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都城研究

一座中国传统城市的2500年

——绍兴城市史概论

任桂全[1]

摘要：绍兴城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都城，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前490），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这座由越国大夫范蠡主持兴建的古都，在城市选址、规划理念、空间结构和都城模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周代的建都礼制。秦汉以后，这里相继成为山阴、会稽县治，会稽郡、越州、绍兴府（路）治和东扬州、浙东观察使、两浙东路治所，是一座始终以行政中心功能为主的传统城市。25个世纪来，从城市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用地规模、功能布局到城市肌理诸多方面，按照城市自身规律发展，保持了非常明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城市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不断累积、丰富、深化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和历史记忆，推动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和深入。

关键词：越都城；行政中心；稳定性；文化传承

2010年是绍兴建城2500周年的喜庆之年。这座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前490）的越国都城，虽然只是我国历史上220多个古都之一[2]，可是当绝大多数都城从地平线上消失，成为钻探、发掘、考古对象时，我们回望越国都城，在时隔25个世纪之后，不仅地理位置不变，古今城址相合，而且还在继续发挥功能，仍然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在我国古都发展史乃至城市发展史上，都称得上是个奇迹。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固然很重要，利用越都城这样饱含古都肌理的实例进行研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正像陈桥驿先生所说：“在目前我国存在的古老城市中，这个城市（指绍兴）还有大量的古迹未曾泯灭，有利于现场的勘察。譬如，在城内，自从南北朝末期划分的山阴、会稽两县的县界，至今还有很长段落依然存在，而从汉晋以至唐宋的地名，包括街道、河渠、坊巷桥梁等，很大部分至今仍然沿用。”[3]特别是绍兴古城作为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城市实例，在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城市功能的行政性、城市规模的稳定性和城市文化的连续性等方面，更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价值。

一 一座按周代礼制规划建设的越国都城

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城市大抵不外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按严格的规划兴建，以后便沿着这个基础向前发展，绍兴就是如此；另一种是开始时并无统一规划，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重新规划，上海或许属于这一类。前者的优点当然是城市定性明确，功能齐全，布局比较合理，遗憾的是后来城市的发展容易受到束缚，难有突破，趋向保守。后者在开始时可能出现无序状态，而对后来的发展反而留有很大空间，特别是一旦进入规划程序后，有序发展将势不可当。

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前490），时值勾践在吴国经受三年凌辱后回国之初。[4]原来的越国古都，从无余立国到勾践继位，千余年间，长期居于会稽山腹地之中。勾践深知，要使越国强大起来，实现报仇雪耻、称霸中原的目标，必须把都城从封闭的会稽山区迁到开阔的山会平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国都的稳固与安全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越王勾践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国立城”[5]，把都城建设当作振奋民心、团结国人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来实施。可见，勾践对城市建设的性质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不仅要建一国之都，还把建都与强国方略、称霸宗旨紧密结合起来，这在先秦城市建设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根据城市的性质定位，范蠡受越王勾践嘱托，在城市选址上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措施。明确提出：“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6]在综合考虑城址的地形地貌、环境条件、资源配置和防灾御敌等诸多因素之外，特别强调了地势的平坦广袤和对外的四通八达。这其实就是现代城市地理学中所谓的城市区位问题，城址如若占有区位上的优势，那么对于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对于城市未来的发展与扩张，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范蠡按照上述选址思想，最终选择今绍兴古城所在地为越都城城址。这里地处会稽山北麓、钱塘江南岸，地势由南向北倾斜；东西两翼，又分别以东小江（曹娥江）和西小江（浦阳江）为屏障。依靠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在东西约八里、南北约七里的范围内，依托由会稽山脉没入山会平原后崛起的种山（海拔76米）、蕺山（海拔52米）和怪山（海拔32米）等大小九座孤丘为城址，建立起越国都城。此后绍兴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范蠡的选址思想是富有远见的，突出表现为：一是城内有山有水，为后来绍兴山水城市及水乡风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都城四周平坦广袤，给后来的绍兴城市预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以九座孤丘为城基，地质条件稳固安全，而且南来的河湖水系既可利用又能避灾，使得2500年城址不变，庚续相继。

