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后文化焦虑与“岛国根性”反思
随着二战的结束，鲁迅对身处战后文化语境中的日本人产生了十分深广的影响，而当时掀起的“鲁迅热”也几乎波及日本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各个层面。日本知识界及许多民众对鲁迅倾注了大量的热情，而“鲁迅的文学遗产也成为陪伴日本一部分文化人和普通百姓度过战后艰难时势的精神灯火，甚至有的日本思想家和学者还借助鲁迅的精神命题，批判着当代日本社会和文明的弊端。”[4]正是由于置身战后50—60年代日本“鲁迅热”的文化语境中，池田大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并与鲁迅产生了深深共鸣，他说：“鲁迅作品作为我的青春时代爱读之书而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5]
一 战后日本的文化焦虑与鲁迅传播热
在考察鲁迅在战后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时，有学者指出，鲁迅在异域的传播影响或者说鲁迅的世界意义首先是体现在东亚区域的。“当1949年革命中国实现了伟大的胜利之际，日本和韩国却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成员，而美国霸权在‘同盟’名义下对该地区的介入，导致了日本和韩国这对曾经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国，如今则分别成为在外部遭受美国控制、于内部出现独裁政府与要求民主化的民众之间矛盾斗争激烈动荡的国度。在此，鲁迅那种于被压迫民族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挣扎意识和抵抗精神，其思想文学在本民族自我批判和反省中催生改革愿望和力量的特质，获得了全新的价值意义。”[6]也就是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日本的战败，当日本和韩国处于美军的占领和控制之下时，两国的民众便开始品尝到被占领的屈辱滋味，他们对中国民众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痛苦也有了更深的体味。因此，两国的许多读者便对鲁迅那些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战后两国的思想界，鲁迅的思想文学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几代东亚知识者。同时，在日本、韩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化运动中，鲁迅甚至还成为个性独立与反抗社会压制的精神象征。
就日本而言，自从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它就开始积极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并一步步跌入侵略战争的深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帝国从此土崩瓦解。此后，日本便长期处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正常的国家主权也一直被限制。尤其在战后的50—60年代，许多日本国民深感民族被压迫和国家“被殖民”的危机，“因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源自第三世界的口号也成了大部分日本人民的心声，革命的欲望和想象大有高涨之势，这恐怕也正是日本人得以在鲁迅的文字中照见自己的社会契机，鲁迅也因此真正地进入了日本知识者和民众的视野”[7]。当时，日本还一度发生了大规模抵抗政府独裁和美军占领的民众运动，日本思想精英和许多青年对鲁迅的批判思想和斗士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鲁迅的斗士人格和抗争精神在当时成了许多青年们投身安保斗争、反战和平运动乃至学生造反运动的精神动力。正是在此背景下，鲁迅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日文出版，有的还被收入中学课本，甚至鲁迅在日本也被当作“国民作家”看待。知识界、思想界对鲁迅的热衷和日本民众对鲁迅的亲近性使得鲁迅的作品在日本的阅读和传播具有普遍性，因而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就远远跨出了“学界”的范围。
而且，就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而言，当时的日本非常类似于鲁迅笔下的中国。丸山升就曾表示，美军50年代占领下的日本，相当于30年代的中国，鲁迅在当时所说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话，完全可以为当时的日本所套用。可以说，在战后日本的时代语境中，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中国民众被奴役的痛苦自然很容易让战后日本人民感同身受，并引起他们深深的共鸣。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名法学家戒能通孝在阅读鲁迅文学作品时就曾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他说：“最近我读鲁迅的小说，感到非常之有趣，这说来实在难为情，——鲁迅写的是中国的事情，那当然是和我们不相关的别国的事情；他的杂文写的也是别国的事情。可是现在却不能这样说了，因为今天的日本，倒成了当年鲁迅笔下的中国。”[8]事实上，“鲁迅作品所描写的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的黑暗生活，所传达的半殖民地社会民众的痛苦感受，与战后日本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情感多有暗合，这是50年代直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社会各阶层部分民众对鲁迅的创作怀有很强烈兴趣的根本原因”。[9]因此说，在战后初期的时候，日本民众对鲁迅有着前所未有的亲近感，而这些便构成了年轻的池田大作接受和阅读鲁迅作品的时代语境和文化氛围。
而另一方面，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许多日本民众开始对新生的中国有着更多的期望，日本知识界和民众关注中国的热情也因此高涨起来。在他们关注和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的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鲁迅作品的兴趣也随之越趋浓厚，一度出现了翻译、评论、研究和学习鲁迅的热潮。在当时，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到学校教育，鲁迅作为革命家、斗士、作家和思想家被广泛介绍。随着“学鲁迅”热潮的兴起，鲁迅的作品集、选集、全集不断地被翻译出版，相关的研究著作也成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数量最多者之一。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等作品在战后一直被日本中学的教科书所采用，一些作品更是被选入大学文科的必读教材。