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95年·折得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二月，梁启超辞别万木草堂，自兹以往挥却浴沂舞雩之乐，渐渍于国事，而驯致有慷慨激昂之态。

是岁，康南海偕梁启超北上赴京会试。南海先生因光绪十四年第一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而为当朝诸公所侧目，尔后著《新学伪经考》，以尊孔名义诋斥神圣，菲薄彝经；撰《孔子改制考》又转而粉饰圣人，牵说民主，附会平等。康说庶几有振聋发聩之功，而对泥顽守旧者亦构成极大威胁，是以被视之为异端邪说，康本人亦固为官学两途加意防闲焉。

此次春闱，徐桐[1]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有为，即勿取。

时李文田[2]、唐景崇[3]为副总裁，“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唯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4]桐为学恪守经典，发明经义谨守御纂，举凡牵引附会者，概予摈黜。桐视超之二场经艺，多异说，甚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慑于桐威，不敢更言。景崇惜其才，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递补，遂成议。“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5]其或更疑其为康祖诒故也。景崇急趋文田处，以书示之。文田唯怃然愁叹，无如之何。

依惯例，发榜前五名辄虚位，待最后填入。徐桐乃沾沾自喜于裁夺之明，曰：弃置者必有康祖诒。时翁同龢[6]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前五名待填，孰知有康否？”及填，康果在其中。徐桐怒誓于门徒者，康若来谒，拒不纳。其惭怍失状，殊难形容！

阴差阳错，启超成乙未会试牺牲者，会试副总裁李文田异其才，在卷末题诗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感慨系之。越明年，李归道山，启超轸挽，追念其伯乐识遇之恩。然则启超独翛然物外，其自云者：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而已。

羁旅帝京，日相过从者，谓麦孟华[7]、江逢辰[8]、曾刚复、夏穗卿、曾重伯[9]诸人，文酒之会不辍。

乙未闰五月十一日，曾刚甫[10]邀同人赏荷，荡舟于宝泉河，逢辰、启超、重伯三人，酩酊醉归，车中联句，得二诗：

折得好红芳（江），归来带夕阳。

花前常病酒（梁），扇底爱分香。

燕尾轻轻路（江），鸳屏淡淡妆。

远尘回首处（梁），吾醉未能狂（江）。

燕麦自青青（梁），长亭又短亭。

路回云阙近（江），酒薄醉乡醒。

早岁乡关思（梁），天涯风雨情。

不须怨寥落（江），兰蕙满江汀（梁）。[11]

徜徉诗情画韵，即可得观，作者病酒而不耽于醉乡，忆往但不昧于现实，怡目山水，却更欣怿于兰蕙之为佩，俊彦之为邻，正所谓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也。

殆康、梁入京会试之前，中日战酣。时旅顺陷落，朝廷震骇，速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12]、湖南前巡抚邵友濂[13]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为顾问，赴日求和。际此，日本猛攻威海卫，凶焰愈张，逆料大清虽冲风之衰，尚能起毛羽；强弩之末，犹可入鲁缟，无条件投降之机会并未到来，以故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将其羞辱一番，驱逐回国，并加强战场攻势。清廷顷乃再派大学士李鸿章[14]，东渡扶桑，于马关春帆楼议定割辽、台，并偿白银二万万两。

消息传来，率土之滨，莫不痛哭。

当其时，各省赴京会试举人第与报罢者，仍羁留于都，计以万数千人。康有为创议上书拒和议，启超偕与日夜奔走呼号。初也鼓动粤中公车行之于前，既而湘鄂举人从之于后，一时间各直省莫不发愤，衣冠塞途，连日来麇集于都察院，轮番递章请命。台湾举人尤为沉痛，垂涕咯血，莫不哀愤。康、梁盱衡情势，“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15]。启超、孺博走笔龙蛇，并日缮写，遍传都下。

参加此次聚会者除莘莘举人外，还有诸如文廷式[16]、徐世昌[17]、袁世凯[18]等朝廷官员，救亡图存之情，无论尊卑上下，皆明明若日月。

唯启超，昂首登台，读万言书，其声沉郁、悲痛，继而激越：“窃以为今之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19]

士子们听此宣言若干柴逢烈火，如沸水遇扬汤，“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20]是之谓“公车上书”。

启超拳拳爱国心而不能逞所愿，宜其忧愤交加，不禁拍案悲歌：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

满腔都是血，无处着悲歌。[21]

此次请命拒和，虽言辞激切，为大臣所恶，“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22]。洵可谓清王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甲午败绩割地赔款，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国耻之尤者。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以远，痛愤悲切之情，上摩于天庭，下及于地府，而于败军之际，朝廷有起衰之决心，士夫有振敝之热望。时翁同龢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曾宴见康有为不遇。康乃就而谒之，宾主相与论变法事，自未至酉，反复讲求，其情意浃洽，实出于望外。翁同龢感喟“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23]，颇有重整山河之志。

春闱、上书事后，启超本欲裹挟行囊南下赴沪，“唯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24]。

常熟变法志意已决，乃令陈次亮[25]草拟十二道新政意旨，凭毓庆独对之优，以期次第行之。然廷臣或妒之，或沮之，既而为西后所察觉，乃撤翁同龢常熟毓庆宫行走，而光绪信用之人若汪鸣銮[26]、长麟[27]等亦被褫革，康南海亦无如之何，怅然离京南归，维新大好声势渐汩没矣。斯亦正应启超所谓“君相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之语，故启超叹曰：“此间大人先生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耳，栋折将压，奈何奈何！”[28]

新政既不能行，于南海视之，端在于新学不兴、习俗泥执之故。“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29]

