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越都城的建立
钱茂竹[106]
摘要：春秋时期越都城的建立有其历史原因：一是越地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二是北方各族各国发展的经验；三是兴越争霸的基本要求。绍兴城区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成为越都城址的不二选择。越都城有大小两城，各有需求，又密切结合。它是按照大国的要求和争霸的目标来建造的，是越国争霸的前奏曲，是称霸迈出的第一步。
关键词：绍兴；越都城；择址；争霸；称霸
绍兴建城已2500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越都城起了巨大变化，但又处处见证了当初建城者的远见卓识。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今天，研究这一城市的创建史，有着重要意义。
一
绍兴城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晚期建成的越都城，其建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它是越地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于越部族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这是最基本的原因。越地是中华民族在东南沿海的发祥地之一，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据近几十年的地下发掘来看，在六七千年前绍兴一带的于越部族已进入了发达的农耕时代。农耕生活要求定居于气候温和、水利方便、土地肥沃的地方，需要一个区域政治经济中心。这些愿望和经验，无疑给他们的后代深刻的启示。果然，几千年后，大水退去，人们就开始了对这一社会生活中心的不懈追求和长期的比较、选择。
大约在4000年前夏朝始建时，于越部族聚居中心在会稽山腹地。古籍记载的埤中、大越城等，都在山地聚落中，到勾践父亲允常时，越国“拓土始大”，并自称王。这时北方各大国争霸加剧，吴国日益强大，大有南侵于越部族之势。这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外部的压力，迫使越人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中心。到前496年，勾践即位，将大越中心迁移到会稽山北的冲积平原上，前490年又从山北冲积平原迁移到今日绍兴城这个开阔的水乡平原上。这是越地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于越部族为经济发展而作出的科学选择，是越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中原各族各国日益强大、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立郭建城对于越国的重要性。《吴越春秋》记载了勾践与范蠡关于建城的一段对话。范蠡说：“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先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107]这里范蠡引用了远古时期几位圣人迁居择地，立郭建城，从而开创一个朝代的历史事实。可分三组：一是唐尧虞舜的卜择土地。几经迁徙，他们先后到陶唐和虞地发展部落，最后成为两个大部落的联盟长，成为中国远古两位著名的圣君。二是夏禹建立的夏朝，成汤建立的商朝。大禹立国后，建都阳城，后迁安邑，后代又迁商丘，到少康时又迁回安邑，从此夏朝历17帝而垂统430多年。这与选择安邑为立国之都有很大关系。商汤从他的祖先契开始，曾历14代而8次迁都。终于推翻了桀，扫平了天下，建立了商朝。但汤以后五盛五衰，6次迁都，最后从初期的亳（安徽蒙城）到盘庚时迁殷（河南安阳），从此商朝亦称殷朝并安定了下来。这说明择地立都是极为重要的事。三是西周初期的迁徙。周族自祖先后稷以后，从黄河西部迁到渭河以北，到公刘时，才定居于豳地（今陕西彬县）。豳地土地肥沃，交通方便，氏族很快繁荣起来。但此处又常受戎狄骚扰，难于应付，故到古公亶父时再次举族南迁至岐山脚下。这里一片平原，宜于耕种，于是就以周原这地方为基地，发展了部族。《诗经·绵》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108]史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从最初的3000余户居民，二年增至五倍，于是建国号曰“周”。从亶父到季历到姬昌，仅三代，就成了黄河中上游最强大的部族和封国。这时姬昌又迁都丰邑，不久在丰邑之东建造更大的都城镐京（今西安市）。其时，周的势力已无人可敌。灭纣建国后，姬昌子姬发承大位而为武王，从此周建立了统治整个黄河流域的大王朝，诚如陈致平先生《中华通史》所言：“商之统一是将夏之黄河中段与商之黄河东段的统一，而周之统一，是表示西段与中段、东段三个政治势力的大抟合。”[109]继而周公又率军东征，在洛水之滨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洛邑，称东都，作为统治东方的一个政治中心。国内从此安定，不久就出现了“成康之治”。所以古公亶父的迁徙岐山，周公旦的营建洛邑，实在是周民族大发展和周朝“威折万里”的关键之举。
范蠡举出的上述三组史实，说明当一个部族、一个封国强大之时，选择一个政治中心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时于越部族也面临着在患难中寻找出路，在发展中寻找一个中心的问题，因此，借鉴历史经验定国立城是当务之急。范蠡说：“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110]告诫勾践要学中原部族的经验，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政治经济中心，这样才能达到振兴民族进而图霸的目的。
