大部分也是捐赠的。习仲勋同志听到这些,非常高兴,他对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非常肯定,他说:“你们一定要对乡亲们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江门就不会有这么好的一所大学。”

习仲勋参观正在建设施工中的校园。

他还说:“这是江门的华侨政策做得好,要不是华侨政策落实得好,怎么会有这个局面呢?”他还嘱咐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千万不要辜负华侨和乡亲们的期望。”

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背后,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在干扰。实际上,在1987年前后,各地兴办大学的现象都很多,所以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其实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支持的声音大家往往不会注意到,但是反对的声音就很受关注。当时不同的看法是很多的,很多人对兴办大学持否定的态度,这也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习仲勋同志谈了他的观点,他说:“还是要有远见,办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改革开放也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人才,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听了习仲勋同志的这番话,我们感到信心更足了。

习仲勋同志在我们学校视察的时候,我们学校还在建设施工,主楼当时主体框架已经完成了,内部装修也在进行当中,但是还没落成剪彩。其实当时我心里是有一点忐忑不安的,因为我们这所学校的建筑、设计、规划,在80年代末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了,我们的学生宿舍设计是四个人一间,还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这在当时的大学是比较优越的了,我们江门市政府的本意是想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但是,这和当时教委的通知精神不太符合。当时是1987年,由于那时无论国家还是各地的政府财力都有限,都提倡节俭办学。国家教委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学校的建设一定要从简,不能奢侈浪费。比如,当时要求不能用花岗岩、铝门窗、马赛克等当时造价比较贵的材料,这个通知的内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们学校的施工和装修已经进入尾声了,通知发出的时候,我们有些地方是已经逾越了这个规定的。所以,当习仲勋同志来视察的时候,我就感到比较忐忑,当然也不能隐瞒,只能老老实实地向他进行汇报,同时心里也感到很担心,怕他批评我们。但是习仲勋同志看到了这个客观情况,他也表示理解,也没有批评我们。他表示,这也是可以的,并不过分。过去我们办大学,没有条件,现在条件好一点了,需要一点远见,尤其是我们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面向海外,要办一个条件好一点的、质量高一点的、水平高一点的学校,这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不要造成浪费就可以了。听了习仲勋同志的表态,我的担心也就消除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视察过程当中,习仲勋同志跟我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思想教育问题。他很关心我们这些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教育工作者,有没有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需要。因此,他着重问了我们学校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有没有什么严谨的规划,具体能不能做得好,这都涉及学生未来能不能全面、健康成长,这都是习仲勋同志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进行了真实和详细的汇报。

座谈时,习仲勋询问五邑大学办学情况、师资情况、学生情况。

事实上,在不久之前,中宣部教育局的好几位领导都到我们这里进行过考察,他们考察的重点内容也是督促我们不要只抓教学,只抓业务,放松了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然,我们是不会放松这一点的,虽然我们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但是改革开放、思想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应该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怎么把握好,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教育,怎么去引导了。而且,江门也是个革命老区,我们有很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历史文化、群众基础方面,我们都大有潜力可挖,而且,我们五邑大学的很多顾问都是老同志,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这些老同志平时都很注意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海外华侨都很爱国,他们在各方面大力支持我们兴办教育,捐资办学,举办公益事业,还在其他方面支持家乡的建设。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学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一直在给学生们讲,华侨同胞们,还有乡亲们,他们把他们的钱,无偿地捐赠给我们,为的就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让孩子们能够在好的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将来能够报效祖国。所以我们学校具备得天独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提出要为侨乡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黎子流同志在任时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振兴五邑两阳经济,建设富裕文明侨乡。”接着,我们提出来,“我们的学生要下得去,留得住”,要“面向地方,服务基层”。当习仲勋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他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表示肯定,也对我们能够培养思想过硬的专业人才的能力非常看好。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对五邑大学的未来,寄予了什么样的希望?

叶:习仲勋同志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我们能把五邑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校。习仲勋同志来五邑大学视察的时候,我向他谈起了我们办学的初衷,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江门市定为省辖地级市以后,为了加快发展,各行各业都急需各类人才,当时我们也迫切感觉到江门需要人才。我们来的时候,江门基本上是没有高级职称人才的。大学生,尤其是各类技术人才的缺口非常大。那时候,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当时,黎子流同志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宁愿不吃一口饭,也要办大学!在学校筹办之初,我们就向市委建议,我们的培养目标要从实际出发,为地方服务,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社会最需要的人才,不要贪大求全、盲目追求高精尖。

习仲勋同志对于我们的这些办学初衷都是非常肯定的,他说:“办学就是要切合实际,要办符合社会需要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才最有生命力。”他说的这番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励。

习仲勋同志这次来,也了解到了五邑大学的学风建设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学风抓得就比较紧,当时的省高教厅厅长李修宏同志就公开表扬过我们,他曾说:“五邑大学,他们的质量我们信得过。”这也说明了上级教育部门对我们的充分肯定。这些与乡亲们的支持、政府的重视、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习仲勋同志对此也表示满意。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都重点看了五邑大学校区的哪些地方?