鲁迅之所以深受日本知识界和普通读者的喜爱，按照日本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鲁迅研究学者竹内好的说法，就是因为现代日本文坛从未出现过类似鲁迅的作家，这一点正是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敬重鲁迅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知识分子借助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来想象“革命中国”的情景，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因此成为战后“中国学”中的显学。有学者就指出：“日本对鲁迅的介绍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不仅在近现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而且足以与古代日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相媲美。”[10]事实上，对于战后以来的日本文化观念而言，日本知识分子引进鲁迅作为构建日本文化体系的一种重要的外来思想参照，并作为继孔子及儒教文化之后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思想营养而加以汲取和借鉴。
同时，鲁迅在战后日本的传播热也与战后日本国内的出版和言论状况有关。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迅速垮台，日本民众开始有了更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鲁迅在日本的传播也破除了此前战时的许多禁忌。因而，不光鲁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有关回忆鲁迅、书写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书籍也不断出版。有学者就指出：“半世纪中，日本有几个中文书翻译的热潮。第一个是50年代的‘鲁迅热’，以后有60年代的‘毛主席热’，80年代的‘末代皇帝热’，还有最近的‘鸿热’等。在这个时期，中文书在日本读书界反应热烈。”[11]显然，鲁迅对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由战后初期出现的中文书翻译中的“鲁迅热”就可见一斑。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一个月，日本就出版了小说家太宰治以鲁迅留学仙台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惜别》。这部小说的创作虽然是受命于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情报局，为促进“日中亲善”的政策而选题立意，但太宰治却写出了自己心中所想象的留日时期青年鲁迅的淳朴形象。1948年，鲁迅的两位日本弟子鹿地亘、增田涉又分别出版了的《鲁迅评传》和《鲁迅印象》。与鲁迅的交往经历成了他们回忆和记述鲁迅的资源凭借，鹿地亘的《鲁迅评传》从一个革命者的视角来回忆和评论鲁迅，而增田涉的《鲁迅印象》则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回忆鲁迅生活的点滴，这些著作对促进战后日本民众走近鲁迅和理解鲁迅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战后“鲁迅热”中产生了对后来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带有明显批判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竹内鲁迅”。1949年，竹内好的《鲁迅》再版。1953年，竹内好出版了《鲁迅入门》。此后又出版了《鲁迅杂记》等。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不仅拉开了整个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序幕，其在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对许多日本民众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二 战争废墟上的人生新路与价值探寻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由于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引进，天皇的权威逐渐丧失，人们信奉的神道教也开始式微，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对此，池田大作就指出：“被生活拖累得精疲力竭的人们，整天在唉声叹气、苟延残喘着，使尽全部的力量对付着每天的生活。到处是消沉、焦灼的目光和哄笑的旋涡。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旧有的价值观颠倒了过来。在这变幻不安的年代，怎样活下去便成了一个难题。战后的荒芜和空虚，使得一些人连思考力都丧失了。”[12]而一些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在这样的困境中，如何建立日本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也正是在战后日本的现实语境中，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现实体验让他们开始走进鲁迅作品，并感知到鲁迅文学的灵魂，因此兴起了一股“鲁迅热”。最终，许多人也从鲁迅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和启示。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就指出：“日本读者从这些作品里感受到，在中国政治动乱、风气败坏和经济衰退这些软弱现象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灵魂。不过，一般读者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有了战后特别是在战败的体验，才真正亲自读懂了这些作品。”[13]正是在这样的战后时代语境中，池田大作开始接触鲁迅作品，进而阅读鲁迅作品，并最终接受鲁迅思想精神。