所以建造越城实在是当时越部族本身发展的需要，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经济、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经验。即使没有吴越战争，没有复国雪耻的动机，越国也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也会选择今日绍兴城区这块宝地。
最后，兴建都城是兴越争霸的需要。选址立国是当时兴越诸多事项中首要的、基本的一项。当时越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和人才问题。长期征战使人口大量减少，人口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军队战斗力。勾践说：“今欲定国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兴，为之奈何？”因此必须选择一个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富有吸引力的地方，作为人口聚集的中心。人口多了，人才也会相应增加，会脱颖而出。二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应在土壤、水利、气候比较适宜的地方，亦即自然条件优越之处，建立经济中心。有经济中心才有国力强盛之基础。这经济中心，必须具有内外交通便捷的条件，使国君指令能即时传播，下情能迅即上达。同时在军事上也应有利用地形地物的条件。总之，在当时，越国欲报仇雪耻，进而北上争霸，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确是当务之急。这样择址建城就历史地落到了越国君臣身上，而勾践让范蠡挑起了这一重担。
内外需要的结合，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致，是新建越都城的基本原因，绍兴城就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建立起来了。
二
今日的绍兴城作为当年范蠡受命建越都城的首选之地，不是偶然的。范蠡具备卓绝的建城思想，对立国树都有种种考虑，他了解越地的山山水水，他又懂得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学说，因此他的考察又是深邃而全面的。如此综合比较之后，他认为今日的绍兴城址有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优越的自然条件，是越国都城的不二选择。
第一，越都城处会稽山北部平原的中心。平原是东西狭长的地区，南倚会稽山，北濒杭州湾，东为曹娥江（东小江），西为浦阳江（西小江），两江在平原北面的三江口汇合入海，故在地形上对平原形成了拱卫之势，而越都城正在受拱卫地域的中心。第二，会稽山有三十六源之水，河流经过平原北流入海。因平原地势南高北低，河流随倾斜之势，流程既短，流速也快，这样既少山洪威胁，也少海水之患。建城的重要条件就是少有水旱之灾，而这里正具备这样的优势。同时，河流之多，便于水上交通，南来北往，迅即到达；平原又西通钱塘江，东接姚江甬江，东西往返也较快捷。由于人们自幼习惯水上生活，长于舟楫运作，这就为选择、培养水军将士提供了良好条件。特别是北濒大海，利于建造大型舟船。须知当时吴越之战的关键是水上之争，所以这一地形对军事上有很大意义。第三，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既有陆地之农作，又有水上之养殖，还有从山区而来的特产，可称为鱼米之乡，富饶之地。第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水量充沛，既利农业种植，又利居民生活，是一个理想的居民聚居点。第五，平原上有大小不等的八九座孤丘，这些小丘往往亦是居民点，又以河道为互相交往的线路。这些山丘经过改造，既可以成为防守的掩体，也可以成为居高临下的进攻高地，而且可以成为掎角之势，互相支援，在军事上很有价值。正是由于上述优异的自然和生态条件，绍兴具有建城立都的极大优势，所以范蠡选此处为越国都城城址，这是慧眼独具的经典之作。
范蠡选择这样的地址营建越城，与我国古代选址建都的原理相吻合。《管子》卷一《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11]《管子》一书据传为管仲所撰，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政治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管仲对城建对国都的论述尤为深刻，在《度地》中又说道：“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下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谓因天之时，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郭，郭外为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112]这里明确指出为国之都者，必须择“不倾之地”“地形之肥饶者”，要有山有水，而又能及时泄洪。这样肥土美水，就会百物丰盈，六畜兴旺，“利养其人”,“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在这样的地方建起城郭，就有天之时，地之利，就可称之为“金城”。管仲认为灾害有五种：“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他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城都择址，应首选无水患之处，“除五害，以水为始”。这是总结千百年之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是建都立城最基本的条件。