俄而启超协助南海先生创《万国公报》[30]，日出一张，仅论说一篇，与麦孺博分属文，主题及于学校、军政各类。当其时，并不敢奢望有人购阅，乃托请售京报者，酬以薪金，随宫门钞分送于官宅，不收报费。不二月，竟可日发三千张左右。报章日腾于朝廷，显贵乃日闻其所未闻，议论渐渍于人心，腐谈偶或一失营垒。然则谣诼亦随之蜂起，送报人至各家门，辄怒以目，驯至惧祸及，虽重赏亦不肯代送。风气之转移，戛戛乎其难哉！

启超晚年犹亲述办报情景于其弟子曰：“当时虽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而兴趣极高。有时木板雕刻来不及印，甚至间用泥版凹文代印的，其可笑到如此，而同人等对之皆津津有至味。”[31]此诚可谓梁氏生平新闻事业初试啼声。

而南海先生亦莹然明白，学校、学会、报纸三位一体，相互为用，缺一不可。爰开强学会于京，启超为书记员。

强学会之开，素有维新思想萌蘖之达官显宦，曾欲望风而趋者，少则捐数百金，多则捐数千金。一时间士夫云集，规模日廓。便是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中。中国士夫与西人相交通，殆自此会始也。

启超曾忆：“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唯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32]

强学会开，间数日一聚，常为学会实务所争竞，有欲开书坊者，有欲专卖国朝掌故者，有云宜售局版杂书者（强学会又名译书局，或称强学书局，或强学局），意见纷歧，各不相下，辄哓哓然扰攘而罢，强学会行政治改革之谋，践学校与政党之实者鲜矣。即使如此，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强学会，闻其名者莫不骇怪之，疑有非常之举，既而，御史杨崇伊[33]等，以聚党入奏，欲兴大狱，强学会遂遭封禁，历时约三月。

迈迈时运，惚若轻掷，而于求学若渴之人，又未必非穆穆良朝。启超居会中数月，得以余暇尽览会中所购西书，激励涤荡，竟斐然有述作之志。尤足言者，借会交游得识诸俊彦，“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34]。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35]。启超更与嗣同有深相契者，启超颂言曰：“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6]两人惺惺相惜，共赴国难，成为清季变法危途上之肝胆昆仑。

注释

[1]徐桐（1820—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先后任太常寺卿、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戊戌政变后，因攻击新党，得慈禧信任。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自缢身亡。著有《治平宝鉴》。

[2]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学问渊博，生平嗜学不倦。

[3]唐景崇（1844—1914），字春卿，广西灌阳人，唐景崧胞弟。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历官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尚书、内阁学务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

[4]胡思敬：《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5]胡思敬：《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6]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时人称“翁常熟”。咸丰六年（1856）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同治、光绪两代帝师。戊戌政变后，罢官归里。

[7]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万木草堂，为康有为忠实弟子。1895年春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应试。梁、麦同寓，时常相与规划救国政略，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

[8]江逢辰（1859—1900），字雨人，又字孝通，号密庵，广东归善县（今惠州市惠城区）人。从梁鼎芬学于丰湖书院、广雅书院。受梁举荐，得到张之洞赏识和周济，与梁入为张之幕僚。曾任教于湖北尊经书院。

[9]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号觙庵，又号伋安，别署中国之旧民，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长子，曾国藩长孙。光绪十五年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官广西知府。其诗沈博绝丽，王闿运称为“圣童”，梁启超誉为“诗界八贤”。

[10]曾习经（1867—1926），字刚复，又字刚父、刚甫，号蛰庵，广东揭阳人，与黄遵宪、丘逢甲、丁叔雅合称“岭东四诗家”，交好梁启超，两人同年乡试。第二年，刚甫中进士，梁启超落第，但自此，梁启超每来京，辄与游，连舆接席者不辍时日，二人不仅趣味相投，而且对国之衰敝皆深感痛心。累官清度支部右丞、大清银行监督等。

[11]诗题为“与江孝通联句”，汪松涛编注、梁鉴江审订《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2]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纳资为知县，几经升迁至道员。光绪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翌年，迁按察使。赏三品京堂，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8年3月，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倾向变法。戊戌政变后遭弹劾充军新疆。1900年被处斩。

[13]邵友濂（1841—1901），初名维埏，字筱春，一字攸枝，浙江余姚人。履历多涉外交事务，曾任台湾巡抚。

[14]李鸿章（1823—1901），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淮军、北洋水师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15]《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6]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光绪十六年榜眼，授编修。乙未年曾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鼓吹“君民共主”，倾向变法。1898年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工于词，有《云起轩词钞》。

[17]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谋士。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1918年10月，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18]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早年出使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赢得声名。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黄袍加身，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19]转引自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0]《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21]梁启超：《水调歌头》，方志钦、刘斯奋编注《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1页。

[2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23]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5]陈次亮，名陈炽，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并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

[26]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号郋亭，一作郇亭，钱塘（今杭州）人。同治四年进士，历官编修、陕甘学政、山东、江西、广东学政，内阁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吏部右侍郎等。藏书家。

[27]长麟，时为户部右侍郎。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9]引自《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30]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共出四十五册，至是年十月北京强学会成立，遂改名《中外纪闻》，以示与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有别。

[31]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2]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3]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之强学会。1896年又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1898年9月18日，通过庆亲王奕劻诣颐和园奏请慈禧太后“训政”，引发慈禧发动政变。

[34]谭复生（1865—1898），名嗣同，字壮飞，又号外相众生，湖南浏阳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戊戌被害六君子之一。著有《仁学》。

[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3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