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会教育兴起的原因

1860年，天津出现了第一所教会学校，此后，教会教育在天津存在了100年。天津教会教育在天津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教会传教活动此起彼伏

天主教是最早进入天津的教会组织，早在1847年法国神父卫儒梅进入天津传教。初期，传教活动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秘密进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借助《天津条约》的庇护才开始大张旗鼓地肆意扩张势力，他们强占土地建造教堂，拐骗、虐待中国儿童，极大地激怒了当地民众，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大肆烧杀抢掠，凭借着《辛丑条约》的庇护，天主教传教士的气焰再次嚣张起来，各国传教士利用赔款，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教堂，收买教徒，堂口数量从“1904年的7处增至1911年的10处”^[1]。1912年4月，罗马教廷准许了林懋德（S.Jarlin）的建议，成立天津教区。新成立的天津教区有堂口13处，中外神父19名，修士修女共48名，并且拥有经费约银圆45万元。“天津教区成立后，天主教势力迅速扩张，据统计，1912年已有教徒34517名。”^[2]

基督教最早进入天津传教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1861年，英国圣道堂、伦敦会进入天津，他们凭借英国的侵略势力，强行购置房屋、土地改造、建造教堂，还以免费就医、入学的方式吸引民众入教。美以美会在1872年进入天津传教，修建教堂，开办学校和妇婴医院。吉瑞在1897年向华北年所做的会议报告中提到，美以美会在天津有11处礼拜堂，还有3个医院和药房，还有几个神学院、两个兴盛的膳宿兼备的男女中学，并有一些小学和一个女学道房。^[3]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伸入到直隶，矛头直指外国入侵者，教会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众人烧毁了教堂，各县基督教会也被迫停止活动。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打击了教会势力，很多基督教堂化为灰烬。《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教会又开始强行扩充租界，重建教堂，扩建医院和学校，还有一些新的教派势力也迅速壮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宗教征服中国，各国政府对教会办学给予支持，教会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客观上为天津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扩大教会的影响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各教派凭借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支持进行传教，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传教士被人民唤作“洋鬼子”，教士们或在街上散发《圣经》小册子，或赈灾布道，很难取得实际效果，于是教会就将目标转移到办学上。1866年，美国公理会创办教会小学，这是教会在津创办最早的学校。后来其他教会也积极参与办学，相继创办了成美馆、安立甘教会学校、法汉学堂等。这些学堂招收穷苦儿童，并且免学费，提供食宿，这样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减小了传教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便于教义传播，扩大了教会的影响。教会办学“其志亦并不在于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4]。教会采用办学方式进行传教，其效果远比传教布道要好得多，吸引了不少普通民众的孩子入教学习教义。

三 迎合洋务运动的需要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开始意识到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扭转被动挨打局面，于是发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天津以其重要的区位优势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刚来天津时，听他布道的人寥寥无几，局面一直没有打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仍然没有起色，于是，他转变策略，迎合洋务运动的潮流，披起西学的外衣进行传教，果然奏效。从1880—1884年，他花费1000英镑订购了宗教、科技书籍和仪器，每月举行一场科学讲座，目的是通过传播西学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教会意识到了，仅有小学程度的学堂是不够的，必须着手办更多的中学乃至大学，这样既能满足“洋务”的人才所需，也能让更多的人接受“福音”。

四 为了实现“中华归主”

随着对“洋务”人才数量需求的增加和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教会也越发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基督教中学之特殊的职务与目的》中提到：“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及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社会上超越之领袖虽非中学所能产出，但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也。”^[5]尤其在清末“新政”以后，原来抵触教会教育的士大夫和富商们纷纷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05年后，申请入教会学校的学生多到学校无法容纳的程度”^[6]，天津的教会学校就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

此外，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公立中小学的发展极大地威胁到教会学校的地位，因此在历届中华基督教大会上，各教会都会对学校的发展提出规划，他们认为教会应与教育界互利互惠，大力发展教育，要让教会学校“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切实的基督化”^[7]，即培养高素质的教徒，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并且找到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影响力，最终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