范蠡对越都城的选址，可以说是《管子》这一见解的具体范例，或者说是《管子》建城思想在越地的应用。
三
范蠡受命建城，选址既定，就着手具体操作。范蠡分两步兴建越都城：先择今府山为中心，建勾践小城；后在小城之东筑山阴大城。对小城和大城之规模，《越绝书》卷八云：“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溜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而灭吴，徙治姑胥台。”“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决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国时，蠡城尽。”[113]《吴越春秋》卷八云：“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廓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114]这里的紫宫，即紫微宫，古代天子自以为天命所归，故宫城照紫微星模式建筑，范蠡的小城也是如此。有的版本，在“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后，尚有“为两蟉绕栋，以象龙角”句，这就是造飞翼楼来象征天门，又造了两条小龙盘于屋脊两端用来象征龙角，这是王城的标志。“伏漏石窦”，即累石为窦，将石块排砌于地下，以便泻泄。“地户”，即地之门。“陵门”应训为“陆门”; “八风”，八方之风。[115]
那么，如何看待勾践小城与山阴大城呢？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陈桥驿先生在《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古代于越研究》等文中，做了精辟的阐述。范蠡选择九处孤丘中最高的种山东南麓建造越王城有其合理性。种山高76米，高于附近的蕺山（52米）和怪山（32米），此山的东南麓有一块呈箕形的小平地，可以营建较多的房子。种山的西北两边山势高且陡峭，可挡西北风，山会平原是北面濒海，冬天的西北风可以长驱直入，此处有山体掩蔽，免受寒风影响，便于冬日采光，故比别处暖和。山上多柴草树木，能解决平原上的燃料问题。种山山体较大，绵延数里，山中有泉水数处，水质优异，即使大旱不雨时，也有饮水之便。特别是山之西北，山势险要，难以攀援而上，这在军事上有防御和守备的意义。在种山近旁小城四周还有火珠山、峨眉山、怪山、鲍郎山，虽然山体小且不高，但可以与种山构成掎角之势，互相支援。范蠡又在种山西北的最高山巅上建了飞翼楼，飞翼楼高15丈，可以起到军事瞭望台的作用，晴天时可以直观几十里外的动静。可见，小城是一处依山傍水、向阳避风的好处所，它面朝东南向，对周围的小丘而言，宛若众星拱月向着一个中心。这样的地理条件建造宫室所在的小城是十分恰当的。
小城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除越王宫室外，当然也有大臣们的住所。因此勾践小城虽然总体范围不大，但是作用巨大：“于越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筑成了这座周围只有二里稍多的国都兼军事堡垒，使整个于越郡族有了一个新的、坚强的政治中心，让越族在风雨飘摇中站稳了脚跟。”[116]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在小城的东面，范蠡建筑了山阴大城，大城是小城的十倍。这里将附近的另外八座小山都包括了进来。除小城周围四座外，还有蕺山、白马山、彭山、黄琢山等。在这些山丘四周聚集了不少居民点，有许多从会稽山上流来的河流流经其中。平原上最大的河流若耶溪在近城处分为两支，一支向西环流，进入城中，一支向北流去，水势较大。还有南池江、坡塘江流入城中，后又分数支散开漫流，入城中各闾里坊巷。兰亭江从偏门外也进入小城和大城。众多河道又形成了许多大小湖泊、水池、塘湾、泉潭。而在山丘与民居、水流之间是大片农田。人民早在这里垦地耕种，水中养殖，山麓放牧。造了大城之后，水利效能增加，生产迅速发展，故成了一个水乡和鱼米之乡。陈桥驿先生说：“大城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孤丘聚落都包罗在内。可以设想，在范围广阔的大城之中，除了街衢、河渠、屋宇、工场等以外，仍然还保留着许多牧场和耕地。”[117]因此，大城是越国经济、交通、人员交往的枢纽，真正起到了定国安邦的作用。
小城与大城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越国的都城。古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越都城的大城小城就是如此。陈桥驿先生说小城是“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大城是“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小城的迅速建成，为大城的兴筑赢得了时间；而大城的兴筑，又为小城保障了给养，进一步巩固了小城的基础，使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兴计划有了可靠的保证。以后的绍兴城，就是这样从公元前5世纪初的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逐渐发展起来。”[118]