在越都城建设中，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满足当地的人文需求，以实现天地人和谐相处，是范蠡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他接受建城任务之后，便马上“观天文，拟法于紫宫”[7]，并且以“象天法地”[8]即效法天地、遵循规律为越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把都城建设分两步走。先以种山为依托，筑作“勾践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为两绕栋，以象龙角。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陆）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以示服吴……”[9]这里所谓的“天门”“地户”“龙角”“陆门”“八风”都是天上地下的对应物，目的是通过把地上的建筑布局与想象中的天上布局相对应，把人间的建筑秩序模拟成天上的建筑秩序，以反映人与天、地、大自然的感性对应关系，这是古人“天人合一”宇宙观在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反映。

紧接着范蠡又在勾践小城以东建“山阴大城”。据《越绝书》记载，“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设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10]。山阴大城与勾践小城在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上，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坚持“坐西朝东为尊”[11]的周代礼制。小城是越王勾践的“宫台”所在，具有“城”的性质，大城则承担了都城的其他功能，起到了“郭”的作用，所以《吴越春秋》（卷八）称之为“外郭”。在空间布局上，小城在西，大城在东，这种西城东郭、城郭相连的空间结构，就是“坐西朝东为尊”的周代礼制在都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12]的都城模式。尽管我国历史上曾经作为一统政权或诸侯邦国都城的城郭，大大小小不下数百处，但是能够在城市规划中统筹组织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越都城为其中翘楚。这种“城”“郭”组合模式，不仅凸显了“城”以君为核心，“郭”以民为主体的都城规划理念，同时也对“城”“郭”的不同功能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分工和界定，实际上为越都城的规划建设解决了“城”“郭”方位与功能配置两大难题。

如果与“坐西朝东为尊”的礼制联系起来看，西城东郭、城郭相连的结构形态，对越都城来说，城就是城，郭就是郭，“城”与“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里，勾践小城是“城”，山阴大城是“郭”，一在西，一在东，彼此相连，是一种毗邻关系，即“毗邻城”。这是比东汉以后出现的“套城”更早的一种城市结构形态，目前国内已不多见。[13]所谓“套城”，是在“坐西朝东”向“坐北朝南”礼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形态。主要特征就是小城（亦称内城）外面套大城（亦称外城），或大城里面建小城。[14]两者相比，当然是毗邻城出现时间早，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二 一个有着2500年历史的区域行政中心

当年越王勾践委托范蠡建城时，就明确告诉他这是“立国树都”，建设越国都城，主要赋予城市行政中心功能。虽然对城市来说，其功能不可能是单一的，除行政中心功能外，一般都有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或者交通枢纽等功能。但对中国大多数历史城市而言，首推行政中心功能，然后才是其他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为除去天灾人祸等因素外，城市的兴起与衰落，通常是与统治者的政治意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政治的干预，可以让城市兴旺、繁荣、扩张，也可以使城市衰落、萧条甚至消失。这种政治意愿在发挥绍兴的行政功能方面，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因为25个世纪以来，尽管行政管辖范围有大小不同的变化，但它始终是区域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左右着区域的发展、变化与繁荣。

越王勾践自己就首先利用这一功能，借越都城这个平台，带领越国臣民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力大为增强，最后报仇雪耻，消灭吴国，演绎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此后勾践虽然迁都琅琊，但绍兴仍然是于越族的经济、部落中心和越国重要的后方基地。即使是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越国被楚国打败，越王无疆被杀，失去钱塘江以北土地之后，据有钱塘江以南越地的部族领袖，仍以会稽为都城[15]，或为王，或为君，“服朝于楚”[16]，绍兴继续发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作用。

