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教育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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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发展轨迹

天津的教会学校最初是由教会小学堂发展起来的。1900年后教会学校在天津迅速兴起。根据天津教会学校的发展,笔者将其分为草创时期、发展时期、立案与调整改革时期、脉动发展时期、改造时期。

一 教会学校的草创时期(1860—1900)

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天津教会教育的办学层次以小学为主,中学甚少。教会学校只是作为传播福音的场所之一,宗旨是培养传教人才以及引导青少年信教。

(一)教会小学的兴办

1860年9月,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Henry Blodget)在东门外天后宫一带传教,由于不通汉语,为了便于传教,他成立了小书房,招收数名学生进行“教育”,[8]这是外国教会在天津设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62—1863年,柏亨利又先后在鼓楼东仓门口开办了一所男书房和一所女书房。[9]1864年,柏亨利离津,书房的管理由山嘉利(C.A.Sinanley)夫妇接任。1866年,山嘉利夫人在杨柳青创办一所小学堂,设4个班,学生多是教会子女。学校规模甚小,分男女两部,每部只有一名教师,食宿由教会供给。1889年该校迁至紫竹林海大道(今大沽路)。

1862年,英国差会圣道堂传教士殷森德夫妇在其位于紫竹林的布道班办起了中国女童学堂。1867年,又分别在水梯子、马家渡口及芦庄子建立学馆,招收10余名中国学生,“学生皆受洗奉教者,平日居心作为,固宜恪守圣经真训,无犯教规,而外貌礼节,亦宜庄肃”[10]。“总之,为学生者则以听命为本,为无事之巨细,不当任意苟简,如有不率教者,查行戒饬,再劝而不听者,斥退可也。”[11]1888年,殷森德的妻子在天津兴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堂,以她故去的长女Anniced Kns Innocent命名。

1864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李一视(Jonathan Lees)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创办养正学堂,这是一所圣经学校。

186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狄仁吉在东门外小洋货街创建了天津第一所慈善堂,收留了156名孤儿。1865年,又在其堂口为奉教子弟开设了一个学堂,招收20名学生。[12]

1882年,美以美会传教士达吉瑞在紫竹林海大道创办了女学道房。1886年,又创办了一所膳宿男女学堂,名为蒙学馆,相当于初等小学程度,招收男生12名,女生10名,这便是汇文小学的前身。1890年,美国卫理公会创办汇文小学,该校位于二区南门外大街,首任校长王卫敏。

1890年,美以美会牧师倭克在海大道创办成美馆,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初招学生10人[13],教授圣经,培养基督徒,这便是汇文中学的前身。

1895年和1897年,英国圣公会分别在浙江路6号和8号为英侨儿童设立男女学堂各一所,并从英国请来女教员任教。1898年,传教士史嘉乐看到学堂女生人数大增,男生人数太少,决定将两学堂合并,在浙江路教堂内建造新校舍,称安立甘教会学堂,于是年9月开学,该校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期停办,1905年复学,由英国工部局接管了该校,改名为天津学堂。

(二)教会中学的出现

19世纪后期,各教会为了培养传教人才,在发展教会小学的基础上着手兴办中学。

1887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刘克明(Dui Loux)、荷兰传教士武致中(Genarts),在紫竹林教堂创办了一所专供外侨子弟学习英、法等国语言和商业知识的中学堂,后来该校迁至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后又迁至圣路易路(今营口道滨江医院住院部),定名为圣路易中学堂。1891年4月,北京教区主教都士良从法国调来6名圣母文学会修士接管了该校。[14]

1895年,法国驻华公使施鄂兰和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授意紫竹林教堂创办一所法国驻华机关、企业培养通晓法文的华人学校,此案报经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于法国工部局(今解放北路天津粮食局)旁建校,校名定为“法国学堂”,这是天津最早招收华人子弟的教会中学,由法国天主教圣母会主管。学校初设两个班,每班有学生20—25人。课程以学习法文为主,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法文学堂”。1902年学校迁至望海楼,1907年更名为“工部学校”。1916年,随同法租界的扩张,法国强行占领老西开,学校迁至法国教堂前的新建校舍,又更名为“法汉学校”。学校的课程也由过去的专教授法文,转为教授一般的中学课程。虽然该校几度迁校、更名,但始终置于法国工部局领导之下,由天主教圣母文学会修士掌管。

