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日同盟不断强化

1951年，美日两国通过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了同盟。在此后的60多年间，同盟的性质和功能在不同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历经了不断变化的过程。两国分别于60年代初、7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再定义。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时期来看，美日同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起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没有在亚太地区引起冲突性震荡和破坏地区稳定。从军事和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明显缓和。[1]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走向缓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剧烈的调整与变动中，世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进一步深化，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克林顿总统执政的八年中，冷战时一直占首要地位的军事安全利益正在逐步让位于经济安全利益。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开始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居于美国之上。由于美日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同时，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日本经济实力增强，贸易摩擦成为美日关系的主要方面。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导致美日同盟的解体。美日两国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经贸摩擦和双边关系的紧张阶段之后，都意识到这种局面的继续将导致不利于两国利益的后果。日本不会轻易放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当美国提出加强美日同盟的倡议后，日本很快做出了反应。双方开始为维护和加强同盟进行战略调整。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2]该报告声称要维持和加强美日同盟，把它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并强调不允许贸易摩擦破坏美日同盟，同时表示要保持在该地区的10万驻军。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日，美日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美日安全保障体制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美日安保同盟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紧密的防务合作是美日同盟的核心。[3]此后，美日还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达成了《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和美日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协议。

“9·11”事件后，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分担美军在日本的费用，另一方面谋求日本很好地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进行的总体防御态势调整。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美时宣布日本将实施援美反恐的多项措施。[4]2003年，美伊战争爆发后，小泉政府顺应了美国的要求，决定使日美同盟不再局限于防卫日本、保障东亚地区安全这两个目标，而将与美国一起把美日同盟的合作目标扩展到全球范围。[5]日本政府一方面感到自己有履行盟友义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希望改变其作为二战战败国“非正常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方法是通过自卫队改革，来获得更多的行动自主权，逐步突破其国内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也希望以加强其自身军事力量的方式来平衡来自地区层面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不时提醒日本“防御”来自中国的“威胁”，宣扬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是美国在现实政治和价值观上的最大“威胁”，还经常提出中国军事费用增长及其“不透明性”是美国感到来自中国“威胁”的理由，把中国为阻止“台独”所做的军事准备也列为“威胁”的依据。

小泉政府认为，日美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是第一重要的，只有日美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才有可能面对面地与中韩打交道。因此，它采取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日本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追随美国的政策。2004年，日本国家防卫政策的制定和2005年对美日同盟重新审视是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的表现。2004年，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表示“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同时，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力量部署重心的南移，配合冲绳美军加强美日同盟在东海和台湾海峡等海域的军事存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军的指导下开始强化在东海等浅海地区的反潜训练等，凸显了监控和抑制中国海军发展的意图。2005年2月，在台海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美日两国紧急召开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签署了《美日共同声明》，宣布美日同盟的战略重心将从日本转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国沿海等日本域外地区，并为此而对美日两军做出战略调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成为美日同盟的战略目标的政治和军事姿态。[6]

2005年10月，美日达成《驻日美军重组协议》，阐明了驻日美军与自卫队的责任与义务。[7]2006年6月，美日发表《新世纪美日同盟》宣言，提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的说法。[8]同年7月，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美日全球同盟”的概念，标志着美日同盟的转型进入全新阶段。总之，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与日本的积极配合下，在小布什政府时代，美日同盟的战略重心从“周边事态”扩展到“全球安全”，而军事功能的扩大给美日同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但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其与东北亚各国之间的龃龉制约了日本的地区影响力。一方面，日本实现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往往浅尝辄止。南千岛群岛问题依然是日本对俄外交的瓶颈，使两国不仅无法缔结和平条约，而且建立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关系更是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岛屿争端、日本对殖民历史的认识问题阻碍了日本与中韩深化合作的推进，令三方难以在地区合作问题上形成共识。

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任后，因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曾迅速提升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宣称要加强与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内也曾出现美中两国共同建立国际秩序的G2 论。这些使日本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冷落日本，选择与中国合作。但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亚洲时把首访国定在了日本，意在表示对美日同盟的重视，这让日本松了一口气。[9]此后，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太”的政策，注重协调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尤其是要强化美日同盟。美国希望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大力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轴辐模式”同盟体系向“网状模式”的同盟伙伴体系转型。从战略意义和功能的角度来看，美日同盟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0]：

