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种典型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

一 生产和人口集中度的倒“U”曲线理论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汉森（Hansen,1990）、戴维斯和亨德森（Davis and Henderson,2003）、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指出，随着经济增长，一国或地区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度呈倒“U”形曲线变化。经济增长初期，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沿海大城市流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环境、闲暇、居住条件有较高要求，因而中小城市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这种转变。德国、美国等国实现了，但日本、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没有实现，集中度仍然很高。因此，以德美和日本为代表，可以从各国生产和人口空间布局的演变中提炼出两种典型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

二 经济增长的典型空间模式之一：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经济增长过程以“国家功能高度集中”为特征，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经济金融中心高度集中于首位城市。在首位城市各类国家功能又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除了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拉美等国家都是这种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期。日本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37%上升到1975年的76%。由于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过程中，日本的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先集中发展（杨建军等，1998），全国几个主要的中心城市急剧扩张，人口和资本在这些中心城市聚集，中心城市在规模结构与功能结构上快速发展，城市快速膨胀形成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日本的八大都市区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72.87%（1980年）。东京等城市聚集大量人口，由此带来通勤、住房等生活成本上升、闲暇减少、过度拥挤等问题。

亨德森（2003）研究发现，一国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将阻碍一国经济增长，该研究发现，包括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在内的55个国家过度集中了。在亨德森（2003）的研究中，日本不存在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亨德森（2003）低估了日本的集中度，他只用了东京的人口，但东京只有2000平方公里，东京圈包括东京和周边3县（神奈川、千叶、崎玉），加起来和天津面积差不多。陈利锋、范红忠、李伊涵（2012）用东京圈人口作为日本人口的集中度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日本生产与人口不仅存在过度集中，而且其过度集中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会阻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首先，拥挤将增加通勤时间，挤占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其次，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将使有限的资金投资到巨型城市的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同时，由于大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和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又进一步挤占了研发资金的投入。再次，由于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研发人员要求较高的工资，因而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本。最后，“城市病”是城市规划与管理难以跟上城市发展步伐的结果，同时又增加了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难度，进一步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日本曾高速增长，但1992年至今经济却长期停滞，这与日本的城市化模式不无关系。

三 经济增长的典型空间模式之二：德美模式

德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家功能”分散，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经济金融中心分散在各个城市。例如，我们很难说德国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在哪个城市或城市群？德国弗朗霍夫学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弗朗恩霍夫学会下设80多个研究所，年经费10亿欧元，总部位于慕尼黑。这80多个研究所分布在德国40多个地区。德国首位城市是多中心的，而不是单中心的。例如，莱茵—鲁尔城市群面积1.1万平方千米，拥有1000万人口，是德国人口规模最大、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群，在面积和人口规模上同中国天津相当。但莱茵—鲁尔城市群内有许多大、中、小城市，其中，50万人口以上城市有科隆、埃森、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0个，还有一批2.5万人口以上的小城镇。这些城镇鳞次栉比，彼此距离几人口至几十千米，形成东西向转向南北向的弓状城市群（Paul Gans,2000）。

美国国家功能也比较分散：科技中心有多个，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硅谷，教育中心很分散，经济中心也较分散，有纽约、洛杉矶、硅谷、芝加哥、西雅图、休斯敦等。范红忠、岳国宝（2010）比较研究了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功能集中度，发现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界定的17个行业中，除制造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外，其他16种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最高的城市都是北京。在美国劳工局划分的22个行业中，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最高的都市区有11个，而且，这11个都市区在空间上分布比较均衡，如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德里亚都市区和纽约—北新泽西—长岛都市区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底特律—沃伦—利沃尼亚都市区位于美国北部地区，达拉斯—沃斯堡—阿灵顿都市区位于美国中南部地区，菲尼克斯—梅萨—斯科茨代尔都市区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洛杉矶—长滩—圣安娜都市区位于美国西部地区，芝加哥—内珀维尔—乔利埃特都市区位于美国中北部地区。在中国17个行业中，11个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次高的城市是上海，广州和深圳各是两个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次高的城市。而美国22个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次高的都市区分散在14个都市区，其中，费城—卡姆登—威尔明顿、奥兰多—基西米、休斯敦—舒格兰—贝敦、印第安纳波利斯—卡梅尔、密尔沃基—沃基肖—西艾利斯、孟菲斯、圣何塞—森尼韦尔—圣克拉拉、弗雷斯诺8个都市区都不是行业国家功能最高的都市区。

从单个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的大小来看，中国IT行业在北京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高达37%，租赁商业服务在北京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高达38%，而美国只有保健支持业的行业国家功能集中度在纽约—新泽西—长岛都市区，达到最高的29%。综上，中国的北京、上海承担了过多的行业国家功能，而美国各行业的行业国家功能相对要分散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城市化曾经是日本模式，后来，为了缓解大城市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压力而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68年，仅占全国2.2%土地的巴黎区，却占有18%的全国人口和30%的城市人口。对此，法国实施了领土整治计划和工业分散政策，提出“阻挡住把全国一切有生力量带往大城市的潮流，在所有资源尚未充分利用以及纵然有雄厚潜力而趋于荒芜的地区重新开发生命的源泉”。法国在制度、人力、财力上采取了各种措施。第一，加强一批除巴黎以外的外省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第二，鼓励分散工业布局，发展落后地区。首先，政府明令禁止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区新建和扩建工厂，不执行者将给予重罚。其次，设立“地方化奖金”，鼓励中央机构向外省迁移。最后，奖励在落后地区扩建和新建工厂的企业，并发展金融业。