草创时期天津教会学校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1。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具有以下特点:

(1)教会学校办学层次较低,大多数为小学,教会中学只是零星出现。教学内容以语言教学为主,目的是为了便于传教。

(2)教会学校的规模都不大,在校学生人数少。

(3)教会学校中有较大一部分是为侨民子女设立的;而那些为华人子弟所办学堂,多以慈善事业或补贴为诱饵,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于贫寒家庭。

(4)教会学校实际上是借办学之名,行传教之实,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布道人才,吸引民众信教。

表1—1 1860—1900年天津教会小学一览

续表

二 教会学校的发展时期(1901—1927)

1900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在华代理人,开始大力发展教会教育,教会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也不断提高。

(一)教会小学平稳发展

这一时期,天津新建的教会小学主要有以下几所(见表1—2)。

1903年,美国公理会创办育真小学,校址位于西沽龙王庙东一号。

1906年,为扩大传教范围,公理会将紫竹林房地产卖给法国工部局,用于改建马路,将所得款项购买了北运河西岸西沽龙王庙,传教士山嘉利将教会和学校由紫竹林迁往龙王庙,学校实行分科教学六年制,男校始称究真小学,女校则称仰山女子小学。[15]

1906年,天主教望海楼教堂创办诚正小学和贞淑女学,校址在望海楼附近(今河北区医院路附近),早期学堂堂长、教职员多由法国人担任。

1908年,商人李某与天主教合办培德小学,校长是何之忠、张德忠,最初校址位于紫竹林,1913年迁至老西开教堂一侧。1916—1923年有教员11名,分初小、高小,学生300余人。[16]

1910年10月,天津仓门口中国基督教会成立,下设支会并附设小学,“河东沈王庄支会于1915年在创办人窦英堂住宅内设查经班并附设小学;河北任田里支会附设女子小学各一所”[17]。这是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创办的小学。

1914年6月,李鲁宜、杨荩仁、英实夫等人创办圣功女校,这是天主教为租界女童创办的一所学校,初期校址设在法租界义庆里,校舍3间,招收小学生70名,分低、中、高三班,夏景茹任校长。1915年秋,该校迁至海大道美以美会旧址,1916年复迁法租界26号路(今滨江道劝业场小学址)。[18]

1914年,天主教西开教堂创办西开小学,校址设在西宁道。

1915年,天主教西开教堂创办若瑟小学,校址位于宝鸡道文善里。

1920年,天主教西于庄教堂创办益世小学,校址在西于庄大街,首任校长张博雅。

1926年,基督教牧师霍培德在静海创办达成学校,初期招收高小班学生60人,教师3人,该校“七七事变”后停办。

1927年,美国卫理公会创办培才小学,校址位于法租界26号路。

表1—2 1903—1927年天津教会小学一览

续表

(二)教会中学的崛起

1900年以后,教会中学大量涌现,他们有的是由教会小学升格的,有的是新设立的。天津近代一共有12所教会中学,其中10所都是在此期间建立的,这与当时天津的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

首先,《辛丑条约》的签订,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殖民列强在津的势力扩张到海关、邮政、铁路、银行、厂矿等许多重要行业,他们大量划定租界,教会趁机扩大学校规模,比如伦敦会用《辛丑条约》的赔款,在养正书院旧址建立了新学书院,并设中学班。1908年以后,“庚款兴学”再次掀起在津办学热潮,如中西女子中学、私立汇文学校就是用庚子赔款而兴建的。其次,为了培养中国需要的“西学”“西艺”人才,不少教会小学升格成为教会中学。最后,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达成了教会与教育界互利互惠的共识,确认中学生是传播基督教的中坚力量,因此,各差会大力发展中学,提出要让教会中学“更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加切实的基督化”[19]。这些因素为教会中学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和有利条件。

基督教所办中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办学特色鲜明,水平较高。同时,天主教也加快了办学步伐,如法汉学堂利用赔款迁到望海楼教堂东院,设立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部,学生人数由1900年的40余名增至1907年的130余名;除此还新建了圣功女校、老西开中学、圣若瑟女校及工商大学附属中学。以上种种因素,促使天津教会中学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由原来的1所迅速增到9所。