首先，对美国而言，“再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亚太格局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在自身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同盟的配合。美日同盟是仅次于北约的最成熟的同盟关系，因此它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可以发挥基石的作用。美日同盟已经持续了60多年，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军事部署的主要经济支援力量。以驻日美军的“驻在国支持经费”（Host Nation Support）为例，2012年，日本政府为驻日美军支付了约20 亿美元的费用，日本还负责为25000余名日籍后勤人员支付薪水。[11]近些年来，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从地区向全球拓展，利益契合区域逐渐扩大。美日同盟凭借其经济、军事合力成为美国平衡亚太新兴国家力量最重要的同盟。

其次，美日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功能。美国可以驻日美军基地为中继，向亚太各个地区投送军力，并向日本及其他盟友提供保护。近年来，美军在其提出的“空海一体战”理论（AirSea Battle）[12]中高度重视日本所具有的战略纵深及防御能力。日本在其北部和东部地区拥有战略纵深，例如琉球岛链的地理位置将被证明极有利于反潜作战行动。日本列岛周边的宗谷、津轻、对马、大隅海峡成为美国管控中俄进出大洋的要塞。

最后，美日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辐射功能。与美国在亚太的其他双边同盟相比，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最多、获得的财政支持最多，作为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中最核心的同盟，美日同盟可以对其他盟国起到示范作用。

总之，日本凭借自身的雄厚实力在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中，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支持力量。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力图紧抓美国“重返亚太”的机遇实现“倒逼”国内各派同意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和“无核三原则”，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消除障碍，以“进攻性防卫”替代“专守防卫”，突破军费开支限制。最终谋求美日同盟“对等”化和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然而，奥巴马政府强化美日同盟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9年执政的奥巴马政府恰逢日本政坛巨变。2009年8月底，日本民主党在与自民党的竞选中胜出，成为日本的执政党，终结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自民党不同，在对美关系上，民主党寻求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民主党执政后，美日双方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展开角力，美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日本政坛的变化促使美国试图控制日本政局变动对美日同盟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自民党政权是美日同盟在日本国内的基础，60余年来，自民党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美日安保条约。2006年，自民党曾与美国达成协议，在2014年底前，将1.8万人的驻日海军陆战队中的约8000人转移至关岛，并把部署在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机场迁至同县的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但是，长期以来冲绳民众对美国驻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美军暴力犯罪问题强烈不满，要求美军完全撤出该县。民主党在执政前就针对美军驻日基地的部署、日本支付“驻在国援助金”、《驻日美军地位协议》条款等议题屡屡发难。在执政之后，它进一步要求美国重新考虑普天间机场的搬迁计划，这也助长了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2009年11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前夕，冲绳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13]

对美国而言，民主党推动“亚洲外交”有可能促成中日之间的历史性和解。鸠山由纪夫政府呼吁建立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就是这种转变的进一步体现。[14]实际上，民主党调整美日关系并不是想颠覆两国同盟，鸠山政府看似“疏美亲中”，但他也强调日本不是要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日美同盟仍是最重要的。[15]虽然如此，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对美日安全关系的质疑以及美军在该地区重新部署的困惑。为此，美国高官开始持续对日本施压，坚持按既有计划执行“县内搬迁”。2009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先后访问日本，敦促日方在奥巴马11月访日前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盖茨是民主党执政后首位访日的美国高官，他在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的会谈中，敦促日方遵守2006年达成的协议。[16]

11月13日，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他在会见鸠山首相后匆忙离开，对日方的不满溢于言表。美国的强硬态度无疑给了日本民主党政府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普天间搬迁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软化。5月28日，鸠山内阁接受了2006年美日普天间基地搬迁计划，三天后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宣布退出执政联盟。[17]6月2日，鸠山宣布辞去首相职务。2012年2月，美日就驻日美军整编计划与基地搬迁问题分开执行达成共识，从而缓解了各方矛盾。这样，奥巴马政府在没有破坏“美日合作”大氛围的前提下取得了美日博弈的最终胜利，稳定了美日关系的基本框架。2010年6月，菅直人在已经被确定为继任首相后，即表示将遵守日美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的协议。[18]他一改鸠山内阁时期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秉承现实主义的政策理念，声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日美双方不仅在日美两国关系方面，还在包括亚太地区局势和全球性问题上紧密合作。[19]2011年9月上任的野田佳彦政府则完全展现了亲美立场。当然，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天安舰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大地震等也给了美国影响日本民主党政府外交路线的时机。

