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所谓汉学家，主要指国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等学问的专家。所谓汉诗，并非仅指汉朝的诗歌，而是泛指中国古代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包括流传于世的各类诗歌形式。英美汉学家大多是翻译家，自19世纪以来，他们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诗，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可以查到汗牛充栋的汉诗英译本，这些丰富的资源是我们了解西方翻译家翻译汉诗轨迹的宝贵财富。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一百多年以来，汉诗最早由西方传教士和驻华外交官译入英语等西方语言，开启了汉诗的西传之旅，德庇士（Sir J.F.Davis）、理雅各（James Legge）和翟理斯（H.A.Giles）被誉为英国早期汉学的三大“星座”，为汉诗的西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之后，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汉诗选译》（1916）、《汉诗170首》（1918）和《汉诗选译续》（1919），以及《诗经》和《九歌》，为汉诗英译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此掀起了西方的汉诗英译的第一次高潮。

庞德为了推动英诗创新，推动意象主义的诗歌运动，从美国东方主义学者费诺罗萨的遗孀手中获赠费氏在日本学习唐诗的注释笔记，从而在该笔记直译和注释的基础上润色和加工，出版英译诗集《华夏集》（Cathay），从而开辟了诗人和汉学家英译汉诗的新高潮。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霍克思（David Hawkes）、沃森（Burton Watson）、白之（Cyril Birch）、王红公（Kenneth Rexroth）、赤松（Red Pine）、西顿（J.P.Seaton）、亨顿（David Hinton）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以及华裔汉学家刘若愚（James J.Y.Liu）、余宝琳（Pauline Yu）和叶维廉（Wai-lim Yip）等汉学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汉诗。21世纪以来，西方掀起了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三次高潮，不仅有新的选集出版，如梅恒（Victor Mair）编译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读精简版》（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还出现了中国古典诗人诗歌的选译或全译单行本，如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的《杜甫诗选》（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2009），杨大卫（David Young）的《杜甫：诗歌人生》（Du Fu：A Life in Poetry，2008），特别是宇文所安不久前出版了五卷本的译本《杜甫诗歌》（The Poetry of Du Fu，2015），在中国和西方都广受关注。几代汉学家沉醉于汉诗的无穷魅力，前赴后继翻译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古典诗歌，有力推动了汉诗走入西方文学，开启了中西文学交流之旅。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同中国的经济不相称，需要加以改变。因此，总结汉学家的汉诗英译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文学外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基于20世纪以来英美汉学家翻译的中国经典诗歌，进行点面结合的研究，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来观照汉学家的汉诗英译，以探讨他们翻译的模式、策略、方法、价值和传播。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崛起，汉诗英译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节旨在梳理国内外汉诗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不足，以拓展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

国外学术界目前主要关注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成果，而对其翻译作品（尤其是汉诗英译本）大多限于书评，不过也陆续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汉诗英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重点是译介研究和语言翻译技巧研究。最早的汉学家汉诗英译专著是罗伊·提尔（Roy Earl Teele）所著的Through a Glass Darkly：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1949），此后一些汉学家的研究专著有：钱德尔（Mary Chiedle）的著作《埃兹拉·庞德的儒家翻译》（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在著作的第六、七章中主要探讨了庞德如何通过译诗中的抒情和讽刺的手法，传递“诚”“信”“知”等儒学核心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Wai-lim Yip）的Ezra Pound's Cathay（1969）较早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华夏集》，探讨了庞译的“再创造性”“发光的细节”，以及庞德的创译改造和还原了汉诗面貌并为英诗读者所接受的翻译特性；华裔汉学家刘若愚（James J.Y.Liu）有专著《中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和《语际批评家》（The Interlingual Critics：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1982），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著《透明的眼睛》（The Transparent Eye，1993），谢明著《庞德和中国诗歌的改写》（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1998），钱兆明著《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2003）。还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如Christopher Shang Kuan Chan的《失去的地平线——〈诗经〉英译研究》（The Lost Horizon：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hijing，1991），塔尼亚·威尔斯（Tanya Wells）的《庞德的〈华夏集〉与美国的中国观》（Ezra Pound's Cathay and the American Idea of China，1983），Cheung，Chi-Yiu的《阿瑟韦利——中国诗歌的翻译家》（Arthur Waley：The Translator of Chinese Poetry，1979）等。

德伯（L.S.Dembo）的《庞德诗经评论》（The Confucian Odes of Ezra Pound：A Critical Appraisal）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关于庞译《诗经》的专著，主要探讨了“风”的意义和庞德的译诗，以及《诗经》翻译背后的诗学观念，从庞德的历史诗学观来评论其《诗经》翻译中的“抒情化”与“口语化”翻译的目的与得失。

这些成果主要关注庞德的《华夏集》和《诗经》英译，其次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中国古诗研究，此外还有散见于国外各类期刊上的对有关翻译家的书评和少量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以华裔汉学家为发表主体，以个案研究为主，综合研究为辅，大多采用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译文语言分析比较详细透彻，但总体来说，国外对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还有待深化。

