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其他国家，因为没有“农民工”这种户籍身份的概念，只有关于移民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移民开发的文献相对较少；在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方面，除了公共教育投入方面的宏观人力资源开发文献之外，其他文献则聚集于微观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效率提升方面。在中国，关于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研究文献很多，研究的视角也非常丰富。

一 国外的研究进展

早期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经济学角度首先论证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的观点，他是世界上最早突出人力资本思想的第一人，而对人力资本进行系统描述与论证的则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论证了在个人教育与才能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提出教育、自修、当学徒等方式都需要花费成本且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可以从国家资本积累、利润、个人收入等方面得到偿还，政府与个人都应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观念的是美国学者沃什（Walsh J.R.），他在1955年出版的《人力资本观》一书中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一理论观点，后期西奥多·舒尔茨与加里·贝克尔则将人力资本从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剥离出来，进而形成了独立、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被后来学者称为“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从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与健康等数据测算。他通过对美国1929—1957年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的测算结果表明，各级教育投资综合收益率达到了17%，这表明相对于在物质资本贡献方面，一个国家对劳动人口的教育、技能培养、健康保持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要大得多。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人们收入、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提升物质资本利用效率、提升劳动效率。

加里·贝克尔（2007）的研究显示，商业投资回报率一般在5—10年，而教育投资私人回报率则长得多，在大学毕业十年内，回报率还是负数，在大学毕业15年内，回报率大约为6%，一生的平均年回报率为10%—12%，其中城镇的男性大学生私人回报率最高。过长的私人回报率降低了政府与个人的教育投资信心与意愿，进而关注眼前的既得利益。而从经济内生增长的角度，教育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与回报率是25%，即对教育（不包括在职培训等）的社会回报价值远大于个人的教育投资收益率，这就使教育的公益性显得非常重要。

1976年马林和萨卡布罗斯（Malrin and Psacharoqoulos）根据对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收入不平等程度（收入均值对数的方差值）将下降10%，因此，他认为人力资本的扩展有助于实现社会收入平等。帕克也在1990年根据5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验证了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收入分配就越平等。Fatimah对通过研究亚洲地区的不同水平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发达国家中，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中级教育对经济起积极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反；而高级教育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对发达国家并不明显。伊文斯与赫尔（Evans and Herr）在1978年提出，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除获取职业选择自由与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外，还应包括提高道德水准、培育适应社会分工与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两个目的。

关于制约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研究方面，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时代，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市场，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随着对传统经济学强调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质疑加强与强调非竞争性的社会学解释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的非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其中以强调劳动力市场分割属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制度影响、社会阶层和社会歧视等社会因素对就业与薪酬的影响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开始兴起。瑞文斯（Ravens）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了人口迁移的规律，并在《迁移规律》一书中指出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更容易迁移，而人口迁移会遇到歧视性政策的社会条件、健康和知识能力、自身条件等不同方面的阻碍。而在现代，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当属于米歇尔·帕雷（Piore M.J,1970）等的二元结构理论。帕雷认为，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较高工资、较好的工作环境、就业稳定、安全有保障、作业管理过程规范、良好的晋升与流动通道等特征，而农民工所在的次级市场的工作往往是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简单粗暴、流动与升迁机会通道有限的市场。[7]朱农（2001）依据刘易斯（W.A.Levis）的二部门经济和托达罗（M.O.Todaro）的三部门经济理论将中国经济分为“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四元经济。[8]他认为这四元经济可以将农民的劳动限定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罗森伯格（Rosenberg,1977）根据工资、技术和素质（temperament）等因素，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市场，这一划分可以较好地解释农民工处于弱势的劳动地位的原因。[9]

二 国内的研究进展

基于改革开放的冲击，中国的企业于20世纪80年中后期开始从国际社会接触人力资源这一新兴概念，到了21世纪初，人力资源的概念开始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发源于深圳，首先在深圳市的官方文件中使用。王春光于2001年最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关于这一群体的研究文献在最近10年内大量涌现。