这一时期,天津公立中学仅有5所,而教会中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比公立中学有优势。据统计,“法汉学校从成立至1925年,该校毕业高中32届,初中34届,毕业生已经达到1000余人。汇文中学,1901年时,有学生104人,1916年招生176人。中西女子中学1915年,新校举行第一届毕业生时,只有6名毕业生,到1924年时,学生增至280余人。1926年,私立究真中学已经有6个班,有200余人”[20]。同时,在办学质量上远远高于公立中学,办学的类型也更加丰富,加之当时社会急需外语、科技人才,教会中学在这方面又具有先天的优势,必然能够吸引到生源,并且这些生源的家境条件颇为良好。教会中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各个阶层的领军人物,以达到中华归主的最终目的。

教会中学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高级和中级两级中学,课程为普通文化科,主要分文理科,大多数教会中学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是中学商科、师范科,如汇文中学1922年增设商科,圣功女校设立师范科,这实际上是带有职业教育性质的;第三种是全英文教学,如英国文法学校,所有课程均采用英文教学,高年级的教学是为通过剑桥大学地方考试而服务的,一旦学生考试及格,直接入英国国内的大学读书。这样的教会中学隶属于其教会大学,可以向其教会大学输送优秀人才,也避免了与其他公立大学的竞争。另外,天津教会中学在女子中等教育方面独具优势,在12所教会中学中,有4所是教会女子中学,这为天津女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时期天津教会中学发展情况详见表1—3。

表1—3 1902—1927年天津教会中学一览表

(三)教会大学和教会职业学校的出现

1.天津工商大学

1913年,罗马教廷与在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商议:“中国还是一个非公教国家,奉教的很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占优势。为打进这两个阶层,必须成立高等学校。”拟在中国北方建立一所培养工、商人才的学校,最初校址选在河北省河间县城西附近的旷地。就在即将破土动工之际,1914年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陷入战争的旋涡,法国天主教在河间县的办学计划搁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20年,天主教罗马教廷责令华北教区总堂——河北省献县耶稣会踵成前事,继续兴办学校。献县耶稣会会士集议,认为河间县非华北重镇,天津乃华北实业之中心、海陆交通之枢纽,在全国商埠中位居第二,且其面临有无限经济价值的渤海,背靠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北京,是开办学校、掠夺资源和窃取情报的理想之地,因此,决定将校址由河间县改迁至天津。

1920年11月13日,天主教献县教区刘文斯主教向天津教区文贵宾主教请求在天津开办一所工商学校,专门培养工、商两科专门人才,12月9日,文贵宾主教予以允许办理。

1921年1月14日,天主教罗马教廷文准营建。献县耶稣会委令于溥泽(P.P.Jubaru,1862—1930)神父到天津筹备建校事宜。7月25日,于溥泽抵津,并于8月上旬选定马场道清鸣台附近旷地为校址,占地百余亩。1922年4月下旬,学校教职宿舍、预科大楼和北疆博物院北楼的基建工程相继动工。6月13日,经天主教献县教区耶稣会会士计议,该校正式确定名为工商大学,教会内部称之为“天津圣心学院”。12月初,部分教职员宿舍落成,献县教区在天津的各位神父移居于校内,同时确定于溥泽任工商大学第一任校长。这是天主教为培养工商业专门人才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该校填补了中国北方尚无天主教建立大学的空白,与南方的上海震旦学院遥相呼应。

1923年9月15日,第一届新生入学,分工、商两科,学制本科4年,预科2年,共录取本科学生48名,预科学生51名,教授9人,除部分课程由天主教神父担任外,并在津聘请兼课教师任教。鉴于学校初创,地处幽僻,尚不为社会上众多人士所知,因此,当时来学者甚少。

2.济华高级护士学校

该校于1922年由马大夫纪念医院护士主任英国人步乐仁创办,校址在海大道马大夫纪念医院内(今大沽路)。成立之初主要培训男性护理人员,后陆续招收一些学生免费学习,修业期限4年,结业后由马大夫纪念医院发给证书。1930年正式命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并向中华护士学会申请登记立案获准,首任校长满南溪(英国护士)。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均按护士学会规定进行。每年招生1次,均为初中毕业男生,1933年改招女生。1937年9月经教育局批准立案并转呈教育部备案,定名为天津市私立济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这是天津唯一一所教会高等职业学校。

这一时期,天津教会教育的特点:

(1)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教会学校系统。在纵向上建立了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在横向上包含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教会小学在数量上保持了原有的发展水平,教会中学数量、规模增加较快,并出现了教会大学和教会职业学校。