国内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界近年来开始关注汉学家的翻译研究，并同中国翻译家的译文作比较，探讨各自的优势，用中西翻译理论进行解释和分析。具体特点如下。

第一，译诗文本和译本比较研究。译诗语言的词语、句法和语篇结构的翻译特点；意义转换的忠实与叛逆及正误；修辞和风格的翻译；音韵、节奏、意象和意境的翻译等，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吕叔湘早年的《中诗英译比录》在翻译研究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资料来源不畅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汉英对比研究语料，至今广为引用。郦青的《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2005）从李清照词英译三种类型的宏观角度，对比分析了中西译者的韵体译诗、自由体译诗、散文体译诗的特点；就西方汉学家和华裔翻译家的“定向叠景”和传神达意的翻译特点，从语言、词语和语篇结构的微观层次上进行了对比，总结了各个译本的翻译价值和得失。李玉良的《〈诗经〉英译研究》（2007），描写和分析了《诗经》在各个时期不同的语言、修辞、风格的翻译特点和历史背景，是一部难得的个案研究著作。姜燕的《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2013）分析了理雅各的三个英译本的归化翻译策略和宗教、政治、学术思路的轨迹。梁高艳的《诗经翻译研究》（2013），重点研究了文本翻译的文学性、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袁靖的博士学位论文《庞德〈诗经〉译本研究》（2012）研究了庞德译本的现代主义诗学观、翻译策略所体现的中西传统互为参照和译本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及其反思，具有很强的开拓性。陈橙的《文选编译与经典重构——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选〉研究》（2012），以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为切入点，探讨文选编译与中国文学经典的异域重构问题，研究了中国文学以西方读者能理解与能接受的方式在英语世界系统性的译介的传播，并探讨了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对宇文所安的翻译和编选体例作了宏观勾勒，分类新颖，评价客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峰的《唐诗经典英译研究》（2015），该著作是一部唐诗专门研究的力作，作者有效整合了文论、文化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理论，对中西翻译家的经典译作进行了深刻剖析和阐释，在梳理唐诗英译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唐诗英译的影响论、主题论、目的论、主体论、标准论、方法论、批评论和经典论，并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内容全面，问题意识突出，评价客观公正，经得起推敲，有很多新观点。

第二，译者研究。翻译离不开译者的艰辛努力，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朱徽的著作《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的研究》（2009），选取了二十位英美翻译家作为研究对象，简明扼要地分析了翻译家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和翻译实践及其评价，是汉学家翻译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吴伏生的《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2012）以四位汉学家为研究对象，结合译者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和翻译策略，对他们作了客观的评价。陈慧的英文专著《阿瑟·韦利翻译研究》（2012）分析了阿瑟·韦利的译介策略、翻译思想、传播和经典化，对韦利在翻译史上的地位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考证严谨，论证充分，从翻译事实中挖掘了韦利翻译对中国文化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该论著不仅具有翻译史意义，还有文化传播史价值。

第三，汉诗英译史研究。近年出版的相关专著有江岚的著作《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2009），该书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西方翻译家的选择、目的、价值观和翻译策略的特点，资料翔实，脉络清晰，是唐诗英译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胡安江的专著《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2011），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寒山诗的各种译本在主要西方国家的译介旅行及对中国唐诗研究的反馈，研究了寒山诗在国外的经典化动态过程及其时代背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作家作品的对外译介和流行提供了方法论范本。

第四，译诗的多视角观照。刘华文的《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2005）从中西美学视角研究了翻译审美主体的审美方式和审美转换方式。王明树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观化对等”对原语文本和翻译的制约》（2010），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中西译者在汉诗翻译中的意义的主观对等的模式与策略，这是汉诗英译的认知语言学转向的力作。贾卉的博士学位论文《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2009），从符号学理论出发，在微观层面上对杜诗的多个译本做了比较研究。吴迪龙的博士学位论文《互文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2010）从互文性理论出发，分析了汉诗各元素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此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类期刊的相关论文，如包通法的《宋诗学观照下白居易诗歌“浅、清、切”诗性体认与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2期），陈大亮的《刘勰的“三文”与译诗的“三味”》（《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诗歌意境的“情景交融”与“象外之象”——Burton Watson译〈寻隐者不遇〉评析》（《宁波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这些都是难得的、有分量的中国文论和诗论视角研究。

此外，还有顾正阳的汉诗英译研究系列专著《古诗词曲英译论稿》（2003）、《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2006）、《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2007）和《古诗词曲英译文化视角》（2008），毛华奋的《汉语古诗英译比读与研究》（2007）等。以中国翻译家的汉诗英译为研究对象而出版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少，如张智中的《许渊冲与翻译艺术》（2006）和《汉诗英译的美学研究》（2015），蔡华的《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复调的翻译现实》（2008），这些主要以中国翻译家汉诗翻译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重点探讨了“意美”“形美”和“音美”，以及“韵味”等，无疑为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研究提供了佐证和对话渠道，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许渊冲的著作，主要是以汉学家的译文作为批评的靶子进行了对比研究，以图许氏翻译理论的自我构建。