在制约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因素方面，张博（2004）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偏低、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相应的政策机制缺失或不配套、培训机制没有形成合力是制约农民工开发的因素。朱考金、刘瑞清（2007）认为由政府构建的社会正式支持网络缺失是影响新生代进城农民工自主学习并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潘晨光、孙大伟（2012）认为，政府在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是导致开发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胡连生、奚雅丽（2005）的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劳工拥有较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利。在国外，工会作为工人代表，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帮助工人争取报酬、劳动条件，甚至争取发展权利。而在中国，工会的职能缺失与农民工政治权益缺失制约了农民工相关权益的获取。[10]陈勋（2012）认为，政府的法团主义制式下非政府组织不发达制约了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胡滨（2012）认为，中国的中介组织滞后使得政府人力资源开发行为缺少缓冲与落实机制。丁煜（2009）的调查研究显示企业对新生代进城农民工技能提升的培训反应消极。对于长期被限制在低层次就业市场中的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更新和追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他的调查显示，员工技能培训工作存在企业的冷淡应对、员工的消极合作两大问题，虽然政府对该类培训出钱出政策，企业却认为培训不是企业的事情，并普遍对政府部门的定额式管理颇为不满，但由于培训数量是硬指标，企业与培训机构共同降低培训质量就成为各方默认的最“优”的选择。[11]

王晓军[12]（2007）、廖泽敏（2007）认为，新生代进城农民工总体城市适应性较差，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务农经验、没有对土地的眷恋与依赖、回乡的预期低、其对乡土文化的疏离与对城市文化的热衷，使他们有改变农民身份的权利、能力与意愿，进而使他们自主投入与开发的动力更强。戴烽（2010）认为，农民工的培训不仅涉及他们的生存性需求，还包括发展性需求的满足，虽然他们对培训意愿强烈，但付诸行为的较少，实现意愿的更少。康和平（2011）、孙朝阳（2009）等学者则从农民工主体的视角，认为农民工自身禀赋与主动性对城市社会融入产生主要影响。范凤仪（2011）将培训动力、学习力和适应力三个因素作为影响培训效果的自变量进行研究表明，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的培训动力不足、学习力与适应力弱是影响人力资源开发效果的主要因素。任娟（2012）认为，影响新生代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基于能力要素的受教育年限、培训状况、工龄、个人技能等；基于个人主观意愿的城市定居意愿、身份认同等。沈路（2007）认为，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劳动技能与融入要求还存在现实差距，这些主观差距将使得进城农民工产生心理层面的适应障碍与失落感，从而影响归属感进而影响自主开发的动力。高华（2007）认为，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体的内倾社会交往模式封闭了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了他们的城市融入实践；进城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需要从心理上主动接纳城市文化，主动适应身边事物、丰富人际关系、调整消费方式、提升自身技能，才能更好融入城市。张洪霞（2013）以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机制为视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探讨了三种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协同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以及对这三种资本的协同开发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一个全新思路。

徐建军（2014）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着其就业能力、竞争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对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重要影响。他在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其人力资本开发进行概念界定和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民工市民化在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的现状做了分析，指出了当前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依此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何亦名（2014）基于人力资本成长本身能够带来效用的共识，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与实证模型，并利用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成长的相关假设，研究发现，收入的增加将促进“高成长效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对“低成长效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不明显。“亲乡型”社会资本会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概率；而“亲城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的概率，且对于高成长效用取向者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但“亲城型”社会资本会降低那些“非成长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