(2)教会中学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新办了9所教会中学,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办学质量也较高。

(3)教会教育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传教,开始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由早期的为宗教服务扩大到为社会政治、经济需要服务。

(4)天主教会办学发展较快。1912年,天津天主教区副主教雷鸣远担任望海楼教堂主教,他奉行“宗教救国”,重视教会办学,在组织成立的公教进行会章程中明确提到:“教育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21]在他的倡导下,天主教各教派兴办了工商大学、圣功女校、私立老西开中学、圣若瑟女校及工商大学附属中学等学校。

(5)重视女子教育。这是教会办学的一大特色。在10所教会中学中,有3所是女子中学,圣功女校、圣若瑟女校都是为了解决女子入学的问题而新创办的。

三 教会学校的立案与调整改革时期(1928—1937)

20世纪20年代,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和风起云涌的收归教育权运动合流,使教会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要求教会学校要向当地教育机构立案,规定“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否则不予立案”。但是,天津的教会学校消极应对,大多数学校并未向当局提交立案报告。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北洋政府于11月发布了《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对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和学校的组织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1926年,国民政府又出台《私立学校规程》,以此规范教会学校立案手续。1931年教育部还规定,各大学在招收新生时,不得招收未正式立案的中等学校的学生,并规定1931年第一学期开学前一日为立案的最后期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的教会学校不得不向政府提出立案,进行调整和改革。

(一)教会小学的立案与调整

在中国政府的一再督促下,天津的教会小学才开始向教育局立案,大部分教会小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均完成了立案以及相应的教育行政调整工作。详细情况见表1—4。

根据天津教育局的要求,立案后的教会小学积极调整各项工作。如在教学内容方面增加体育,1932年,位于意租界二马路的智德小学校,为提倡国术及健康儿童之身体,增设国术班,每日于一定时间内练习,男女兼收。[22]

除了在教学方面进行调整外,还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如1935年1月,树德学校举办成绩展览会,“本市英租界五十九号路树德学校,兹为鼓励学生奋进起见,特自昨日起,举行成绩展览会三日,俾兹观摩,昨日前往参观者,学生家长及津市各小学学生,不下千余人。关于展览之物品,大部分分为试卷、劳作、图书等类,琳琅满目,异常可观,而尤以劳作成绩最为精彩,颇博观众好评云”[23]。1935年6月,若瑟小学召开庆祝立案运动会。“本市法租界西开教堂后若瑟女子小学校,近为呈请市教育局立案,业已核准,特于昨日下午二时举行运动会以资庆祝,并招待学生家长,到有该校董事贺德惠、许日升、顾礼、张瀚翔、陈学谦、萧瞻峰等,暨学生家长来宾全体学生五百余人。”[24]

表1—4 教会小学立案情况表

然而,教会小学的立案并非一帆风顺,西开小学、益世小学、益民小学、谦德小学都是到1946年才完成立案的,育真小学于1947年进行了立案。

(二)教会中学的立案与改革

1929年,天津市教育局对圣功中学的立案进行调查。仰山女中于1930年5月7日,由天津市教育局批准立案,定名为天津私立仰山(女)初级中学。1930年,中西女子中学、新学书院向天津市教育局提出立案。老西开中学在1932年3月19日呈奉天津市教育局颁发的第137号令准许立案,更名为天津私立老西开中学。1933年,法汉学校向天津教育局提出立案,1935年批准立案。1934年,汇文中学向天津教育局提出立案申请。除圣若瑟女中外,其余11所教会中学都在1936年前向天津教育局立案,立案后的校名都被冠以“私立”字样,成为合法的教育机构,可以继续办学。

立案后,教会中学都成立了校董会负责管理校务,并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例如,私立汇文中学和私立中西女中的校长由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刘芳担任,私立究真中学校长由协和大学毕业的李清贤先生担任,1932年,老西开中学立案后,校长由刘文贵担任,继任校长是苏国璋。

一些教会中学在调整后,扩大了原有规模,如仰山女中在1929年新增初中一年级,有学生46人;第二年增设初中二年级,学生人数为46人;第三年增设初中三年级,学生有20余人,共计中学生90余人。天津工商大学在1931年增设初中部,命名为天津私立工商大学附属中学。