叶:习仲勋同志刚到学校时,一下车就在主楼前面查看了整个校园的环境,主楼前面是个小广场,视野比较开阔,我给他大致讲了学校的规划情况。当时学校虽然没有彻底完工,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大致的模样是能看出来的。整个校园很舒展、宽阔,环境也非常好。习仲勋同志大致看了校园,对整体的环境也很满意。在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让江门快速地发展了起来,城市面积在快速地扩大,但是五邑大学是建设在市中心的,当时政府能够在市中心的地区建设我们五邑大学,也体现了政府对办学的重视。我着重地给习仲勋同志讲了一下,在市中心建一所大学是一种改革的新思路。以前我们办大学的思路,大部分都是由学校来办社会。比如北航就是这样,我原来在北航的时候,学校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职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校医院,到停尸间,几乎什么都有了,所有事情都要学校包办,这样就导致学校负担了过多的和教育相关度很小的社会事务,浪费了很多学校的资源,负担很重,效益很低,重复建设也是很多的。但是五邑大学不同,市委最初把校址选在江门市区里,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办大学的良好条件。学校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很方便地交给社会承包,我们学校学生食堂,全部交由社会来承包,我们只派管理人员,在职干部也只有一个,包袱就轻多了,我们学校就可以集中精力办学,这样就使学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教师占绝大部分,不会导致结构臃肿、人员编制庞大,这让我们的队伍很精简。在习仲勋同志来视察的时候,我们全校的合同工只有十几个,干部也并不多。习仲勋同志充分细致地了解了这些情况,对我们的这个办学思路表示肯定,他说:“把学校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后勤工作的负担解除,把社会事务承包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的思路。”我们的办学思路得到习仲勋同志的肯定,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习仲勋对五邑办学中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形势的做法表示认可。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对五邑大学还有什么其他的期望和指示?

叶:习仲勋同志考察了学校的规划、筹备、筹款过程,对我们学校的办学思路也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在我汇报的过程中,习仲勋同志经常就学生工作、思想教育工作等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插话提问。

在整个视察和谈话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习仲勋同志对学校是否能够把握改革开放的形势,培育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很重视,在他了解到五邑大学在创办的过程中,一直紧密地与改革开放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之后,对此非常认可,他表示:“这种做法,一方面体现出对教育的重视,因为需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期望。要改革开放,自然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技术干部。这就抓准了改革的需要,证明江门的领导把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时代的发展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是有远见的,思路也非常对头。”

习仲勋同志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形势,对江门市的发展,对五邑大学的筹备和建设工作,都是满意的。习仲勋同志很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见到他这么亲切,我也摆脱了在领导面前的那种拘束,跟他说了很多话,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提出,对华侨的捐资,希望政策可以更加宽松点。当时一些华侨希望可以直接捐东西进来,因为捐东西更便宜,效率更高。那个时候的高科技产品,内地和香港有着很大的差价,比如1台电脑,香港的价格只是内地的一半。华侨捐同样多的钱,在内地只能买50台电脑,但如果他在香港买了电脑捐过来,同样的钱,可以买100台,所以取消对华侨捐赠的一些限制,是当务之急。我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显得很有耐心,也很肯定,他很愿意听取这些意见。

我给习仲勋同志汇报五邑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说了很多内容,他是很关心的,也问了很多问题,无论他本人还是我们,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到最后,习仲勋同志其实是舍不得走的,他还想多看看,多谈谈,但是他工作很忙,时间和行程都安排得很紧张,随行的同志催了好几次,说:“习仲勋同志,差不多了,后面还有任务。”但是习仲勋同志愿意听,他说再等一会儿吧,又跟我们继续交谈了一会儿。

习仲勋同志临走之前,我就跟他说:“您这次来,能不能给我们留下墨宝,留下指示?”他笑着对我说:“没什么指示。”但还是拿起了笔,他想了想,说:“写点什么好呢?”后来旁边有一位同志说“您签个名吧!”他就回答说“好!好!那就签个名吧!”

说起来,习仲勋同志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国家级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却让我们感到非常随和,非常平易近人。在他考察结束,快要离开五邑大学的时候,我对他说:“您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的大学生作一个报告?”习仲勋同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说:“可以呀!”可惜,遗憾的是,后来习仲勋同志没有再来五邑大学视察,所以,报告也没作成。但是,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关心群众、关心教育、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在他视察我们学校并不长的这一段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20多年已经过去了,习仲勋同志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些情景一直在我记忆深处珍藏着,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后来,五邑大学也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们是一所新学校,没有那些百年老校的名气,也没有很多名牌大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习仲勋同志说:“要有信心,新的不一定质量就不高,关键在于管理,关键在于要求。”这个鼓励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学校一直奉行勤俭节约,该节俭的一定节俭,杜绝浪费;另一个方面,学校也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最初,为了让学生能够用上比较高水准的硬件,我们购买的教学实验设备都是先进、配套完善的。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同志曾经到我们学校视察,他们看了我们的实验课以后说:“你们这些教学实验设备,比北航还好。”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的硬件配置也很有优势,平均起来,不到十个学生就拥有一台电脑,在20世纪80年代,硬件配置这么齐备的学校是不多见的。

综合来讲,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乡亲的无私奉献,老师们的辛勤耕耘,教职工的努力工作,再加上我们学生的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累累硕果,五邑大学的学生曾经在省内多项业务竞赛中取得过优异的成绩。现在的五邑大学,学风优良,教育教学设施先进、完备,师资队伍也很强大,可以说,没有辜负习仲勋同志当初对我们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