秦统一中国后，绍兴城作为曾经的越国古都，由于在城市区位、经济条件以及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着区域行政中心的作用。至于作用大小，当然取决于在行政体制中所处的行政层级及其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行政中心只是一个行政区划的管理中心而已。而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有四：一是层次，即从中央到地方分若干层次进行管理，如州、郡、县；二是幅员，即区划面积大小，是管理范围问题；三是边界，即国家内部区划之间的界线；四是必须有行政中心。[17]行政区划的这些基本要素，决定了行政中心本身一是有层级的，二是有管辖范围的。绍兴城作为区域行政中心，自秦汉以来，多数情况下，是多个行政区划管理机构设置在一起的区域行政中心城市。这里既是县域行政中心，又是府域行政中心，有时还是州域、路域行政中心。换句话说，在中国历代的行政层级体系中，绍兴是个重要的节点城市，不是单一的行政中心，而有多个行政中心设置在这里，层层叠加，形成了县、府（郡）、州同城而治的管理格局。

在这一管理格局中，绍兴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三个层次。一是县级行政层次。秦王朝统一全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更名大越曰山阴，设山阴县”[18]，以越都城为县治。到了南朝陈代（557—588），又把山阴县域（包括县城内外）划分为山阴、会稽两县，实行同城而治，直至清宣统三年（1911）山会两县合并为绍兴县。[19]二是郡（州）、府（路）级行政层次。秦推行郡县制，于原吴越之地设会稽郡，虽然郡治在苏州，但掌管郡军事的都尉治所在山阴。[20]到东汉永建四年（129），实行“吴会分治”，大体以今钱塘江为界，江北设吴郡，江南为会稽郡，辖十四县，郡治在山阴。[21]及至隋大业元年（605），才改会稽郡为越州，下辖四县（范围相当于今宁绍地区），州治在山阴[22]。南宋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为绍兴府，下辖八县，府治在山阴[23]。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府为路，明清复为府，辖县与治所不变，直至清末[24]。三是郡、府以上的州、路级行政层次。这一层次的名称变化较多，简言之：南朝宋孝建元年（454），以浙东的会稽、东阳、永嘉、临海和新安五郡置东扬州，州治在山阴[25]；唐代先后设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越州中都督府和浙江东道节度使，五代设越州大都督府，驻所在山阴，管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26]；宋代设两浙东路，驻山阴，领越、衢、婺、台、明、处、温七州[27]。

以上事实表明，自秦至清末，绍兴城作为区域行政中心，从行政层级看，多数情况下是三级行政中心的治所或驻地。从行政实体看，一般都是三个政权机构同城而治，自南朝宋孝建元年（454）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间，基本是四个行政实体。如唐代诗人元稹于长庆三年（823）出任越州刺史，兼任浙江东道节度使，在任七年，忙于两衙之间，所以他有“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28]的诗句，如果加上山阴、会稽两县衙，当时绍兴城内正好有三个行政层级和四个衙门。所以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绍兴城市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历史赋予的行政中心功能。其地位与影响、延续与发展、繁荣与衰落，都与行政中心功能息息相关，成为城市命运的共同体。这或许正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实行吴会分治，会稽郡移治山阴后不久，工程浩大的鉴湖水利设施即于顺帝永和五年（140）动工，为日后会稽郡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迅速成为中国东南富庶之地，被称为“海内剧邑”[29]，被东晋初年的晋元帝司马睿比作北方的关中[30]。特别是苏峻之乱后，首都建康（今南京）“宫阙灰烬”，因此三吴人士建议迁都会稽[31]。此议虽未实现，但会稽郡城在江南的地位可见一斑。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绍兴作为畿辅之地，不仅升州为府，而且城市迅速扩张，其规模除临安外，“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32]，实际上发挥了陪都的作用。

在传统习惯中，一座城市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城市所扮演的行政中心角色的大小。首都的城市地位当然高于省会城市，府城自然低于省会城市。历史曾经从不同角度给绍兴城赋予了很多名称，有“东南都会”[33]，即东南大城市；有“浙东大府”[34]，指浙东最高官府；有“会府”[35]，因唐时以节度使治所为会府；也有“都府”（节度使的别称）、首府（指省会所在的府）。这些不同名称集中说明一点，即绍兴城不是一般的县城（有两个首县），也不是普通的府城（是个大府），而是地位非同寻常的“都会”。