发生在2010年9月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成为奥巴马政府巩固美日关系的重要契机。奥巴马政府先是通过对日本承诺对钓鱼岛的“军事义务”，重塑美国对日本的“保护者”形象，以后又将普天间机场引起的美日纠纷与中国对日政策的强硬相联系，引导菅直人政府反思其对美外交路线。这样，2010年以后美日关系迅速转暖，中日对立推动美日同盟再次成为日本外交路线的基轴，鸠山政府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以及调整两国不平等关系的倡议被菅直人政府所搁置。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里氏9.0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地震后数小时，在日本首相菅直人的请求下，奥巴马表示将全力救助日本。[21]美军很快就派出两个航母大队，并从韩国、日本及夏威夷等基地出动大量飞机舰船参与行动。[22]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在这次救灾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成为对日救援的主角。美军航母甲板对日本救援飞机开放，并且为之提供电力、物资、油水和核防护支持。美军还出动了“全球鹰”无人机、U-2侦察机实施航拍，紧急启用了移动卫星接收系统。奥巴马政府借此机会展现了美军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树立了驻日美军在日本社会的正面形象，加强了同盟在日本的国内基础，为同盟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2年9月10日，野田内阁做出了由日本中央政府购买钓鱼岛“所有权”的决定，从而激化了中日矛盾，这也是“撞船事件”的延续。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后，中日两国关系濒于破裂。日本民主党的外交路线实际上与自民党对外战略并无二致。11月，日本政党再次轮替，倾向保守主义的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不仅其保守主义理念更为凸显，而且其完成相关政治目标的意愿也更为强烈。他希望日本能够“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要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军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实行“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并增强兵力，允许在海外动用武力。安倍视日美同盟为实现其政治追求的必要保障。他认为，民主党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没有认识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他表示“必须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恢复日美间的纽带”。[23]日本战略界也认为日本可通过融入、配合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积蓄力量，为最终摆脱“战后体制”、回归“普通国家”创造条件。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点与日本的诉求是一致的。[24]由此，美日同盟迎来了新一轮的战略性调整。美日同盟在目标、分工、价值等方面都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日同盟围堵和防范中国的战略目标更为清晰。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力量，传统上美日同盟具有遏制中国与日本的双重功能，但随着中、美、日力量的此消彼长，美国更加积极地鼓励日本发挥作用，美日同盟的双重遏制功能发生了向单一遏制功能的转化。2009—2012年，美日关系峰回路转正是其同盟对围堵中国这一目标进行协调的过程。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则加速了美日达成应对中国崛起的共识。这对奥巴马政府抵制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所造成的冲击非常有用。美日双方近年来十分关心中国海军的“近海防御战略”，认为中国正在扩大防御范围，以突破由日本列岛、冲绳和中国台湾构成的所谓第一岛链到达由小笠原诸岛和关岛构成的第二岛链。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日本的军事部署就有较大调整。2010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了《防卫计划大纲》，把战略关注从东北转向西南，强调对日本本土及西南地区的防御，这预示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忧虑事项”，并做出一系列带有针对性的安全战略调整：将防卫对象直指中国，加强防卫力量的“机动性”，防卫重心由本土和北方移向“西南岛屿”，计划改革并强化情报机构，酝酿并构建亚太多边同盟体系等。[25]

此后，日本不断扩充在西南诸岛的驻军，增加战机和潜艇的部署，配合美军“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实施，抗衡所谓中国向西太平洋的“渗透”。2010年12月，美日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日本自卫队在美军支援下“夺回”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的训练科目尤其引人注目。2011年11月，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七师团自北海道横跨本州岛，参与在九州举行的军事演习。该师团本是日本应对来自北部威胁的精锐部队。这说明日本整体防御力量正在向西南方向倾斜。美日军事力量同时集中于西南方向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对中国海军的优势。2013年12月17日通过的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构筑“综合机动防卫能力”，提高陆海空自卫队的综合能力，引进能加强自卫队机动能力的装备。[26]近年来，日本还计划在临近中国台湾和钓鱼岛的与那国岛、宫古岛和石垣岛派驻军队，目的是监视其周围海域。2014年4月，日本在那霸空军基地部署了 E-2C 预警机，还拟在那霸基地加大F-15战斗机的部署，同时在与那国岛开始建立雷达站。[27]2016年3月28日，日本在与那国岛开启了新的雷达站，此处距钓鱼岛约150 公里。雷达站由100多名日本军事人员操作。[28]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次在与那国岛驻扎军队。2016年9月15日，日本新任防卫相稻田朋美访美。美日双方就美日南海联合巡航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确认将继续展开海上行动。[29]此次访问表明，美日两国在南海的行动趋于一致。此后，美日两国期望在日本2016年3月出台的新安保法的框架下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美日战略上的配合并不代表美国支持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美国认为这会严重激怒邻国，从而损害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然而，安倍拒绝了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劝说，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在参拜前一小时才知会美国。美国对此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美国驻日大使馆发表声明，对安倍参拜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希望日本与邻国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敏感问题，改善关系。这是美国政府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表的最严厉的批评。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日本的行为非常危险，因为日本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并不想触发与中国的全面对抗，而且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日韩关系再趋冷淡。另一些美国人认为，安倍在东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将限制日本的外交空间，对其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造成不良后果。