在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与效果提升方面，周玉兰等（2005）认为，建立农民工教育的长效机制，需要加强职前的城市生活常识、基本权益保护、职业技能以及生产技术和操作技能为主要内容的职前培训，同时构建以技能提升为目标的在岗培训。廖泽敏（2007）从融入城市的视角认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解放观念、深化改革、完善法律环境与公共服务、加大教育与培训力度等方面入手促进他们的融入。陈春光（2010）、郭庆松（2011）等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林顺利等（2010）则建议政府部门从变革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系统环节与要素层面入手，采取积极介入政策及手段，改善弱势群体的整体空间环境，并通过“赋权”（empower）政策取向激发弱势群体潜能，积极引导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戴烽（2010）认为，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对技能评估反应、职业测定、构造行业环境影响与转化动力来引导农民工参与人力资源开发与提升其人力资源开发效果。丁煜（2009）认为，应扭转农民工管理理念，将社区取代单位成为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宗晓慧认为，农民工的这种在低收入的非农产业就业身份、出卖劳动力而产生的雇用身份是影响农民工教育培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要转变这一现状，需要企业从战略视角出发，加强人力资源规划，通过产业升级与转化以及技术工人的转化等方式促进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效率提升。王德隆（2014）认为，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而且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学历层次和人文素养。为促进基于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职业培训为突破点，增强权益保护意识，构建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体系，政府、学校、社区等加强合作。王永群（2015）围绕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有关问题进行讨论，首先阐述了农民工的基本概念及形成原因，其次分析了我国当前农民工人力资源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最后就如何做好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宏如（2015）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研究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开发，认为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功能与间接功能，可以辅导职业生涯、提升职业能力，加强培训关怀、提升工作能力，实施深层激励、提升工作驱力、增强主体意识、提升工作助力，从而形成人力资本整体性立体开发体系，实现内外驱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体系。马明（2015）针对以往研究中只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开发，忽视对其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的问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产权与激励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效利用的激励措施。

李桦、黄蝶君（2012）认为，新生代进城农民工并不能依赖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人力资源开发期望。刘应君（2011）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国家权力、市场拉动与个体选择三者共同作用与博弈的过程，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国家主体起关键性与主导性作用，只有在国家通过自身的政治、经济、法律与行政行为解放了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制约，才能将这一社会问题降为个人的主被动选择问题[13]。因此农民工在中国现有历史条件下，通过自主努力开发的效率与效果有限。

三 关于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虽然较为完备，但其理论偏向于中观与微观层面，较少有关于某一社会群体的人力资源宏观开发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宏观层面的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但较少分析政府系统行为对社会群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事实上，新生代进城农民工作为最基层的员工，从事最为简单的劳动，极难获得工作内容之外的培训机会。此外，基于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制度性保护偏弱，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让企业不愿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投资。

基于政府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政府公职人员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体系建设研究，较少关注政府对于社会特定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虽然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1964）、侯风云（2007）等部分研究学者从国家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讨论了政府在教育投资与社会群体的人力资本增长方面的关系，但政府教育投资的受益群体边界模糊，难以准确推断教育投资对社会某一特殊群体的具体受益状况。此外，新生代进城农民工作为特殊的在职群体，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他们获取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政府在职教育资源投入的机会与能力薄弱，而政府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时又未能向其倾斜，使得这类人群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处于边缘地带。

关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府行为的研究，大部分体现在过往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融入影响方面，较少关注政府行为对增进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利益的效用研究方面，也较少讨论对该类群体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政府行为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以上文献分析表明，新生代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基层，从事最为简单的劳动，极难获得工作内容之外的培训机会。此外，在这类群体的人力资本偏弱的禀赋特征与企业的理性逐利行为双重制约下，企业也不愿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投资；他们自身获取政府的在职教育的资源能力较弱，而政府在分配时也缺乏相应的资源倾斜，使他们被城市社会边缘化。

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Self-Selection）和人力资本转换理论认为，相对于本地居民，移民在迁入之初在收入上总是处于劣势，但劣势是可逆的；相较于本地居民，如果移民的人力资本较高，则他们在迁入后收入有望追赶上本地居民，该迁移行为可称为正向的自我选择；如果其人力资本较低，则收入的差距可能会被拉大，他们的劣势地位将很难改善，该行为则称为负向选择[14]；在这种负向选择下，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过程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与参与或没有开发资源的优先配置，仅靠市场与自身力量进行开发，他们的弱势地位在这种负向选择下将不会得到改变。

从政府的目标体系来看，政府的政治目标主要为维护执政地位、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履行法定政治义务，而其经济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资源控制能力、提供合适公共产品、提升教育程度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其社会目标则是保障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公正、维护环境与推进社会发展。通过对政府目标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源开发的职能贯穿于三大目标之中，只有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才能使政府的三大目标顺利实现。而特定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政府行为研究视角存在缺失，这使本书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