池田大作在少年时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在战后日本价值重建的时代岁月中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正是在青年时期，池田大作在阅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共鸣和心灵遇合。池田大作出生于战前，年少时正值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他的四个哥哥都先后被派往战场。战争的残酷，特别是大哥喜一在缅甸战场的阵亡，给池田大作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后来，他曾多次回忆说：“战争结束两年后接到通知时，无论遇到什么样苦难也总是很乐观的母亲浑身颤抖地呜咽，那身影烙印在我的头脑中。”[14]“打这以后，母亲显得一下子衰老了。父亲也因为哮喘和心脏病恶化，经常卧床不起。倔强的父亲和平常总是极力显得豁达开朗、性格刚强的母亲，一定都为接到大哥阵亡的通知而内心里十分悲痛。”[15]战争不仅在池田大作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对战争也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之感，而且还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在故乡东京度过战时青春，这种体验成为我实践佛法的生命尊严哲理、为和平而战的出发点。”[16]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池田大作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表示了强烈的批判。而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通过以“革命中国”为参照来对日本的近代化和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和批判，其中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给战后日本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也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这无疑为池田大作走近鲁迅并接受鲁迅提供了时代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池田大作17岁，当时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战争结束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对于被灌输为天皇殉忠的思想、对国家深信不疑的日本民众来说，日本的战败投降、帝国的土崩瓦解就是意味着一切价值观的丧失。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所谓的天皇、国家、正义到底是什么？而人又是什么？置身战后这样一个一片荒凉和大混乱的时代，池田大作的内心一直难以平静，他说：“那时我十几岁，感情丰富，却是在这种激荡的年代中度过的。对我来说，有不少书成为我青春的希望和勇气的源泉。只要是攒了一点钱，我就跑到东京神田的古旧书店去，买来心爱的书贪婪地读起来。与历史伟人的心灵对话，成为黑暗中的灯塔。”[17]站在战败的废墟之中，池田大作在读书中苦思，在苦思中探寻，直到遇见了他人生的导师——日本创价学会的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的佛教理念为许多人带来希望，也让他走出了精神的荒芜。当然，池田大作在当时也非常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在战后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大量翻译和深入阐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竹内好翻译的《鲁迅评论集》等作品在日本广为流行，甚至日本的中学课本都采用了竹内好翻译的《故乡》译本，原因就在于竹内好的译文是本土化和日语化的文章。池田大作对竹内好翻译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也正是出于对鲁迅思想精神的汲取借鉴和接受内化。在1960年2月4日，正值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三个月前，他记过这样的日记：“翻开《鲁迅评论集》——‘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18]鲁迅《生命之路》中的这一段话几乎成为池田大作后来人生的座右铭，一直鼓舞和支撑着他带领创价学会逾越了重重困难和对未来进行开拓。
可以说，战后日本“鲁迅热”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各界对鲁迅精神、思想和文学价值的体认、开掘、探讨和利用。由于战后初期日本知识界兴起了借鉴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以达到对日本近代化道路进行反思的思潮，作为“革命中国”“文化权威”的鲁迅便不仅被日本民众视为“国民作家”来阅读，而且鲁迅文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也在战后日本被广泛探讨和传播。在战后日本的时代语境中，鲁迅不仅成为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战争和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凭借和参照，还成了普通民众内心的精神“灯火”。正是在战后日本的时代语境中，池田大作开始走近鲁迅。他在战后五六十年代阅读了包括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书籍，其中就包括鲁迅的文学作品。当时，已加入创价学会的池田大作一边在夜校阅读各种文学书籍，一边还与好友一起开展读书会，把有启发性的段落密密麻麻地记在粗纸制成的杂记簿上，这其中就有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19]池田大作曾说：“我自己十多岁赶上战败，在日本所有价值观崩溃当中探求何谓正确的人生之路，读破世界名著，和朋友们交谈，那日日夜夜难以忘怀。”[20]后来，他还专门撰写了《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的解读文章。正是在年轻的时候广泛阅读，池田大作与鲁迅等世界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产生了精神的遇合。据有关资料显示，池田大作在战后时期比较系统地阅读过竹内好所翻译的筑摩文库版六卷本《鲁迅文集》、竹内好编译的《鲁迅评论集》、饭仓昭平著的《鲁迅》、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今村与志雄著的《鲁迅的一生与时代》、小泉让著的《鲁迅与内山完造》、增田涉著的《鲁迅印象》、顾明远著的《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21]、石一歌著的《鲁迅的生平》、朱忞等著的《鲁迅在绍兴》以及学习研究社出版的日文版《鲁迅全集》等。
三 “岛国根性”反思与“他者”镜鉴
在日本学界，对于任何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鲁迅都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早在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鲁迅在日本便被广泛阅读、探讨和研究。在战后时期，竹内好、丸山升和伊藤虎丸等学者的鲁迅研究更是将其与自己人生思考和社会处境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竹内好以鲁迅研究为切入点，解剖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岛国根性”，并对日本的近代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战后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就指出：“竹内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之一是对中国和日本不同近代化道路的对照分析。他借用佛教的‘回心’概念，分别把中日两种近代化追求命名为‘回心型’近代化和‘转向型’的近代化，他以鲁迅式的抵抗批判日本近代化的奴性，试图寻求自主的近代化道路，这样，鲁迅成了竹内好批判日本文化和日本近代化的‘他者’。”[22]