第五，汉诗英译理论构建研究。祝朝伟的《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2005）从庞德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著的副文本出发，提炼出庞德翻译理论。从滋杭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2007）借鉴中西翻译理论和汉诗英译的实践，总结了汉诗英译的一般理论，这是汉诗英译理论化的有益尝试，尽管还有待深化和扩展。

以上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既有中国翻译家的语料，又有西方汉学家的语料，涉及汉诗英译的诸多方面，研究内容比较丰富，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汉学家汉诗英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启发了研究路径，开辟了研究新领域。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限于西方话语下的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研究，语料以早期汉学家的译作居多。

当代汉学家的翻译文本较少，在论证过程中，要么是引用某些译例同中国翻译家的译文作对比，要么是为了构建某个理论体系而拿一些汉诗英译的例子作支撑材料，且多为二手资料，反复炒作，往往点到为止，很不全面，缺乏总体的梳理和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对他们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或者评价没有说服力。

以往的研究，“二战”后的翻译家研究得很不够，从国别来看，英国的几位翻译家比较受重视，美国的翻译家（Ezra Pound和Kenneth Rexroth除外）则重视不够，例如宇文所安和Burton Watson等著名翻译家的汉诗英译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不够深入，这显然同“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研究（包括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的历史事实不相称；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微观研究多，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少，且以中国传统诗学和哲学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从研究方式来看，研究中外翻译家诗歌翻译对比的个案多，从翻译家的角度研究的少；从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涉及“二战”前的译文，有关西方汉学家研究的专著只是部分章节探讨了某些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研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今，把英美汉学家兼翻译家置于更大的跨文化合作的语境下，采用综合方法（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以中西传统诗学视角观照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研究，则更是少见。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新视角出发，主要运用中西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化理论，通过探讨汉学家的汉诗英译文本的美学、思维方式、翻译能力、翻译伦理、文化形象、文化传统、翻译批评方法等，研究汉学家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借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效的翻译模式，并反观中国诗歌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节 目的、意义、方法

汉学家汉诗英译是近年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同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日渐飙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梦”的魅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仅要继续“请进来”，而且还要不断地“走出去”，增进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补和互用，以平等和开放的心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不及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化“贸易逆差”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这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亟待扭转。

中国的发展模式无疑有助于中国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自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成了文化生产的核心环节之一，文字创意、语言风格、审美特征、潜在信息和故事形式的恰切翻译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既是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目标，也是决定翻译操作的具体手段。因此，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质量便起到了决定作用。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国内高层次的汉英翻译人才还很缺乏，虽然中国翻译家的汉英翻译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但在总体上还不是令人很满意，这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业内人士估计，能够胜任中译外定稿水平的高级中译外专家在全国也超不过一两百人”[1]，特别是高层次的汉英文学翻译人才更是匮乏，中国翻译家很难单独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国外汉学家的力量，汉学家将长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外国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想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任务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繁重”[2]。越是任务繁重，越是需要发挥汉学家的特殊作用，实际上，中国许多文学作品都是由汉学家独立或与中国翻译家合作翻译从而在中国或国外出版的，这为我们进一步借助他们的优势——既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又有跨文化传播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总结这些经验，对我们扩大对外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中西比较诗学理论出发，基于汉学家的汉诗英译实践，考察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的语言、修辞、风格、意象、意境翻译的策略与方法，探讨汉语同中国古典诗学的关系，汉诗英译的诗学价值、社会文化功能、诗歌翻译和诗歌研究的关系，有利于超越、汇通、整合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有利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语言学回转”的和谐共容。客观公正地评价汉学家在诗歌翻译史上的地位，通过充分观察、描写、批评和解释，可以为文学翻译批评和翻译学的建构引入新理论的滋养和有说服力的语料例证。

汉学家的汉诗英译研究，有助于解释汉学家的翻译现象，总结他们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传播方式和接受途径，为中国典籍英译“走出去”提供借鉴，培养更多紧缺的高层次的汉译英翻译人才，为我国制定适当的外宣政策和计划，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出版、发行和海外传播，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本书的研究方法有：

语料库法：根据文献学方法论，考证原诗的底本和版本，并将选取的译文和原文对齐，输入电脑，制作小型语料库。

比较法：比较中西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译者的翻译理念产生的影响，比较译者的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一致性，比较不同风格诗人的诗歌在翻译中风格的异同，比较译者在汉诗研究中和汉诗英译选集中的译诗的异同。

阐释法：主要根据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理论，结合有关中西诗学理论，评价译文的诗学和文化价值，并根据主体文化系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汉学家的汉诗英译语料和重构中国经典的翻译策略、观点和经验中，归纳其丰富多彩的翻译思想，解释这些不同的翻译策略背后不同的原因。

注释

[1] 黄友义：《中国特色中译外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中国翻译》2011年第6期。

[2] 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