以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组成的越都城建成后，立即发挥了作为越国国都的引领作用和政治、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越绝书》卷八的“记地传”记载的近60个地名，都是当时越国各地重要的经济、交通、手工工场、军事训练、游弋狩猎、墓葬祭奠的场所，这些场所都是以这越都城为中心而展开的。特别是两条新辟的山阴故水道、山阴故陆道，即使赴东西小江，也朝发夕至，往返便捷。还有一处新开垦的耕种区：“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国语》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餔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四方之士来归者，必庙礼之。”[119]从侧面反映出建了国都后，交通的方便给了人们四方出行的条件和人们心向往之的热情。《吴越春秋》更具体记录了勾践自越都城建立后，内政外交一起经营，君臣民众团结一心的面貌。“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苦身劳心，夜以继日……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120]越都城的建立，使越王有了一个指挥全国的中心舞台，越国的国运从此蒸蒸日上。
四
对越都城的研究，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述，比照先秦古籍和当时其他情况，还可以看到下列问题：
其一，越都城在当时各诸侯国都城中的地位。西周初，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周礼·考工记》规定了营城制度即城市规范：“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121]这是指周天子所在的王城。而对各诸侯国都城的大小，道路宽窄，门高、屋高也都有标准，这里的“经涂”是王城标准，另外又有“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分别对应诸侯标准、卿大夫士标准。“九轨”即九条车道，余则以两轨为差依此递减。各有所依，不得僭越。但建越都城时已至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坐大，视周天子如无物，亦视数百年营国制度为儿戏。但是勾践既要争霸，“尊王攘夷”还是一面旗帜，因此范蠡建城亦必须有一个大体的依据，至少要参考与之同一或相似级别的诸侯国的都城规模。这时越国已自称“王”，与各诸侯国王是平等的。所以范蠡要建一个与当时诸侯国相似的都城，以示其争霸的决心。曲阜是当年周公按营城制规定而建的鲁国都城。鲁城南垣长3250米，北垣长3560米，东垣长2531米，西垣长2430米，是一个矩形都城，按周尺计，城垣周长28.4里，约合方7里，它比天子的王城方9里少2里，但比侯伯之城方5里多了2里，因为它是“公爵”的规模，鲁君世称“鲁公”。比照曲阜的城市规模，越都城当然要小些。《越绝书》载大城周长20里72步，但不筑北面，且在其西边还有小城，如两者均计入大城周长中，越都城周长应在24里至25里之间，照此计算约方6里多，这是属于“侯伯”的等级。当年著名的晋国、齐国均是“侯伯”级，其都城也在此列。因此越都城照“周礼”规定，是比公爵级稍小，而比一般侯伯爵级稍大的一个都城。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勾践、范蠡要称霸中原，左右周王室的企图和决心。
其二，范蠡建筑越都城是按照称霸的大国要求来设计的。中国易学相信“天人感应”，阴阳消长，应用到环境地理学上，就主张环境优选，时空优选。在建越都城时，勾践曾有一个疑虑，认为中原之国在国之中，接近昆仑之山，可以直达天听，感应其诚，而越地乃在国之东南，斗去极北，何能与中原各国的“王者比隆盛哉？”对能否建成一个像样的国都信心不足。范蠡根据对易学的深刻理解，依据当时的天地人和合的学说，作了巧妙的安排。中国古代认为西面的昆仑山是万山之母，各地山脉均由它发源而来。昆仑山脉向东延伸，中国的地势也就变成西高东低，所以昆仑山是国之栋柱，是天地人合一的主渠道，是历来帝王王城之象征。越王当然相信这一点。他说：“寡人闻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滋圣生神，呕养帝会。故五帝处其阳陆，三王居其正地。”[122]范蠡要从建城中坚定勾践称霸的信心，破解勾践的担忧，树立越国大国强国的形象。小城选址在西北高向东南方倾斜的种山山麓平地上，这就与西边的昆仑山向东倾斜相似，而在种山西北最高处的山顶上又建了高高的飞翼楼。这飞翼楼，“以象天门”，可以直接与天感应。因此范蠡说：“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接着范蠡又在城之“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当时在种山东南已有不少水流环绕，湖泊棋布，如今又凿人工水道，就能使天地之气相接相连，有进有出，上下相应，乾坤合一。且开陆门多处，风气通畅，使地上之气能随时聚散，随风冲刷，吐故纳新。可见范蠡建城法天象地，经纬阴阳，使全城生机勃勃，气韵灵动，不仅有坚固的城墙，更有其鲜活的气宇和灵魂；有其相当的规模，更有其不凡的气势。如勾践所要求的“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如此就会如中原各强国一样，“滋圣生神，呕养帝会”。这样的城市，也就是五帝所处的“阳陆”，三王所居的“正地”。所以范蠡自豪地说：“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越国的争霸、称霸就可以应天而行，在这新建的都城中开展了。于是勾践顾虑全消，相信天命已应，信心倍增，精神为之奋发：“苟如相国之言，孤之命也。”君臣一致，以全新姿态投入到兴越争霸的事业中去。
可见，越都城是按争霸称霸的要求来规划并兴建的，范蠡的目标是明确的。果然，越都城建成不久，越国的争霸事业就显露了端倪。越都城的建立是越国争霸的前奏曲，是为称霸迈出的第一步。
（原文刊登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