教会中学立案后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改革课程,取消宗教课,增加英语和科学课的课时,并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实行教学,与公立中学所设课程无异。宗教课程虽然取消,但是宗教教育仍然存在,只是将宗教课程归到相关课程里,例如宗教教育由教育学课程替代,文学课可以上圣经内容。换言之,教会中学的宗教意识淡化,学校虽然仍由差会管理,但是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凭借着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和师资力量,其教学水平仍然高于当时的公立中学。

其次,改革学制与学科。立案后,私立汇文中学、中西女子中学、法汉中学、老西开中学、究真中学、圣功女中等学校,均采用教育部规定的“三三制”,大多学校采用学分制,根据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进行分科教学,分文理两科,有的增加商科和师范科,如私立汇文中学设有商科;圣功女中设立高中师范科,突出其办学特色。

最后,加强党化教育。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在学校中实行“党化教育”,1929年,民国政府要求学校要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明确“三民主义”是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与教会中学宗教自由的愿望相冲突,许多教会组织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书,要求给宗教自由,但也有一些教会中学采取妥协,如中西女中即“根据三民主义教育标准,造成健全高级中学之学生资格,以便毕业后有升入大学本科之学历及养成良好之品格,具有适用之知识能力以应社会需要为宗旨”[25]。私立老西开中学“根据三民主义实行革命青年训练,训育目标1.生活平民化 2.思想主义化 3.行动纪律化 4.职业科学化”[26]。天津每一所教会学校开设了党义必修课,每学年4学分,并取消了宗教课程,减少宗教活动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中学放弃了宗教教育。

迫于“五卅运动”和国民政府的压力,教会中学基本完成“本土化”改造。从表面上看,立案后的教会学校与公立中学无异,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舍弃其宗教目的,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言:“教会学校在各样的限制中寻找新的出路,以贯彻原来传教与教育并重的目标。”[27]老西开中学在立案申请中提到:“厉行党化训练宽严相济,学生生活平民化、思想主义化、行动纪律化、职业科学化的管训方法,注重人格感化”[28],注重人格感化就是要从各种限制中寻找宗教教育的出路。另外,教会中学所属的差会并没有将教育的管理权完全交给校董会,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只不过是差会事业的管理者而已。

(三)教会大学的立案与调整

天津工商大学于1933年8月得到教育部批准立案,因所设系科未达到“大学”三院九系的要求,故更名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立案后“聘请华南圭为院长,学校规章重新厘定,学校组织予以更动,全部按照教育部颁布标准。学制四年,分工、商两科”[29]。1933年9月,学校开始招收夜读班,面向社会开设了以外国语为主的培训班,这种办学方式是后来夜大学的雏形,也是我国成人教育的一个创举。

四 教会学校的脉动发展时期(1938—1948)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天津的教会中小学要么停办要么改组,只有天津工商学院还继续开办。抗战胜利后,教会中小学纷纷复校,得到短暂的恢复。

(一)教会中小学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教会中学在日伪政府的监视下仍可继续办学,有的学校甚至还扩大了办学规模,如1937年私立达文学校在南京路创办中学部;汇文中学也在1937年兴建新礼堂和图书馆。日伪政府对教会中学采取了一些监管措施,如要求教会中学开设日语课,见到日本教师必须行礼问好,宣扬“中日亲善”,开设以“东亚共存共荣”为指导思想的课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会中学不得不停办或改组。私立达文中学遭到了日寇封锁,学校由日本人控制。英国文法学校直接被日本当局接管,更名为“日本公学”。同年,日本特务机关占领了私立究真中学,本村为校长,1942年该校停办。汇文中学在1941年停办,日伪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天津第二中学。1942年中西女子中学改组,与究真中学一起合并,称为天津市女二中。1942年天津仰山女中停办,部分教师入女二中任教。1942年8月30日,新学书院被日伪占用,改设市立第三中学及日语专科学校,张元第任校长。法汉中学失去了法国工部局的津贴支持,葛士琦只能聘民国政府驻日大使徐良做名誉董事长,得到日本支持,因此法汉中学必须缩减法语课程,增添日语及日本文化与历史课程。据圣功女中学生郑爱梅回忆,敌伪当局派日本人森原太郎到圣功女中教日语并且监视学生的活动,学生非常不满,视日本教官为凶神恶煞,不予合作,学校常常罢课。