有趣的是，这种多个不同层次行政中心叠加于一城的情况同样在城隍庙的设置中得到了反映。城隍是古代神话中的城池守护神，是城市的象征。通常情况下，县有县城隍庙，府有府城隍庙，一般都是一城一庙。而绍兴城内却有四个城隍庙，包括山阴县城隍庙、会稽县城隍庙、绍兴府城隍庙（在府山，俗称上城隍庙），还有下城隍庙[36]。县、府城隍庙各有其主，唯下城隍庙的隍主是谁，不甚明了[37]，或许是府以上的某位总管府、都督府、节度使。

三 一座稳定性超乎想象的传统城市

在我国现有城市中，如果按其建成的时间划分，大致有三类：一是历史时期出现的，一般称之为传统城市；二是近代出现或成长的，当然属于近代城市；三是因经济或其他因素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就数量而言，传统城市在三类城市中，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国家，而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大多数传统城市已经连续存在几个世纪、十几个世纪，少数甚至超过20个世纪，绍兴就是一座连续存在25个世纪的传统城市。在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继承性、延续性和稳定性，许多方面甚至超出想象，成为一种奇迹。

首先，表现为城市地理环境的安全可靠，这是最基本的稳定条件。纵观我国城市变迁历史，不少著名历史城市，不是被水冲走，就是被山体掩埋；不是被火焚烧，就是被战争摧毁。原因或为城市选址不当，或为自然环境恶化，或为资源匮乏，或为其他人为原因。因渭水改道，今天的西安城与西周沣镐、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均不相关，而是建立在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城址移动了三十多公里。又如今洛阳城，也离开了东周王城及汉魏故城原址，而是建立在隋唐故城的基础上。[38]与这些已经改变城址的名城不同，绍兴这座始建于公元前490年的古城，一直在原址上岿然不动。一座城市，能在原来的地理位置和建设者奠定的基础上存续如此之久，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主持建城者科学的城市选址思想和优越的城市地理环境。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权威乔尔·科特金把全球城市的共同特征，概括为“神圣、安全、繁忙”六个字，在他看来，安全是城市最基本的三个要素之一，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39]。虽然科特金心目中的安全，既包括地理环境安全，也包括社会环境安全，但对城市来说，地理环境的安全，毕竟是千秋大业，必须是金城汤池，因为这是城市稳定的第一块基石。

其次，人口规模的相对稳定是绍兴城市稳定性的重要方面。与其他传统城市一样，绍兴历代城市人口数，少有文字记载，但是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我们仍可以找出其中的一些轨迹。如台湾学者赵冈先生，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城市人口比重，[40]这就为测算城市人口数量提供了很大方便，而且也较为可信。如春秋末年，于越部族的人口总数为30万左右[41]，按赵先生15.9%的城市人口比重计算，越都城居住人口约为4.8万人。事实上，越王勾践准备伐吴前夕曾经建立了一支包括“习流二千人，俊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42]的军队，总数正好是4.9万人。假如军队全部驻扎城内，那么越都城城市人口势必超过5万。东汉会稽郡人口有较大增长，总数为481196人，按17.5%的城市人口计算，郡城人口已经达到8.4万。唐天宝年间（741—755），越州总人口为529589人[43]，按20.8%的城市人口计算，州城人口为11万。南宋因为绍兴地近临安，属畿辅之地，居住人口相当密集，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有主客户273343户[44]，按每户4口和22%的城市人口计算，绍兴府城常住和临时居住人口多达24万，这是绍兴城市人口的最高峰。以后不断回落，至清宣统二年（1910），绍兴城内人口为112394人[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绍兴城区人口，1949年为10.85万人，1979年11.67万人[46]。上述数据表明，从纵向比较，除南宋外，绍兴城市人口规模，大体均在10万人上下浮动，其稳定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再从横向与西安、开封比较，两城均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唐代西安人口为60万左右，而清末只有11万；开封北宋全盛时期城内外总人口达140多万，然而清宣统二年（1910）已降至16万[47]。与西安、开封的大起大落相比，更见绍兴城市人口的稳定性。