为了修复受到损害的美日关系，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日本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奥巴马强调美国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没有立场，但《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共同防卫条款适用于所有日本管辖下的地区，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表态也如日本所愿，写入了两国首脑的联合声明。安倍首相一直苦恼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暧昧，因此认为这次日美在安全问题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为了不过分刺激中国，奥巴马解释说，他的表态不是一个新的立场，而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因此并没有画出“新的红线”。但奥巴马是首位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措辞严谨地对日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放松对军队的政治和宪法限制的计划表示了支持。[30]这次访问非常生动地显示了美国“再平衡”战略与日本的战略企图之间同时存在着契合与摩擦。

第二，美日同盟在军事上的分工和合作日趋强化。美日同盟通过两军共享情报、共谋规划、共用基地、联合训练、共建导弹防御系统等多种方式，推动美日军事一体化。仅在2012年一年，美日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十几次。日本决定采购美国的F-35战斗机将使日本在2020年左右拥有40余架这种先进战机。美日在横田空军基地建立了联合防空中心，旨在进一步加强双边空防规划和协调。此外，日本被美国视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方面“最亲密的盟友”。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进行联合训练，共同进行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旨在加强动态防卫合作。日本积极寻求与美国“全方位”的合作，双方讨论的问题包括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重新确定美日安保分工，建立美军和自卫队合作机制，强调日本为美军提供战时支援等。

2013年10月3日，日美“2+2”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及防相小野寺五典、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哈格尔（Charles Hagel）出席了会议，协商中长期的美日安全合作和驻日美军整编等议题。日本在此次会议中被赋予更大的“责权”，同盟渐显“相对均衡化”趋向。会议决定于2014年底前完成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制定未来15年到20年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路线图”。[31]双方认为，1997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安排已经过时，它对日本“限制”太多，日本强烈希望通过重新分配职责让自卫队发挥更大作用。修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如何应对既非纯粹平常时期，又非紧急事态的所谓的“灰色事态”，其中包括武装渔民占领日本离岛、外国潜艇在日本领海潜行等。新的指针将把网络攻击与侵入领海和领空一道列为“新的威胁”。自卫队与美军将加强在人才培养和联合训练等方面的合作。新指针将提议以美日为主，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美国盟友的合作。钓鱼岛争端、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以及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构成了这次会议及其共同声明的背景。

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日本，表示美国“欢迎”日本首相安倍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32]这是美国部长级官员首次做出这样的表述，而美国政府之前一再强调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自己决定的事情”。奥巴马访日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再次重申美方对日本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所作的努力明确表示“欢迎与支持”。在美国的谅解下，日本还谋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2014年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33]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34]根据新的“三原则”，日本将在下述情况下允许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第一，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国际合作；第二，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第三，基于第二点，日本还将与以美国为首的安保领域合作国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加强与同盟国等方面的安保与防卫合作，确保自卫队和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安全。

根据新原则，日本将可以更容易地参与以F-35 战斗机为代表的最先进武器的研发与制造，日本自卫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新式武器，提高日本的军事实力。日本可向有安保合作关系的国家提供救助、运输、侦察、监视、扫雷等合作领域的装备。这意味着日本今后可以维护海上航线安全为由，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舰船、战机等装备。2013年12月，安倍内阁通过的新国防预算规定，日本2014 财年的政府预算划拨了总计4.82万亿日元（489.7亿美元）的防务预算，同比增加了3%，实现了连续两年防务拨款的增加。在新增防务预算中，一部分用于新购战斗机、无人机等装备以及建立一支两栖力量。[35]