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来解剖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范畴的日本的“岛国根性”问题，并以此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脱亚入欧”和军国主义道路进行反思和批判，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不仅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还在战后很多日本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丸山升就指出：“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叹和敬意。竹内鲁迅像就是这样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3]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和翻译对鲁迅在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文化界以及社会民众那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尾崎文昭也指出：“50年代接受鲁迅的情况，学院里挑战竹内好，社会上，竹内好的鲁迅翻译发挥了很大影响，好多文化人士接受了竹内好翻译的鲁迅小说、杂文。”[24]池田大作正是在战后时代“鲁迅热”中阅读竹内好翻译的鲁迅作品的。他尤其喜欢竹内好翻译的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一段话：“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5]他认为这是鲁迅一生所身体力行的“希望哲学”，并一直秉持这种信念来开拓新的人生，向未知的将来挑战。
正因为置身战后日本，池田大作不断地对近代以来日本的近代化道路和民族精神进行自我反省。其实，包括池田大作在内的许多经历过战争的日本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断对本国对外扩张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他们形成了一个如同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所称的“悔恨共同体”[26]。对池田大作个人而言，少年时期的残酷战争体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触动，让他开始反思战争的愚蠢行为，并不断进行自我的超越。他说：“通过战争这个媒介，我感到自己深刻地懂得了人类社会的残酷。把人杀人作为至高无上命令的国家的本质，在正义的名义下反复地干过多少蠢事啊！——这些问题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一个人想烦了，就开始去寻找哲学书和文学书来看，也就是说，年轻而愚笨的我不能不睁开眼睛来面对堵在我面前的社会了。”[27]所以，与竹内好一样，池田大作也对近代以来日本的“脱亚入欧”和对外扩张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在同历史学家章开沅的对话中就曾说：“当时，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席卷亚洲，形成欧洲是‘主人’，亚洲是‘奴隶’的格局。而日本全力‘赶超’，想让自己也加入欧洲‘主人’的行列，并打出‘脱亚入欧’的口号，试图让日本摆脱奴隶状态，由‘奴隶’一跃成为‘主人’。结果，日本把自己当作统治亚洲各国的新‘主人’，蹂躏那些本应同甘共苦的国家。”[28]同时，池田大作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近现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与中国相比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如其后来所说：“日本的急速发展不过是‘搬来了’外国文明，徒有其表，其根底依然是陈旧的本质。与之相反，中国不追赶时流，不局限眼前，苦战奋斗，‘要从根底变化’。”[29]
因此，就时代语境而言，由于战后日本需要借鉴“革命中国”以达到对“脱亚入欧”和对外侵略战争进行自我反省，作为“革命中国”“文化权威”的鲁迅，其思想、文学便在战后日本被广泛接受和传播，这为池田大作在战后接受鲁迅带来时代契机。池田大作指出，在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潮流中，日本属于典型的“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追赶“先进”的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因此，竭力追求现代化的速度，自然对这种追赶和超越的现代化中所包含的丑陋和欺骗性的东西也无暇反思。比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其小说《草枕》中虽然曾敏锐地注意到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欺骗性和丑陋问题，并因此提诉了“人世难住”的异议，然而他身上浓烈的日本文人意识使得他“并非像鲁迅一样敢于面对和注视社会的矛盾和丑恶的一面；对个人的内心，不像鲁迅呐喊要与中国的封建文化割席断绝，而只是应付表面现象似的转向封建（古典）的世界去。有人看作是优雅，但反过来可以说是一种逃避”。[30]正是通过将日本近代以来的作家与鲁迅进行比较，池田大作感叹日本“这块土地上不能产生像鲁迅那样斗士般的文人，这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1]
也正是从直面现实和改造现实的角度出发，池田大作一直希望发掘鲁迅及其文学中有利于改造日本民族“岛国根性”的思想和精神。他说：“在日本没有过‘革命’——太平洋战争后的民主化更不自说，甚至明治维新的进行，并非起于民众的自发，而全是由于外界施压的结果。以此而论，民众总体没有自我的觉醒意识，没有自发地变革社会这种经验。从这样精神的土壤中是不可能诞生出一个‘鲁迅’的。”[32]正因为日本的精神土壤中不能诞生像鲁迅这样的人物，鲁迅身上的主体意识和觉醒意识才是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所缺少的，所以鲁迅精神思想在战后日本才显得尤为可贵，并成为日本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心中的精神灯火。而池田大作也说：“比较日本与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不能随随便便地相比。但是我这个‘求之日本，可有能与鲁迅比肩的文人吗？’的问题，想来要不断地被提问才好。”[33]显然，在池田大作的心目中，作为日本文化“他者”的鲁迅对日本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的反省和日本民族“岛国根性”反思的重要镜鉴意义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