(二)教会大学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私立天津工商学院地处法租界,相对比较安全,因而成为当时天津唯一幸存的高等学校,不仅没有受到战乱破坏,反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校聘用日本人三浦万之助为副院长,增聘龚仙舟、曹汝霖为校董,并获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伪天津警察局的捐款。”[30]随着学校声誉和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学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办学规模持续扩大。1937年,设立工学院和商学院,工学院下辖建筑系、土木工程系;商学院下辖国际贸易系、会计财政系;1943年,增设女子文学院。1945年8月,将女子文学院改为文学院,设文学、史地、家政三系。文学系又分为国文和西语两组。1945年,达到三院九系,为升格改建大学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还扩充了设备,材料实验室、木工厂、电机实验室、商品检验室等都在短期内落成,工商学院步入发展的极盛时期,《大公报》称其“设备在私立学校中是最完美的”,“人才荟萃,堪称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相伯仲,居于天津各高等学校之首”。“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是天津工商学院的真实写照。1948年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三)教会学校的恢复

1945年抗战胜利后,教会学校着手复校准备。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给予经济上支持,因此教会学校得以恢复发展,但是也对其活动进行监视,谨防“亲共”。

汇文中学于1942年更名为天津市二中,1945年改名为天津市一中,1947年8月1日又恢复校名汇文中学,共招中学10个班,有570人。中西女子中学1947年复校,时任校长是谭新铭,1948年,该校有8个班,学生人数达282名,25名教师。老西开中学,1946年7月更名为天津市私立西开中学,刘品一任校长,当时有4个班,267名学生,12名教职员。私立究真中学,也于1946年复校,到1949年时,学校学生数达千人以上。达文中学,也在这一年暑假恢复中学部,并招收新生,逐年增加班次,在1947年增设女中,1948年向天津教育局立案,1949年该校共有3个初中班,152名学生,教职员16名。天津新学书院中学部,1947年从市立第二中学迁出,同市立第一中学合并,8月1日,天津私立新学中学正式复校。

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甄审沦陷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办法》,通过国文、英文、三民主义的考试进行考查,不合格者不承认其学籍,教师不得聘用,这引发了全天津反甄审的斗争。1946年内战爆发,教会中学的学生游行示威,1947年天津大中学的学生举行反内战的游行,教会中学的学生也积极投入到斗争中去。因此在这一时期,天津教会中学只能是在硬件环境方面有所恢复,由于时局动荡,并不能很好地进行发展。

天津工商学院,1945年成立三院七系,初具大学规模。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申报改建大学。1948年10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将工商学院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教会办学时断时续,难以真正地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只能在教育目标上强调仁爱教育,以此来适应动荡时期的社会发展。

五 教会学校的改造时期(1949—1956)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天津市教育局,到2月,全市的中小学基本复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明确“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从1952年开始,天津市教育局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会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在学校建立党支部,将其改为公立性质。遣送外籍教师回国,彻底断绝与西方教会的联系,至此,天津的教会教育从创办到结束走完了61年的历程。

教会中学通过和平改造,成为天津中学的中坚力量。1951年,西开初级中学并入法汉中学;1952年,向阳中学也并入法汉中学,更名为天津第二十一中学。1952年,政府接管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更名为“五四”中学,1966年更名为长征中学至今。圣功女中通过改造,更名为新华中学和劝业场小学。1952年政府接管天津汇文中学,更名为天津第十八中学,同年年底,私立究真中学(包括仰山女中)与私立平实中学合并,更名为天津市第三十中学。1953年天津新学书院改为天津市第十七中学,由刘嘉珍任校长。1954年天津工商大学附属中学迁至平山道,更名为天津第六十中学。同年政府接办天津私立达文中学,1956年更名为天津市第五十九中学至今。

1949年天津解放后,津沽大学名义上由中国神父王俊德任校长,实权却控制在副校长兼教务长、法国耶稣会士卜相贤手中。该校师生为冲破外国势力的控制,于1951年1月6日成立校政改革委员会,要求将卜相贤撤职。1月10日,校董会接受师生要求,将卜相贤撤职,另聘李宝震任副校长,王金鼎任教务长。1951年8月,教育部决定接办津沽大学,9月25日举行接收典礼。翌年9月,该校与教师学院合并为天津师范学院。

经过改造,教会学校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成为人民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改造后的学校,不仅规模有所扩大,而且继续发扬学校优良的传统,使其成为向劳动人民传输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