2016年9月26日，美日两国又签署了美军与自卫队间融通物资与劳务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订版。这是扩大对美军支援的必要程序中的一环，使日本在未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也能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日本政府计划向国会提交修正案并力争获得批准。[36]

第三，在美日同盟的合作内容中加强了全球治理的内容。美、日在控制环境污染、实现无核化、缩小南北差距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意愿与空间。奥巴马政府的新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注重构筑具备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力量”，特别是力图不断增强对“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掌控。这也是为了抑制中国日益增多的海洋活动和不断增强的空天能力。2010年2月2日，在有关美日同盟深化问题的局长级会谈中，日方也提出了双方在防止核扩散、防灾、外空利用等广泛领域的合作问题。这也是美日关系转型的重要内容。日本想将美日同盟变成一个超越军事同盟的“治理”同盟，将军事以外各领域也纳入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以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2010年《美日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两国要在维护太空、网络空间和海上运输线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美国对此持欢迎态度，这一点也体现在2014年奥巴马访日时发布的《美日联合声明》中。[37]

第四，美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成为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谋求在外交、经济、贸易等领域多管齐下，特别是利用“规则”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重振其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力，为美国在亚太持久占据领导地位奠定基础。

相比亚太地区已有的区域合作机制，TPP 谈判具有“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即贸易自由化标准高、涉及领域众多，各谈判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TPP多边谈判，目的是最终以其取代“10+3”和“10+6”等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合作机制。奥巴马政府不断敦促日本加入TPP谈判，意在将两国的政治、军事联盟扩展为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的盟友关系。日本现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能加入TPP谈判，将极大地提高TPP机制在亚太区域合作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而使之成为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主导亚太区域合作的有效制度平台。2011年11月，日本宣布参加 TPP 谈判。2012年4月，奥巴马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对野田首相强调，TPP 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问题。日本民主党政府迈出了构筑美日经济联盟的第一步，并试探性地启动了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38]日本政府认为，加入TPP谈判是符合日本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安倍内阁热衷于TPP也不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更看重它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相比“10+3”、“10+6”和中日韩FTA等区域合作机制，日本更加青睐美国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尚未加入的TPP谈判。日本加入TPP谈判正是其强化对美战略协调的重要宣示。

当然，日本加入谈判后并不是简单地接受既有的谈判议程，而是会提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各项主张。由于竞争力较弱，长期以来农业问题是日本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以农林水产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反对日本加入TPP谈判的主力军。奥巴马访日期间，美日两国政府有通过首脑会谈促动谈判取得进展的打算，但双方就如何对待大米等五大类重要农产品的关税问题存在分歧，美日未能在奥巴马离开日本之前达成协议。[39]不过，美日都有完成TPP谈判的战略需求，因此双方已非常接近最终目标。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等国家就TPP达成一致。当美国政府还在为如何推动国会批准TPP而犹豫不决时，日本已对批准TPP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日本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希望通过TPP为其经济注入活力。为了表明日本的积极态度，在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在大选中明确表示要退出TPP的情况下，日本众议院还是在11月10日美国大选后的第三天批准了TPP。

自奥巴马提出“再平衡”战略后，美日同盟进行的调整是全面而深入的，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16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共同前往珍珠港“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对75年前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中阵亡的数千名美国军民表达哀悼之情。安倍强调曾经交战的日美两国构筑同盟关系的“和解力量”的意义，并称美日同盟将“走向新高度”。[40]奥巴马也对美日关系的恢复大加赞扬，表示美日之间的纽带克服了过去的历史，“就连战争留下的最深的创伤也能变成友情与和平”。他称，美日同盟关系“已经达到历史顶峰”。[41]

当然，美日两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两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反应等因素都会影响这一同盟关系的调整前景。美日之间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互信不足问题。日本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美国的“越顶外交”所伤害，而美国也担心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会引发邻国及美国其他盟国的不安。美国不愿被日本“绑架”而卷入地区冲突，对中日钓鱼岛问题的走向深感焦虑。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后的第三天，就签署总统令，开始启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进程，这对于大选刚过便在11月19日急不可耐地赶到美国与特朗普会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今后美日关系不仅取决于美日两国的双边关系，还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对盟国的基本态度。假若美国不准备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日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与美国的全球责任分担战略和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