第三，与城市人口稳定性密切相关的，是城市用地规模的稳定性。两者实际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绍兴城市人口数量稳定，因此城市用地需求也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尽管南宋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时期，绍兴城很有超越城墙而向外扩展的可能，但就总体而言，城市规模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不妨把当年的越都城与当今的绍兴古城周长作一比较：前面已经提到，越都城由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两部分组成，小城周长三里八十二步，大城周长二十里七十二步，两者相加为二十三里一百五十四步，按度地法和战国度量制换算，即11639米。到民国初年，绍兴城墙保存完好，以后分两次拆除，合计为13566米[48]，与越都城建成之初相比，周长仅增加1927米，实际面积到20世纪80年代测量为8.32平方公里。从越都城到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中间已经相隔2500年了，其城市规模竟稳定到如此程度，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

最后，在城市规模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城市内部肌理，居然也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性。这些城市肌理包括城市河网水系、路网结构、城门位置、市民住宅区、市场分布、功能区布局和城市最高点等，尽管有着逐渐形成的过程，但一旦成型之后，往往长期稳定不变。一个突出例子是城市河道，绍兴是个水城，在8.32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围内，共有33条城河。[49]这些城河，由天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两部分组成，当然以人工河道为主。最后一条人工河道是始挖于唐代的“新河”，嘉泰《会稽志》说：“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50]这些城河不仅构成了城中水网，丰富了水城景观，而且在解决城内外水上交通、方便市民生活用水和城市防洪、防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市民长期须臾不可缺少的城市基础设施而始终稳定不变。另外，如在六朝时期依据南高北低地势条件形成的南部多住宅、北部多生产性用房的功能分布特点，唐宋时期形成的由沿河街、前后街、丁字街组成的路网结构，以及唐宋时期根据居民生活需求形成的大江桥市、大云桥市、清道桥市[51]等传统市场，也长期没有变动。这些城市肌理的稳定性，尽管有保守、发展缓慢，甚至缺少活力的一面，然而也有另一面，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延续表现得更为强烈。

作为传统城市的绍兴，其稳定性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比如，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功能没有发生突变，自然界的外力冲击没有影响城市的安全，资源供给和市民需求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差异，较少受到战争之类的人为破坏等，这些都是产生城市稳定性的外部因素。就城市内部因素来说，关键是不应该去追求虚假的繁荣和过度的发展。实际上城市自身发展，有一个内在的控制系统，即对城市规模的有效控制。因为历史时期的每一座城市，都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它的扩展和繁荣，往往受到环境、资源和人文方面的制约。一座城市的规模究竟以多大范围为宜，得看能否满足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各种需求，从根本上给人以安全感。这对以自给自足经济为特点，对外交流并不发达，城市的中心功能又相当有限的传统城市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无法满足甚至失去平衡，城市就会失控而脱离健康成长的轨道，以致遭到破坏。有鉴于此，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明确提出城市“有机体有限增长”的主张。他认为，城市是个有机体，城市的发展应当有一定的限度，“罗马的解体是城市过度发展的最终结果，因为城市过度发展会引起功能丧失以及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失控，而这些因素都是罗马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52]。绍兴的优点就在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有效控制和“有限增长”。这不仅是绍兴城市保持稳定不变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城市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四 一座经过25个世纪沉淀的文化名城

如前所说，城市的稳定性，给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城市历史越悠久，这种机遇就越多，继承和流传下来的文化内容就越丰富多彩。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离开继承去空谈创新，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文化创新、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城市，常常会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智慧和创造，通过有形的建筑物或无形的文化式样，把它有机地连接起来，成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越丰富越深刻，城市文化的积淀也越深厚。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在我国现有的108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按名城特点和性质，学术界将其分为古都类、传统建筑风貌类、风景名胜类、民族及地方特色类、近代史迹类、特殊功能类、一般史迹类7种类型[53]。通常情况下，一座名城大致属于一种类型，而绍兴按其特点和性质，却兼具古都类、传统建筑风貌类和风景名胜类三种类型。换句话说，在绍兴城市文化构成中，既有古都文化、传统建筑文化，又有风景名胜文化，历史文化积累特别悠久，特别丰富，也特别有价值，这或许就是绍兴进入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的根本原因。

