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的天津作为“京畿门户”，一方面，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和“救亡”“图存”的基地。从1860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始在天津兴办小学起，各类教会学校不断涌现，在纵向上建立了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在横向上编织了覆盖普通教育、宗教教育、职业教育的教育网络。西方教会在天津办学长达百年之久，虽然以传教为目的，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色彩，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后，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洋务派与维新派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西学”上。洋务派于19世纪60—90年代，在天津集中兴建了一批洋务学堂，有天津电报学堂（1880）、天津水师学堂（1881）、天津武备学堂（1885）、天津西医学堂（1893）。1895年10月，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获准，成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戊戌变法失败后，庚子国变爆发，清政府启动“新政”以求自救，教育改革一触即发。然而，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保守势力盘踞，在学习西方以及改革教育的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而天津却凭借畿辅重镇的战略地位以及依托海河形成的码头文化凸显了巨大的包容性，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在学习西方文明、进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占据了先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教育思想和“新政”教育改革的推动下，天津的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据《天津县新志》记载，1900—1911年间，天津共有各种类型的学堂共156所，包括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女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医学堂、艺徒学堂、半日学堂、半夜学堂等不同类型的学校，^[6]无论是学校的数量、规模，还是学校的类型、管理，都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成为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一个标杆，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和总结，对促进当今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