作为越国古都，绍兴所拥有的古都文化，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于越民族文化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越国文化的中心。由于于越民族是当时分布范围很广的百越民族中最先进的一支，所以它又是我国东南沿海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因此，研究越文化、浙江区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都离不开与越国古都文化的关系。而作为传统建筑风貌类名城，绍兴的最大优势是这方面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可以这样说，绍兴建城以来25个世纪的历史文脉，既可以从地上、地下的文物遗存中得到解读，也可以从各种地方文献中获得印证。其实，是否拥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进入历史文化名城行列所必备的四个条件之一[54]。由于绍兴在这方面表现不俗，所以毫无争议便进入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之中。至于绍兴的风景名胜，不仅景点多，内容丰富，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含量高，人们因此特别看好绍兴的人文旅游。国务院公布《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时指出：绍兴“春秋为越国都城。有著名的兰亭、清末秋瑾烈士故居、近代鲁迅故居和周恩来祖居等。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55]。绍兴兼具的三种名城文化类型，按其存在形态，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之分。

以物质文化遗存而言，绍兴当然非常丰富，在当年越都城所在的绍兴古城范围之内，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物态记忆。其中就有春秋时期选定的城址和富有地理坐标意义的种山、蕺山、怪山，唐代以前成型的水城格局，宋代确立的街巷结构，明清以来的建筑风貌。这些充满时代记忆的物质文化脉络清晰，延绵不断，是绍兴的历史之根。特别是古城内现有的75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3处未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从内容看，有古文化遗址、越国遗迹、古墓葬、历史建筑、名人故居、石刻造像以及3.5万件珍贵文物藏品。以时间跨度看，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到秦统一后的历朝历代，几乎均有分布[56]。尤其是在8.3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每平方公里拥有19个文保单位，如此众多的历史遗存，实在并不多见。因此，有人形容其为“满天星斗”，也有人惊叹绍兴是“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然而，绍兴城从越都城—会稽郡城—越州州城—绍兴府城直至今天的绍兴市，传承演进，继往开来，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在于遗存下来的城址、河道、三山、城墙、墙门、护城河等建筑物，更在于这座城市经过25个世纪创造、积淀、传承下来的城市文化。

勤劳智慧的绍兴人，在创造丰厚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精湛的非物质文化，并且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将城市比作一件艺术品，“一种集合的、复杂的、但又高级的艺术”。绍兴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在这里，有越王勾践剑、车马神仙铜镜、越窑青瓷那样精湛的工艺品；有古兰亭、沈园、西园那样的园林精品；有书法圣地兰亭、泼墨画诞生地青藤书屋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书画名品；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绍剧、越剧、莲花落那样的戏曲种类。古城的街巷里弄，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师爷故事、名人传说、风俗民情，处处充满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文化芳香。2006年对绍兴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普查结果显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3358项，其中民间文学2304项、音乐236项、舞蹈159项、戏剧51项、曲艺109项、杂技与竞技29项、美术101项、手工技艺78项、传统医药15项、民俗276项[57]。所有这些，无不都是生长在历史文化名城绍兴肌体上的文化基因，是绍兴文化发展繁荣的源泉所在。

更为宝贵的是这种长期流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孕育、造就了绍兴特有的城市精神。在绍兴，或许一下子难以找到红极一时、腰缠万贯的巨贾豪富，但绍兴有着流芳百代、震撼人心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通常都是通过杰出历史人物展现出来的。如大禹三过家门不入、为民造福的献身精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胆剑精神；陆游忧忡为国、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蔡元培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大精神；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等。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身上涌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不仅受到市民的广泛认可、肯定、赞扬和崇敬，还通过展示遗迹，课堂教育，口碑传递，世世代代与绍兴人相生相伴，成为市民的主流意识和心灵的最终归宿。“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58]绍兴则紧紧依靠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撑起了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百姓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无私奉献；当事业需要的时候，它可以鞠躬尽瘁；当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它可以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这种精神是绍兴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当然，这种城市精神，是绍兴传统价值观的历史延续，并曾经发挥且正在发挥着它特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它又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简单重复，而是自觉地、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其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从文化的多样性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充满活力的、富有生命力的，在持续发展中具有独特个性的精神力量。由此迸发出来的社会凝聚力、进取精神、创新能力，便是绍兴的文化之魂，是城市发展中的精神支柱。

（原文刊登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